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时代的离异者

时代的混乱投射于他矛盾交织的人生，

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令人生畏却又极具魅力的人物，

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的人物，

一个把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的人物。

他是近代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明星学者，

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西奥多・阿多诺。

1903年9月，阿多诺出生在美因河畔的德意志历史文化名城法兰克福。父亲是德国犹太富商，母亲来自意大利的科西嘉。整个家族背景显赫，人才辈出，喜欢交际，热爱音乐，是上个世纪初典型的欧洲上流社会犹太家族，从事着与金融、商业、艺术和医学相关的事业，并在这些领域有着显赫的成就和地位。而这个家族对音乐的热爱，对阿多诺的人生影响最为深远。

出生于类似家庭背景的“大人物”还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兰茨・卡夫卡。然而，和这些聪明绝顶犹太思想巨擘不一样，阿多诺经历了二战的特殊时期。届时德国笼罩在排犹运动之中，在种族灭绝的阴影下，阿多诺走上了流亡之路。他背负了那个时代犹太人共同的厄运，憎恨德国；他却又是经典的德意志文明熏陶下的知识分子，继承了德国哲学的批判传统，无法不热爱德国。时代的混乱投射于他矛盾交织的人生，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令人生畏却又极具魅力的人物，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的人物，一个把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的人物。

哲学家的音乐基因

诚然，在中国，阿多诺不如他曾经的学生和助手哈贝马斯那么出名。甚至很多人听说他的名字也并非由于他的学术造诣，而是因为他的饱受争议的、与音乐有关的各种事迹。阿多诺，是一个没有当成音乐家的哲学家，虽然他本人或许对这一评价十分不屑。

童年时代的阿多诺并没有显现出任何哲学家的气质，音乐才是生活的主题。得益于家学渊源，一位歌唱家母亲和一位钢琴家的姨妈，阿多诺饱受艺术熏陶。1919年，16岁的阿多诺就读于法兰克福的天主教会学校，跟随伯恩哈特・涩克雷斯学习作曲，随爱德华・容学习钢琴演奏。因为一直钦慕“音乐革命之父”勋伯格，他在21岁的时候只身前往维也纳追梦，投在阿班・贝尔格门下，做起了勋伯格的徒孙。两年间，他日夜练琴，梦想发动音乐革命。

阿多诺替老师和他在布拉格的已婚情妇跑腿送信，每封信都有用十二音律主题编码的爱情秘语。贝尔格的情人汉娜是小说家弗朗茨・韦尔弗的姐妹，而韦尔弗娶了的遗孀阿尔玛――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隐秘联系了如指掌，让年轻的阿多诺觉得自己得以窥视这个圈子的秘密，有一种晋升为“圈内人”的自豪感，因此他后半辈子仍然对这些风流韵事津津乐道。

阿多诺最后离开维也纳，未能完成他的音乐事业。据说是因为勋伯格再婚，新夫人不允许师生之间来往。他旋即回到法兰克福开展哲学事业，但古典音乐对他的影响纵贯一生，他撰写了大量的音乐相关的文章，甚至创立了音乐社会学。

对于后工业时代的流行音乐，他持着尖锐的批判态度。然而被音乐理论家们反复评论、批判的不是阿多诺潜心创作的音乐社会学的著作，却是阿多诺在流亡英国期间，无心插柳偶然写成的《论爵士乐》。他不仅憎恶一切形式的流行音乐，甚至对某些古典音乐作曲家也颇有微词。

阿多诺坚持音乐应该纯粹，是涤荡心灵，而非娱乐。极端的理论树敌众多，理论界亦对阿多诺保持了沉默。专业的音乐理论家们认为他太过另类，却又不敢对一位哲学家的音乐思考妄加评论，因为总觉得其中有些东西是自己未能理解的。

永远的流亡者

1927年，阿多诺回到法兰克福，最终以一篇研究克尔凯郭尔的论文取得了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授课资格，并在大学同学霍克海默的邀请下，加入了当时的社会研究所，也就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发端之地。这里汇集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们：本雅明，弗洛姆，马尔库塞等。

阿多诺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灿烂的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著名学者萨义德将他誉为“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如果说歌德的作品中充满了狂飙突进的反叛精神，那么阿多诺则继承了这种传统。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基调，而批判的传统深深根植于德国哲学，亦是欧陆哲学的主流。德国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德语是世界上最适合哲学的语言，或者是因为其艰涩难懂。阿多诺被深深地刻上了德国哲学的烙印，而德国哲学又是是一座难以攀登的巅峰，所以，阿多诺也是难以读懂的。

他身上有一种德国哲学家的矜持和高傲。二战时，法兰克福学派集体流亡，奔走美洲。阿多诺当时滞留在英国，在牛津大学讲学，后在友人的再三催促下才终于到了美国。作为典型的欧洲之子，流亡到英国牛津，他觉得自己变得弱智，流亡到美国哥伦比亚，他觉得自己变得庸俗。

流亡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在美国时，阿多诺曾对霍克海默说，“或许，我们还是回去德国吧？”实际上他内心真正所想是：“必须回到德国！”他憎恶美国的通俗文化，甚至连美国的风景都能触怒他。在1933年的夏天，他不但丢掉了工作，还遭到了警察的搜查。流亡的残酷现实对于高傲的哲学家来说，是一场劫难：背井离乡，多年居无定所，更重要是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而回到德国，他作为德国犹太人的身份又使他无法百分百地融入母国。

写作成了唯一的发泄之道。阿多诺自己谈及流亡的命运时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了居住之地。”

用心聆听的语言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这是人们最爱引用阿多诺的一句话。社会愈加文明，文明却愈加野蛮。阿多诺对于社会和文明的失望情绪，在他的作品中不可抑制地蔓延。他批判资本主义，认为“可以将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刻已经过去”。他痛斥文化工业，“人们都被文化界的媒体广告操纵。流行文化使得现代人很被动；唾手可得的快乐让人变得易于满足，温良恭顺。”然而在那个时代，阿多诺并未被广泛理解。对于上个世纪秉持传统精神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阿多诺的精神洁癖几近保守，更遑论堪称娱乐世纪的后现代社会。

阿多诺被视为激进的先驱，战后的青年们将他视为神明。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叛逆的青年们一边继承大师的反叛，一边凌厉地批判大师。1969年，新左派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阿多诺正在做讲座时，多名女生涌进大教室分发印有标题“作为机构的阿多诺已死”的传单。3个穿着皮夹克的女学生围住他，四下撒花、表演着哑剧，最后在周围攻人群的起哄中掀起衣服出。正是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和《最低限度的道德》给了女人们这种“妇女解放”的希望。阿多诺遭遇羞辱，不久猝死于瑞士。

美国的西马研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的衣钵，后起之秀马丁・杰伊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离异者。阿多诺无疑是知识分子中的至纯至真至性之人，所以更显得游离于时代之外。他的思想艰涩难懂，他却不屑于解释，莫若翻译，曲高和寡，却也无人敢置喙。人们总是对他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津津乐道，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其中的奥秘。或许阿多诺的哲学不应该去阅读，而是用心聆听。也只有真正懂得古典音乐的人才能读懂阿多诺，他的思想是汩汩流淌的音符，是严肃的浪漫，是德国式的高尚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