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选

阿多诺致本雅明

赫恩伯格，黑森林，1935年8月2日-4日

亲爱的本雅明先生：

今天，我终于想试着谈谈你的文稿。我非常仔细研究了你的文稿，也再一次地与菲丽西塔丝讨论了文稿。她完全赞同我在这里的意见。你所处理的主题的重要性，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评价甚高；你所涉及的问题，我相信对我们两人而言都非常关键。如果我以完全坦率的、开门见山的方式来谈论问题，那是因为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是与你主题的重要性相符的。但是在进入批评性的讨论之前，我想说，尽管你的工作方法意味着，[你的]概述或者摘要不可能充分表达你的想法，可是对我来说，你的文稿充满了一些最为重要的意见。其中，我特别要强调你关于充满[乌托邦]痕迹的生活（living as a leaving of traces）的极好段落，关于收藏家的权威性评论，关于将物从其实用性的诅咒中解放出来的文字，以及对奥斯曼的辩证性解释。作为对诗人的一种读解，你关于波德莱尔章节的大纲，以及你在第20页对“新”（nouveaute）的范畴的介绍，对我来说，也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由此，你应该已经推测到不出你意料之外的东西：我仍然关注你在诸如“19世纪的史前史”、“辩证意象”（dialectical image）、“神话和现代主义的配置”这样的类目下设定的复杂议题。如果我不在“材料的”和“认识论的”问题之间作出任何区分，那么纵然这与你文稿的外在组织不相符，肯定仍是与你文稿的哲学内核相一致的。你文稿中的内在运动使得“材料的”问题和“认识论的”问题之间的对立消失（如同在既有的两种现代版本的辩证法中发生的那样）。让我把你在第3页上的箴言“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作为我的出发点。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把重要的钥匙，用以开启就所有那些辩证意象理论中的母题而言的问题。[你的]辩证意象理论激发了我围绕这一非辩证性的命题进行批评；唯有消除[“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这一非辩证性命题，才能澄清你的辩证意象理论自身。因为这一命题看起来隐含着三个东西：把辩证意象视为一种意识内容，尽管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内容的构想；其几乎可以说是历史的一发展性的与作为乌托邦的未来之线性关系；还有对应于这一特别的意识内容恰当的、自足的主体的“时代”之观念。看来，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这一可被描述为一种内在性的辩证意象的版本，通过引入一种与其说是损害其主体性的细微差别（subjective nuance），不如说是损害其根本性的真理内容（truth content）的简单化，不仅威胁和削弱了这一概念的原初的、神学性质的力量，而且也没有考虑到通过矛盾所产生的社会运动。为此，你自己在此牺牲掉了神学。

辩证意象与梦幻

如果你将辩证意象定位于作为一种“梦幻”的意识之中，那么你不仅使辩证意象这一概念丧失了其魔力，由此驯化了这一概念，而且恰恰剥夺了这一概念中那种关键性的、客观性的解放潜力，而那种潜力能够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对辩证意象本身进行合法化。商品的拜物教特性不是一种意识事实；相反，在其生产意识这种显著的意义上，它是辩证性的。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不管是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不能简单地将其反映成一种梦幻，而必须在同等程度上以欲望和恐惧来回应它。但是正是拜物教特性的这一辩证性的力量，在你目前的辩证意象之内在性版本的镜像现实主义（mlrror-realism）――如果你原谅这个表达的话（sit venia verba）――中丧失殆尽。回到你的宏伟的“拱廊街研究计划”初稿的语言：如果辩证意象不过是拜物特性在集体意识中被感知的一种方式，那么作为乌托邦的圣西门式的商品世界的概念，也许能得到很好的揭示，但是其反转――也就是作为地狱的19世纪的辩证意象――则很难得到很好的揭示。但是只有后者才能将“黄金时代”的意象置于合适的位置；正是以这种双重意义，就是说，以兼有地狱（Underworld）和世外桃源（Arcadia）的双重意义去阐释奥芬巴赫，才是极其合适的。两者都是奥芬巴赫作品的显在范畴，其表现甚至可以从其器乐谱写的细节中被追索到。由此，你在你的文稿中放弃地狱（Hell）的范畴，尤其是除去有关者的卓越段落（论金融投机和机遇游戏的段落不能替代之），对我来说，不仅仅导致你的文稿丧失了一定程度的光彩，而且也失去了辩证一致性。现在我自己变成了最后一个不承认19世纪“意识内在性”之相关性的人，但是辩证意象概念不能简单地从意识内在性中导出。相反，意识内在性自身，作为一种“室内”（Interieur），是作为异化的19世纪的辩证意象。在那里，我将不得不将我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的第二章之赌注留置于新的游戏之中。所以，辩证意象一定不能转写进作为一种梦幻的意识中去。相反，梦幻应当通过辩证解释得以外在化（entaussert），意识内在性自身应当被理解成现实的一种星丛――就如同它是一种天文学相位，可以说在其间，地狱漫步于人类之中。在我看来，唯有在星星之间籍以进行此种漫步旅行的星图，才能提供作为前历史之历史（history aspre-history）的明晰视野。

集体意识与神话

让我试着从[与你]完全相反的立场来再次阐发我同样的异议。基于你的辩证意象的内在视野（我将使用积极的术语来将其与你早先的有关模式（model）的构想做对比），从一种指向“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参照出发，你阐发了最旧与最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你的初稿中已经占据了很中心的位置。从而，远古的东西变成了对新的一种额外增补，而不是“最新”本身，因此它变得去辩证化。无论如何，与此同时，就其不是变得像地狱幻景（a phantasmagoria of Hell）那样完全明晰，而仅仅是被从本原（arche）中凭空想象出来的而言，无阶级性的意象也同样是非辩证性地被投射回神话学的。由此，远古与现代得以融合的范畴，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灾难，而不是一个黄金时代。我曾经评论，最近的历史（the recent past）总是将自身呈现为好像它被各种灾难所摧毁似的。在此处和此刻（Hic et nunc），我会说它由此将自身呈现为史前史（prehistory）。在这一点上，我意识到我同意你在关于悲苦剧的著作中的最大胆的段落。

现在如果辩证意象的祛魅只不过是将其心理化为“梦幻”，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堕入资产阶级心理学的符咒之下。因为谁才恰恰是这一梦幻的主体？在19世纪，主体肯定就是个体，但是在个体的梦幻中，不能够发现对拜物特性及其纪念物（monuments）的直接描述。这就是为什么集体意识从而被[你]召唤出来，但是我担心在其现有的形式下，这一集体意识的概念不能够跟荣格的相同概念区分开来。集体意识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批判：从社会过程的视点来看，因为集体意识把远古意象实体化，而实际上辩证意象由商品特性产生，它不在某种远古的集体性自我之中，而在异化了的资产阶级个体之中。还有，从心理学的视点来看，因为正如霍克海默所言，一种群体的自我（a mass ego）只能存在于地震和大规模灾难之时，而客观的剩余价值（Mehrwert）唯有通过个人主体，并同时反对个人主体才能生效。发明集体意识这一观念只不过旨在分散人们对真正的客观性，以及作为其关联物的异化的主体性的注意。我们的任务是辩证性地去极化和溶解这种处于社会和独特的主体之间的“意识”，而不是作为商品特性的意象性相关物来激励它。这种梦幻性集体能起到抹杀阶级差别的作用，这一事实在此应当成为一种明确和充分的警告。

最后还有“黄金时代”的神话-远古范畴――在我来说这是社会决定性的――对商品范畴本身有着致命的后果。如果黄金时代的关键性“嗳昧”（ambiguity，德文Zweideutigkeit）（这一概念自身急需作理论上的澄清，不应该不对其进行仔细的审视），也就是它对地狱范畴的暧昧被抑制的话，那么作为时代之实体的商品自身就完全变成了地狱，然而商品被否定的方式，实际上导致了原初状态（primal state）的直接性以真理的面目呈现。由此，辩证意象的祛魅直接导致纯粹的神话思维，这时，克拉格斯就如同前面的荣格那样，变成了一种危险因素。你文稿中没有任何地方，与此点比起来，包含更多的疗救。这里将会是将物体从实用性的诅咒中解放出来的收藏家所秉持原则的一个关键之处。如果我正确理解了你的话，那么这也是奥斯曼所属之处。奥斯曼的阶级意识，恰恰是通过商品特性在一种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中的完善，开始了其幻景的解体。将商品理解为一种辩证意象，也就是要将后者认知为一种有关商品之衰退和“扬弃”（Aufhebung）的母题，而不是其向更古老的阶段的简单复归。―方面，商品是一种其使用价值趋于消失的异化之物，另一方面，商品也是一种异化的幸存者，它超越了其直接性。我们正是从商品之上，得到并不直接关乎人的不朽的承诺。为了发展你在“拱廊街研究计划”和关于巴洛克的书之间正确地建立起来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拜物视为一种19世纪不可依托的决定性意象（a final faithless image），只有死亡之头（death’s head）才能与之相比。在我看来，这是卡夫卡基本的认识论价值所在，尤其是体现在他的Odradek之中；作为一种商品，它毫无目的地幸存下来。也许超现实主义在卡夫卡的这篇童话达到了顶点，就如同巴洛克戏剧在《哈姆雷特》达到顶点一样。然而就社会的内部问题而言，这意味着单有使用价值的概念本身并绝不足以批判商品特性；这只能把我们带回到劳动分工之前的阶段。这点一直是我对贝尔塔（Berta，即布莱希特）的真正的保留意见。我对他的“集体的”功能（function）概念和无中介的功能概念总是抱有疑虑，我以为它们本身是一种“倒退”（regression）。或许你将从这些观察中――这些观察实质上恰恰涉及到你著作中的那些可能与布莱希特保持一致的范畴――可以见到，就是我的反对不仅仅是出于某种拯救自律性艺术，或者任何这类东西的狭隘企图，而是以一种非常的严肃性，来致力于我们哲学友谊中的我认为很基本的那些主题。假设我在这里要大胆地、干净利落地勾画我的批评之旅，可以说，我必须尝试抓住两个极端。神学的复归，或者更好的方法是，将一种激进化的辩证法导入神学的灼热心脏，同时这必将要求辩证法之社会的，事实上是经济母题的最大程度的强化。尤其是，这些东西必须历史地来把握。19世纪特定的商品特性，换言之，商品的工业化生产，必须被阐发得更明确、更具物质性。毕竟，异化和商品自从资本主义自身一开始就存在，也就是，从制造产品的年代，同时也是巴洛克艺术的时代一开始就存在，而现代的“统一性”此后恰恰存在于商品特性之中。但是，只有通过将商品的工业形式准确定义为与旧形式具有历史性不同的东西，建立完全的“原初历史”（primal history）和19世纪的本体论才有可能。所有对商品形式“如此这般”的指涉，使得那种史前史具有不被这一关键性例子所容的某种隐喻性的特性。我推测，如果你遵循自己的程序，也就是说，你不加犹豫地对材料进行无先入之见的阐释，你在此将会得到最大的阐释效果。如果说我的批评，与之相反，看起来是在理论性抽象的某一空间中进行移动，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将这种必要性仅仅看作是一种“世界观”（outlook，德文Weltanschauung）的问题，而对我的保留意见彻底地置之不理。

傅里叶或拱廊

但是，我还想补充些性质更为具体的特别评论。只有对照前面的理论背景，这些评论才会自然地变得可理解。作为文稿的标题，我建议你使用《巴黎，19世纪的首都》，而不是《首都》，除非你在使用地域范畴的同时，重新启用《拱廊街》这样的标题。你按特殊的人群划分章节我不认为完全合适：这种做法暗示了一种强行进行系统化的企图，这使我有点不安。你以前不是按照不同的材料，比如“长毛绒”、“尘土”等来划分章节的吗？傅里叶和拱廊街之间的关系也处理得不太令人满意。在此作为一种适当的安排，我可以设想各种城市材料和商品材料的星丛，这些东西在后面的部分可以依照辩证意象及其理论来破解。

关于第1页上的箴言，箴言中的“portique”（门廊）一词很巧妙地召唤起“古物”（antiquity）的主题；与最新物作为最旧物的理念相连，你也许在此可以初步处理帝国的形态学（就如同你在你关于巴洛克的书中处理忧郁一样）。在第2页，无论如何，应该明确揭示作为一种目的本身的帝国的国家概念，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你后续的评论表明你心里已经有了此种看法[在文稿的第二段]。你关于建造（construction）的概念完全不清楚。同时作为一种对材料的异化和对材料的征服，建造的性质已经明显是辩证性的。由此，在我看来，应当对建造明确地做出这样的辩证解释（注意它与现在的建造概念有着明确的区别；也许具有19世纪特点的工程师（engineer，ingenieur）这个术语，将会提供一个分析的合适出发点。顺便说一下，我认为你介绍和阐述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对此我已经作了一些基本的批判――不完全是清晰的。至于第3页，我要问是否铸铁真的是最早的人工建造材料（那么你置砖块于何地！）；总体来说，我不总是满意于你在文稿中使用的“最早”的说法。也许应该加上一条补充性的陈述：每一个时代都梦到自己为各种灾难所摧毁。第4页：“新的总是为旧的所渗透”，考虑到我前面对作为复归的辩证意象的批评，我对这句话极度怀疑。从来就没有什么对旧的真正的复归，相反，作为幻影和幻景（semblance and phantasmagoria）的最新物，它自身同时是旧的。我不是要唐突你，在此我也许要提醒你我的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中之“内室”（Interieur）部分的一些论述，包括某些对暧昧（ambiguity）的主题的评论。我对此再补充一些：作为模式（models）的辩证意象不是社会产品，而是社会情势表征自身的客观性星丛。因此，不要期待辩证意象能得到意识形态的或者社会的“实现”。你对物化仅仅作了负面的描述，这一点也是我要反对的，这是对你文稿中的“克拉格斯”因素的批判。我的反对主要基于你在第4页有关机器的段落。过高评价机械技术，过高评价一般的机器本身一直是过去的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特点；通过对生产工具的抽象指涉，生产关系由此被隐匿不见。

达盖尔或西洋景

第6页与非常重要的黑格尔式的第二自然概念相关，这一概念此后又被格奥尔格和其他人接受。《巴黎的魔鬼》（Diable a Paris）可能会把人带入地狱。第7页，我强烈怀疑你的说法，就是工人“最后一次”脱离他的阶级，作为场景的一部分出现，等等。顺便说一下，你在《卡尔-克劳斯》―文中所详论的“连载专栏”（feuilleton）的早期历史的观念，非常有意思；海涅也为[巴黎的]“连载专栏”写过东西。顺此我想到―种叫做“陈词滥调体”（Schablonstil [cliched style]）的老新闻文体；这值得追根溯源。出现在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对生活的感情或态度”（Lebensgefuhl）这一表达，非常令人反感。你对技术之肇始的不加批判的接受，对我来说，是与你对远古本身的过高评价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阐述我记录如下：神话不是对真正的社会的无阶级的渴念，而是异化的商品自身的客观特性。在第9页，你将19世纪的绘画史设想为是一种对照相术的逃离（顺便说一下，这严格对应于音乐作为对“平庸”的逃离的观念），这一想法很有力，但是不辩证。也就是说，由生产力造就的，没有被吸纳进商品形式的绘画领域的发现，不应当以一种直接的、具体的方式来理解，而只应自其痕迹的否定方面来理解（马奈看起来可能是这一辩证法的确切所在）。对我来说，这一点与你文稿中的神话学化和远古化的倾向相关。因为它们属于过去，绘画中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历史哲学中稳固的、与生产力相脱离的星丛。在神话也即是美杜莎（Medusa）的非辩证性的凝视之下，辩证法的主体性因素消失了。

格兰维尔与世界博览会

第10页提到的黄金时代也许是向着地狱的真正过渡。世界博览会和工人的关系对我来说不太清楚，看起来像是一种揣测，下此种断言无疑要极为小心。在第11页，当然需要一种主要的幻景（phantasmagoria）理论及其定义。第12页对我来说是一个警告（mene tekel）。我和菲丽西塔丝都记得你的土星引文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是它经不住更加严肃的反思。土星光环不应当成为铸铁阳台，后者却应该成为真正的土星光环。在此，我很高兴我不是抽象地去反对你，而是用你自己的成功之处来反对你，这就是你在《柏林童年》一书中无与伦比的《月亮》一章，其哲学内核很适合这里。正是在这点上，我想到你以前曾对我说起过的关于你的拱廊街研究工作的事情：这一工作只能是向疯癫领域的开拓。你对有关土星的引文的解释，却证明了你避开而不是征服了疯癫，是从疯癫领域的退缩。这是我真正的反对所在，齐格弗里德可能会对此表示赞同。考虑到这件事的极度严肃性，我必须在这里把话说得很无情。正如你可能打算去做的那样，必须以商品拜物教发现者的相关的原话，来支撑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同样出现在第12页的是关于有机生命（the organic）的概念，它暗示的是一种静态的人类学，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仅就其存在于拜物教之前这个意义上讲，有所谓有机生命的概念，因此它自身应当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如同“风景”这一概念一样。奥德拉德克（Odradek）中的商品的辩证性主题可能要放到第13页。在这里，工人运动再一次看起来像是一种牵强扯入的解围之物（deus ex machina）；当然，这可能要归罪于文稿的简省的风格，就如同在一些类似的文体形式中发生的那样；我的这一保留意见，也适用于我其他的许多保留意见。你论时尚的段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是你对时尚的解释可能需要与有机生命的概念相脱离，也就是说，与一种更高的“自然”相脱离，而与活物（theliving，德文das Lebendige）关联起来。于此，我想到了关于“闪光织物”，关于闪光绸的观念；对19世纪来说，它可能有着意味深长的重要性，它无疑也与工业进程紧密相连。也许你可以调查调查它。弗劳-黑塞尔在《法兰克福报》上的报道，我们总是读得津津有味，她一定知道这个。第14页上我特别为之不安的一段，是你对商品范畴的过度抽象的使用。我怀疑这一范畴是否以这种面貌“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顺便说一下，同样的反对意见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克尔凯郭尔》一书的“内室”（Interieur）概念和内在性（interiority）的社会学。我在此对你的文稿的所有抱怨，也必须指向我的早期研究工作。）通过特别参照世界贸易和帝国主义的现代范畴，我相信商品的范畴能够被有效地具体化。例如：拱廊作为集市，古董店作为暂存之物的世界贸易市场。日渐缩减的距离的意义――也许在于触及到赢取漫无目的的社会阶层的问题，触及到帝国征服的主题。我只是提些建议。自然，在这个方面，你从你的材料中能够得到更具决定性的洞见，能够界定19世纪的事物世界的特别形式（也许是从其丑恶面如瓦砾堆、遗迹、废墟等来界定）。

路易・菲利浦或居室

在第4部分开头论办公室的段落可能也缺乏历史的准确性。对我来说，与其说它是“内室”的直接对立面，不如说它是早期房间形式，也许是巴洛克风格的房间形式的一种遗存（想想地球仪、挂在墙上的地图、栏杆，以及其他种类的材料）。第15页关于青春艺术派（Jugendstil）理论。我同意你它代表了一种决定性的对“内室”的动摇，但我不能同意它“动员了全部的内心力量”。相反，它通过一种“外在化”的过程，寻求对它们的拯救和实现（象征主义理论尤其如此，特别是与克尔凯郭尔的“内室”意义截然不同的马拉美的各种“内室”）。在青春艺术派之中，性填补了内在性的位置。青春艺术派求助于性，恰恰是因为只有在那里，私密的个体才不是与内部的他或她相遇，而是与具体的他或她相遇。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青春艺术派艺术，从易卜生到梅特林克再到邓南遮。由此，施特劳斯和青春艺术派的起源在于瓦格纳，而不是勃拉姆斯的室内乐。用水泥作为建造材料看起来不是青春艺术派的特点，水泥的使用可能在1910年左右的奇怪真空期。顺便说一下，我认为真正的青春艺术派本身很可能与1900年左右的经济大危机同时发生。水泥属于战前繁荣期。在第16页，我提请你注意韦德金德在身后发表的对易卜生《社会中坚》一剧的奇怪解读。我不熟悉有关觉醒的心理分析文献，但是我会去研究的。但是精神分析自身，包括其对梦的解析、觉醒倾向、其有意和争议性的对催眠的拒绝（如同在弗洛伊德的讲演中看到的那样），难道不是与之同时的青春艺术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吗？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头等重要，也许扯得非常远的问题。在原则层面上作为对我的批评的一种矫正，我要在这里补上，如果我拒绝使用集体意识的概念，我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将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个体”当做真正的基质（substrate）。个体的内心应当弄得像一种社会功能那样明晰，而其所谓的自足性应当被揭示为一种幻觉（Schein）――它不是与一种实体化的集体意识相关，而是与实际的社会进程本身相关。在这里，“个体”是一种辩证性的、不能够被神话掉，而只能被扬弃的转换工具。再一次地，我要最大程度地强调“将物从实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段落，这是对商品的辩证性救赎的辉煌转折点。第17页，如果你能尽可能地详细阐述关于收藏家的理论和关于作为一种盒子的内室的理论，那我将会很高兴。

波德莱尔或巴黎街道

第侣页，我要提请你注意莫泊桑的《夜》，对我来说，如果说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是奠基石的话，那么莫泊桑的《夜》就是它的辩证性的拱顶石。我发现关于作为面纱的人群的段落极为精彩。第19页是辩证意象批判的地方。你无疑比我更清楚，此处提出的理论仍然不能满足这一主题的巨大要求。我只会说，暧昧不在于将辩证法转译进意象，而在于那种意象的“痕迹”，它本身仍然需要被理论彻底地辩证化。我似乎记得在我的《克尔凯郭尔》的《内室》一章中有个与此相关的有用的句子。第20页，也许应该把出自波德莱尔的《被诅咒的女人》（Pieces condamnees）的、伟大的《该死的女性》的最后一个诗节加上去。在我看来，必须小心使用虚假意识的概念；如果不参照其黑格尔式的源头，那么虚假意识这一概念在今天当然就不应该使用。“势利之徒”原来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通过萨克雷，“势利之徒”的概念开始广泛传播。应当在势利之徒和花花公子之间作出一种非常严格的区分；应该研究研究势利之徒自身的历史，在这方面，你可以从普鲁斯特那里找到最好的材料。你在21页上有关“为艺术而艺术”和“总体艺术作品”（allembracing work of art，Gesamtkunstwerk）的论点，就其现有的形式来看，对我来说是站不住脚的。“总体艺术作品”和“艺术主义”（artism），就其字面的意义准确理解的话，是完全相反的两种逃离商品特性的企图，它们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波德莱尔与瓦格纳之间的辩证关系，就一如波德莱尔与的辩证关系。

奥斯曼或街垒

我对第22页上有关金融投机的理论完全不满意，它首先缺乏理论，而这是拱廊街研究计划初稿中的一个出彩的特点；其次是缺乏一种真正的关于金融投机商的经济理论。投机是资产阶级理性（ratio）之非理性的否定性表现。或许对这一个段落的处理也能从“推至极端”的做法中获益。第23页也许需要一种明确的透视理论。我相信你在“拱廊街研究”的初稿中对此有所论述。发明于1810年至1820年间的立体照相镜，在此甚有相关性。在奥斯曼章节中的极好的辩证性构想，在你的正式文本中，也许可以比现在的文稿提得更准确和鲜明些。就现在的文稿而论，读者不得不首先对此进行解读。我必须请求你原谅我这些吹毛求疵式的评论，但是我想原则上，我应该至少把我在这里提到的一些特殊的例子归功于你。至于你问到的书，我将与我在伦敦瓦尔堡研究所的朋友温德（Wind）讨论此事。但愿我自己能够为你找到此书。你的文稿我将随信寄回。最后，我要请你原谅，因为我把我给你的这封信为菲丽西塔丝和我自己都复制了一份；这当然不是我通常的做法，但是考虑到这封信的实际内容，我希望你会认为这一做法是合乎情理的。我想这会令我们以后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变得更加容易些。――我只是让齐格弗里德转达我不能及时回应你的文稿的歉意，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你的文稿是何时写的，更不用说告诉他你文稿的内容。顺便说一下，他还没有回复我的一封长信，以我目前的状态来说，这令我心情不佳。在搁笔之前，我不能够不请求你原谅这封信的外观。它是在一台相当破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考虑到这封信的长度，手写是不太现实的。

菲丽西塔丝和我在这里的山区过得很好。除了起草一份将我的音乐论文编辑出版的计划之外，我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够出版。

以真正的友谊，

你一如既往的，

特迪・维森贡德

亲爱的德特勒夫，

多谢你画的大象巴巴！在目前，我只有给你多多的问候，对你余下的假期，我要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会很快给你回复的。现在，我仍然在深入研究你的拱廊街计划。

一如既往地致以诚挚的祝福，你的，

菲丽西塔丝（写成Felicitas对吗？或者应该拼成Felizitas？）

1935年8月5日

亲爱的本雅明先生，调和你辩证意象中作为主观元素的“梦幻”动力和作为模式的辩证意象之思想的企图，使得我有了一些构想，我今天把它们发给你。它们代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想法。

随着使用价值的失效，异化之物被掏空（hollowed out），由此而获得编码意义（encoded meanings）。在其将意向性的欲望和恐惧到这些异化物的限度内，主体性（subjectivity）占有了这些异化物。同时在这些失去使用价值的物体呈现为主体性意图之意象的限度内，这些意象将自身呈现为远古的和永恒的面貌。辩证意象是异化物和不断来来往往的意义之间的星座，在死亡和意义之间的超然时刻（moment of indifference）被实例化（instantiated）。当物看起来被觉醒而意识到最新之物，死亡则将意义转化为最古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