香港,让海外学人情有独钟

香港以其自由、开放的活力吸引着各方英才，许多从大陆、台湾留学海外的学子学成归来都落户香港，他们是思想、学术方面的精英，香港为他们观察、思考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供了最好的角度。这些思想精英让香港变成一个更有内涵的城市。

甘阳，在香港反思八十年代精神

甘阳，1952年生于沈阳,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荣誉研究员。1981年甘阳进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1989年去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是一个既没有明确专业、又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机构。其培养目标是所谓“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其实就是通识教育。他的研究领域遍及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身在香港的甘阳继续思考着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

八十年代，甘阳主持编辑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功莫大焉。在《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里，有一篇对甘阳的采访，查建英这样描述甘阳：“在朋友中素有狂傲之名，但他周围一圈‘死党’又都承认他对书对学术思潮有着一流的直觉，是天生的策划家、组织家、鼓动家。”

不同的人对于八十年代，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在与查建英的访谈中，甘阳几次谈到八十年代的思潮含有一种“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他早在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这书是1989年首先由香港三联出版）所写的“前言”中就表达了走向现代的忧患意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

龙应台：“香港不是被低估，而是被误解了。”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文化圈中深有影响。

1990年，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开始了她的杂文《野火集》专栏，短短一年，就像野火般地向四面八方燃烧起来，掀起一股“龙卷风”，震撼了台湾无数读者的心灵。随后，《野火集》有了大陆版，同样震撼了大陆读者的心灵。

龙应台在香港落户后，自称最大收获是一种“南洋意识”。她将从前由北京和上海这个“中原”的视角看中国，转变为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望向北边。“为什么香港的北角区会成为‘小福建’？潮州人怎样打拼江山？台湾和新加坡的闽南文化如何形成？香港的粤文化如何影响中国？当我的思考方式改变后，以前许多本来不理解的事物，就突然明白了。”

她对香港情有独钟，并表示很容易就找到100个爱上香港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e道’(自动查阅证件系统)，全世界哪有一个地方，当离开一阵子要回去时，只需10数秒就能过关返回家园。”她不想像上一代的文化人一样，只把香港当过客的地方；她要做一个真正阅读香港的现代文化人。她说，“香港不是被低估，而是被误解了。”

许子东：在香港实现学者的生活理想

许子东在上海出生，年少苦读，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UCLA)东亚语言文化系文学硕士、香港大学中文学系哲学博士。现在居于香港，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任教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批评等科目。平时也担任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高收视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把学术融入日常话题中。

他认为自己做电视节目只是副业，而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关键在他的专业领域，而职业操守最为重要。多年前他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学插秧。梯田是弯的，插秧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人插头路，这是插秧的高手，生产队有几十个男劳力，只有3个人会开头路，一个老头两个年轻的，他们干完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这3个人就是专业人士，最朴素的行业也有价值观念，农民都懂得最朴素的真理。知识分子首先应做好自己的专业研究。对于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许子东认为大学生要想办法把“秧”插到最好，不要想那些多快的方法，要相信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尽量去追求它最高的水平。

据许子东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从海外发端的。《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写作，寄回国内发表的。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活跃的作家有很多是海外留学归来，留学英美的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留学日本的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等。与现代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当代文学是真正开始明确本土观念的文学。今天的中国空前与世界接轨，可是中国的当代作家却与外来文化的直接联系少了，不再像现代作家一样有着与世界接轨的知识根底，当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创作于印度洋的邮轮上。许子东主张中国文学应有面向世界的胸怀。

许子东很早时候的理想是有一个舒服的沙发，沙发对面有一个很好的音响，不用天天上班，可以读书，一个礼拜出去举办一个讲座或上一次课，每年能够有半年的时间给他旅行，他现在差不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了，他在香港每年7个月的时间用来上课，有5个月的时间休息。

郎咸平，为中国经济发出“盛世危言”

郎咸平，经济学家，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1956年生于中国台湾，198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创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

早在2000年，郎咸平就点出了如日中天的德隆的问题，提醒投资者要警惕德隆可能出现的风险。2004年，郎咸平《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引起席卷全国的争论。他是最早公开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出批评的人，并致 力于对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一贯为中小股民说话，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主张以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建全信托责任来解决现在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2003年以来，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战略研究，为企业高管人士进行“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剖析，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教父”。

由于郎咸平多次公开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提出置疑，他本身也招来很多批评，曾一度被人告上法庭，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也有人对郎咸平将研究报告直接公开表示不满，并认为郎咸平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称他是“媒体经济学家”，“外星人”。郎咸平回应称只要是上市公司就应该受公众监督，这些结论都是通过对国内数据的研究后作出的，并不存在所谓脱离国情的问题，他还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曼为例，说明经济学家在媒体上积极发表言论的意义。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

丁学良：梦想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家，自幼失怙，颠沛流离，幸有慈母鞠育，饥寒之中不敢丢弃学业，断断续续，后得恩师大力举荐，赴美国留学，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喜爱红酒、绿茶、古典音乐和经典电影。但他将自己界定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他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序言中表示，“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抱着宗教般的热忱。也许这跟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文化氛围有关：我的故乡是皖南，那儿除了盛产穷人外，还盛产文人，因“文”而名垂青史者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这其中就包括二十世纪初从美国名校留学归国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的胡适之博士。在我们皖南学童幼稚的心灵里，著名学校的魅力，无异于虔诚信徒心目中的本教圣殿。”

一篇《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文章将丁学良推上了风头浪尖，丁学良则直指经济学家与企业的利益勾连，“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丁学良对国内经济学家学术能力的评价，恰好吻合了中国民间社会对经济学界的普遍不满。

出国二十余载，至今他还保留着中国护照，尽管一次次在过境时遭受歧视，但他想坚持到底，现在虽然身在香港，公寓面向大海，每天都可以尽享碧海美景，他却说最希望的是回到国内当一名大学教授，而以他的个性，北大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