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单位的认识

摘 要：翻译单位是翻译理论中一个关键问题，也颇有争议。从语言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从词素、词、短语、小句、句子、段落到篇章的划分话语的不同观点；功能学派则试图确立功能翻译单位，而翻译研究派的学者提出“文化”作为翻译单位。讨论翻译单位一方面要有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还应考虑需要转换的特定的一对语言。同时，翻译单位的划分应易于分析和操作。就汉英互译而论，应把什么作为分析和操作的单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翻译单位；话语；自然段落

翻译单位的问题与翻译对等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就翻译过程而言，翻译单位是在什么层次上寻求翻译对等的问题。就翻译作品而言，翻译单位是判断翻译对等的工具。由于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在翻译对等问题上的分歧，因此，对于翻译单位的问题也众说纷纭，有的甚至全然否认有这样一种单位。

1.翻译单位的国外认识

（巴尔胡达罗夫，1985；Rabadan，1991；Nord，1997；Toury，1995）。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国外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理论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话语划分方法作为翻译单位。Vinay和Darbelne（t1958）提出了“思维单位”（unité depensée）的概念。他们认为，思维单位、词汇单位和翻译单位是一致的。拉多（Rado）（1979）提出了复杂的“逻辑素”（logeme）作为翻译单位。“根据拉多下的定义，逻辑素是‘翻译家从事翻译这种艺术创作过程时必须从原著中分解出来，然后在译著中加以再现的成份。对于翻译家来说，逻辑素是从事研究的工具。每个逻辑素都有一个逻辑上的理由作为根据，所以才叫逻辑素’。”（罗进德，1984）拉多指出，逻辑素是多种多样的，而最基本的逻辑素乃是整个待译作品。看来，他实际上是把整个篇章作为基本的翻译单位。巴尔胡达罗夫把篇章作为翻译单位时，仅限于诗歌翻译；Koller则把篇章翻译单位从诗歌翻译扩大到广告翻译。巴斯内特（Bassnett）在讨论文学翻译时，认为篇章作为翻译单位也适用于散文翻译（并也适用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因为，她认为，篇章是基本的单位。（Shuttleworth & Cowie，1997）她和勒弗费尔（Lefevere）甚至提出“文化”（the culture）作为基本的翻译单位。功能学派则提出了按功能划分翻译单位的观点（Nord，1997）。此外Sarvali（1986）又提出了所谓“信息素”（inforemes）的概念，而Rosa Rabadan 则提出了“翻译素”（transleme）的概念（Rabadan，1991）。根据Rabadan 的说法，“翻译素”的术语是1984年由Brisset最先提出的，尽管她对“翻译素”所下的定义与Brisset有所不同。关于翻译单位的辩论尚在继续中（Nord，1997）。

2.翻译单位的国内认识

在国内，罗进德（1984）早在1984年就对国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介绍，包括巴尔胡达罗夫、敏雅尔-别洛鲁切夫、巴斯克斯-阿约（Gerardo Vazquez-Ayora）等人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Rado提出的逻辑素（logeme）这一新概念。李晓棣（1990）也撰文重点介绍了巴斯克斯-阿约的《论翻译的分析单位》（1982）。阿约从语义途径（semanticapproach）和语篇途径（textual approach）来寻找翻译单位。他在语篇分析的基础上列出了五种翻译单位：（1）词汇层（Lexies）；（2）义素和同项（Sememe and isotopy）；（3）主位、述位/主题、述题；（4）逻辑素（logeme）；（5）加工单位（processing units）。蔡毅等翻译的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1985）其中一章专门介绍了巴氏关于翻译单位的观点。巴氏认为，所谓翻译单位，“就是指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文中并没有对应物。换言之，翻译单位就是原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根据现代语言学，巴氏把翻译单位分为（1）音位层（书面语里是字位层）；（2）词素层；（3）词层；（4）词组层；（5）句子层；（6）话语层。

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几乎没有涉及翻译单位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由于引进了国外翻译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引起了我国翻译界的重视。吕俊（1992）对我国翻译界关于翻译单位的研究有过一个小结。他谈到了王德春、罗国林和王秉钦等有关翻译单位问题发表的一些看法。吕俊认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语义确定法来划分单位的，但他们所划分的层次都各有不同。罗国林（1986）从四个层次划分单位：词素、词、短语、句子。王秉钦（1987）划分六个层次：音位（字位）、词素、词、短语、句子和话语。王德春（1990）则划分为七个单位：音位（字位）、词素、词、熟语、词组、句子和话语。在分析评论上述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吕俊提出了以“语段”作为翻译单位。罗选民（1992）则在《论翻译的转换单位》一文中，首先区分了话语层翻译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并提出了以小句（clause）作为话语层的基本转换单位。所谓“转换单位”，也就是操作单位。司显柱（1999）也提出了以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柯飞（2000）说：“国内外研究者皆表明，小句似乎是较理想的翻译单位，因为在小句这一层次最有可能把“意义对应翻译”同“结构对应翻译”联系起来。

3.翻译单位的不同界定

研究翻译单位，不能脱离具体转换的一对语言。这一点Rabadan（1991）也指出，“翻译单位只能基于两种文本的基础之上，因为其存在取决于两种文本之间翻译对等的模式。”Toury（1995）也说，翻译单位必须建立在两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之上，即应以“目的语和源语这一对语言的比较分析单位”出现。尽管翻译实践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单位的划分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即两种语言的亲缘关系越近，翻译单位就可能越小，反之则越大。因此，从不同的一对特定的语言出发的研究者，就可能对翻译单位有不同的划分。例如，一直从事印欧语系语言之间翻译的人，就往往主张以词为翻译单位，Newmark（1981）就是一个例子。他曾认为，“理想的翻译单位是词。”但从事英汉/汉英翻译的人都知道，由于两种语言在词汇、句子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很难做到以词为翻译单位。比较多的英汉/汉英翻译工作者主张以句子（sentence）为单位。这在语言学上也确实有一定的依据。例如，Bell（1991）就认为，“能够描述的最大的语言单位是句子。”但以句子为翻译单位，“不能做到等值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因为，这样翻译就有把句子孤立起来进行处理的倾向”（Ayora，1982），“就有忽视句子衔接的问题。”（Newmark，1988）据Kiraly（1990）收集的材料分析，“很少初学翻译的人在翻译时考虑到句子之间的衔接问题”。

其次，在特定的一对语言之间，翻译单位的划分，理论上必须有合理性，实践上要有可操作性。如上所述，以汉英互译而言，若以句子为翻译单位，难以观照句与句之间的连接和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若以语篇为单位，则因单位太大而难以操作，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文本中的每一个词、短语和句子的意义，都需要在整个语篇的观照下确定。若以话段为单位，即使在语言学家中，对话语的划分也还存在着很多分歧；因而对一般译者来说，要是不具备语篇分析的基本知识的话，就更难以划分了，因此也就难以操作。至于从功能来划分翻译单位，更难以有可循的规律，而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则实在有点儿太抽象了。

因此，翻译单位既是多元的，又是互补的，既可以在词、词组层、句子层，也可在段落层、语篇层。译者需依时依地，从意义表达的根本需要出发，做出合适的选择，并不断地调整。比如，大多数论者都认为，翻译单位等于或大于句子，但同声传译显然用小于句的单位进行翻译。而书名和电影名则往往以整个篇章为单位进行翻译，如电影Rebeca译成《蝴蝶梦》，Mattrix译成《黑客帝国》。

4.总结

对于翻译单位的认识，各有自己的主张，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以什么为单位，因人而异。因此，翻译单位研究应当追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词为单位，什么情况下使用句为单位，什么情况下使用其它单位，才能达到最佳的翻译，而不是再争论什么是翻译单位的问题。只有这样，研究翻译理论才能起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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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晓棣.巴斯克斯・阿约教授的《论翻译的分析单位》[J].中国翻译，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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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进德.翻译单位――现代翻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J].翻译通讯，19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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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司显柱.论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J].中国翻译，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