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摘要：针对张昆仑关于三种价值理论评论中所说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四大问题”，并结合其提出的评论“准则”一并逐点商榷和反驳，以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方法论，正确地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关 键 词：劳动价值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17-05

《当代财经》(2006年第1期)发表了张昆仑教授一篇“关于三种价值论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从“评论“的文体标题看，在三种价值论评论中，作者依次评论了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人们原以为“评论”是用科学价值论去评论庸俗价值论，即用一种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去评论二种庸俗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是当我们从“评论”的行文思路去看，原来并非如此。所谓三种价值论的“评论”只不过是用庸俗的价值论否定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而且“评论”还特意在“评论”之前写了一个简短的“评论”准则：“对各种价值论的对与错、功与过的评价，必须坚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以揭示商品交换、价值演化的内在规律为准绳。以偏概全、固守僵化都是不足取的。”现在看来，“评论”作者在这里只不过是借助准则以显示其评论时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的。因此，本文愿首先并主要从“评论”如何践行其准则分析开始。

商榷之一：

在学说史上不乏有人提出种种准则或准绳，借以确立评论对方文品的标准或尺度，显示其评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自然是一种文坛上的常态。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会看到提出准则的和遵守准则的并非都言行一致，往往有自食其言的。“评论”的作者就是如此。

从“评论”开篇评论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字里行间里，人们很难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在哪里，“功”在哪里，相反满眼都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错和问题。既然“评论”声称是一种中性的评论，这怎么能说“评论”是客观的、全面的、求实的呢。

“评论”首先指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为此预设了一个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历史陷阱，并运用所谓的历史比较方法反复指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于“商品经济早期”，因此，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由于市场经济越发展，商品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难计量，甚至无法计量，这就使得劳动决定价值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样一来，“评论”就用历史时间差“忽悠”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问题首先是“评论”把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定位于“商品经济早期”、“商品经济萌芽期”，甚至是“物物交换形式”下的历史理论，真的是这样吗?

人们只要翻开《资本论》都会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思想，是继承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研究英国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这可在马克思的两部代表著作的序言及其当时的英国经济状况得到鲜明印证。马克思早在他的第一部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就明确写道：“伦敦对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1]后来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接着明确写道：“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2]就是说，马克思本人自述他所研究的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并把英国及其伦敦看作是研究平台的“典型地点”和“观察地点”。而熟知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恩格斯同样也明确告诉我们，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

英国当时的实际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资料显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中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期。它反映、再现了当时英国是“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状况。英国在1760~1830年间，占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同世纪的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完成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几百倍，到了1860年前后，也就是马克思写作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时代，英国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2%、欧洲人口的10%，却拥有相当于全球的45%、欧洲的60%的现代生产能力。工业制造业的产成品占全球2/5，生产了全球纺织品的71%、铁的53%。不难看出，当时英国经济状况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式的商品经济，而斯密等人正是依据这种商品经济总结出他们劳动价值学说的。可是，“评论”作者不顾这一经济状况及其学说史，硬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是出自于“商品经济早期”，甚至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物物交换”时期。

重要的是，马克思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和实践者，是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从人类劳动及其社会历史的实践中，总结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发现了唯物史观；又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从英国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实践中，总结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发现了劳动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学说。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后来被恩格斯评述为马克思毕生的两个伟大发现。所以，不难看出，作为体现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然是当时英国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了社会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之后，好像预感到有人会问及社会必要劳动是从哪里总结出来的，于是，他紧接着比较了英国的蒸汽机织布和手工织布的劳动价值决定问题。他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举例说：“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的一小时的个人劳动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2]

然而“评论”视而不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产生于英国现代社会这一“典型地点”和“方便地点”的历史事实，而硬说它产生于商品经济早期，甚至是物物交换形式下的历史时期，这只能说作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偏见。

商榷之二：

问题还在于，尽管“评论”高频率地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不发挥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作用，责难它“难以计量，甚至无法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可是“评论”在行文中又闭口不谈何谓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而只是从“社会必要劳动量”这一行字中抓出了一个“量”字大做文章。

《资本论》告诉我们，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常是采取质、量、度的方式方法进行的。在他看来，任何事物发展包括商品经济发展都是从质发展为量，再从质和量发展为度即尺度的，而且质、量、度“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质、量、度既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也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过程。现在，就让我们从“过程”的观点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规定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量的。

第一个过程：马克思首先从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分析开始。他认为，不同事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之后，才有可能在数量上作比较和计算。这个同一单位就是它们共同的性质。这个性质是一个抽象，是事物的同一或共性；由于商品价值是一定历史社会存在的价值物，因此，它自然应有一个社会规定，是社会劳动规定。尽管商品生产劳动是以个人劳动力及其劳动耗费形式出现的，但在商品生产时，个人劳动一定要按照社会劳动或人类劳动的标准来耗费。就是说，这时生产同一商品个人劳动耗费同其它个人劳动耗费应该是一样的，是同一性的抽象劳动，这样的抽象劳动才使两种商品交换价值有了一个共同基础。因此，马克思本质地指出，个人劳动力及其劳动耗费必须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2]那么，这种个人劳动力及其劳动耗费怎样才能达到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及其耗费的标准呢?这时逻辑发展须要从质进入到量的分析过程。

第二个过程：马克思在分析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再从量的规定性去分析。并且从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的数量上进行分析。这时他明确指出，个人劳动耗费之所以能得到社会公认而成为人类劳动或社会劳动，“只有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在这里，马克思一口气讲了三个“平均”数量来证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内涵或量的规定性。就是说，个人的具体劳动差别只有放到社会劳动这个转换容器中才能平均化为社会抽象的必要劳动，才能取得劳动者的劳动量化为社会劳动的资格。值得一提的是，不仅马克思强调使用社会“平均”劳动来概括价值规律的劳动数量内涵，一百四十年后的萨缪尔逊、诺德豪斯俩人在《经济学》上也意识到“经济学的规律只是在平均的意义上才是对的，它们并不表现为准确的关系”。[3]他们这种平均数经济规律，无疑是对马克思制定的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一个重要佐证。

那么，是不是说作为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只要光有劳动者的劳动就行了呢?不行。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个过程，在“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里：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对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样两种劳动形式同样要作量化分析。于是逻辑发展进入了第三个过程。

第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马克思补充指出，作为价值生产除了要有劳动者的活劳动以外，同时还必需要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物化劳动等生产资料(除自然界原有的森林、土地、河流等劳动对象外)，只有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才得以进行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这时，尽管这种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加入了生产过程，是形成价值生产中的必要的生产条件，但它并不是生产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也不是价值生产劳动的实体。正像商品二因素中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是价值的物质外壳一样，它本身并不是价值。做个形象的比喻，百米赛中跑鞋、跑道和运动员“一个都不能少”，但最后得冠军的仍然只有参跑者即运动员。

同时马克思对如何平均个人劳动也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马克思这时把生产条件和平均熟练劳动和劳动强度两个条件一并放到制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内而总结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熟练劳动程度的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就是说，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应该具备两个量化条件，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和“在社会平均的熟练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劳动，只有这种劳动才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所以，从方法上讲，一个“社会正常”，一个“社会平均”显然是认识和把握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个语言量问题。在作了上述的认识和总结之后，马克思最后才从科学上表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时逻辑进程发展为第四个过程。

第四个过程：马克思在论述质和量的规定性之后，即在已经认识、总结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之后，表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劳动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并郑重地告诉我们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价值规律内涵的基本表述。由此可见，马克思阐述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有一个质、量、度的认识、总结和表述的自然过程的。“评论”全然不顾马克思阐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上述系列过程，相反，只取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将这个阶段视为过程整体，不是“以偏概全”又是什么呢?

商榷之三：

“评论”还认为，在“市场经济社会，几乎所有商品交换都需要依赖货币媒介，而货币形式又摒弃了贵金属形成而采取了纸币形式，……这就使得内在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更加难以准确计量”。众所周知，在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出现过主张保留商品而摒弃货币的。“评论”虽然没有这样“直接而清晰”，但若从整个“评论”的思路看去，可以说，“评论”并未牢固地把握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精神实质。

首先，“评论”未认识到作为价值规律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衡量商品价值时是分为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而且这两种尺度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相互区别的。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无疑是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价值实体的内在尺度。但必须看到，作为商品价值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价值的相对性，即价值生产和价值表现是相对的问题。一个商品有没有价值和有多少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生产者本人的个人劳动、私人劳动说了算，而是要相对地通过另外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证明和表现。这个另外商品作为等价物，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进而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商品历史逻辑过程中，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曾依次发展为简单的、扩大的、一般的到货币形式，而货币形式的出现就标志着等价物发展成熟了、独立化了。因此，这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通过货币并以货币外在尺度――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时劳动时间的日、时、分等内在尺度便转化为货币的元、角、分的外在尺度了。

由于“评论”搞不清楚马克思经济科学是经济哲学，因此对价值的质、量、度的逻辑发展，价值由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逻辑转化，从而对劳动向价值转化、价值向货币转化、货币向价格等系列转化不理解。所以，“评论”把货币(含纸币)的出现视为否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用的主要根据和理由，说这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加难以准确计量”，从而否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评论”不清楚，货币恰恰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挥作用的必然表现形式。

其次，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市场价值规律后，还应进一步地看到价值规律还要转化为供求(价格)规律，供求规律还要转化为竞争规律，而竞争规律也还要通过部门内部竞争规律和部门外部竞争规律来实现。所以，只有每一规律向下一规律转化，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价值规律得以逐渐发挥作用的形式和条件，才使商品价值得以准确的比较和计量。在西方，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由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萨缪尔逊等人的“平均数规律”来指引的。马克思经济学非常讲究经济规律，在《资本论》中他把经济规律作为研究目的，并强调市场主体认识和利用市场经济作用实际上是认识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主要是劳动价值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转型的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规律来配置资源方式的。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领域中的基本规律，它在流通领域供求作用中转型为价格规律，由于市场经济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相统一的总体过程，并在这个总体过程中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转化为竞争规律。因此，这三大经济规律主要关系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基本内涵是同一的或统一的，即它们共同回答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像海、陆、空三军共同在战场上作战一样。三大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协调资源运行和资源配置。同时必须看到，这三条经济规律存在着明显差别：价值规律主要回答劳动因何、如何形成价值，说明在生产领域内生产某一种商品的价值量应该付出多少劳动量，这种量对量的价值规律作用在于使商品价值如何决定。但价值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能自我的独立表现自己，市场经济活动实践表明它必须通过另外一种货币商品来表现。那么，怎样才能找到另外一种货币商品来相对地表现呢?只能在社会商品交换价值中来表现，即在商品供求中来表现。像一个人只有用一面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面貌一样。所以，这时供求规律便主要回答商品进入到流通领域内，商品价值因何、如何表现为商品价格，就是说商品本身的价值如何通过供求关系中表现劳动时间转变为或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时它如何才能既是个别的又是一般的。市场实践证明，只有通过部门内厂商竞争和部门间厂商竞争，并主要围绕着价格中的成本价值和利润价值竞争。这时厂商各个主体之间展开殊死搏斗，逐渐地形成平均利润率，达到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之目的。所以，竞争规律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两条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或最终实现形式。

因此，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律作用，必然要通过其转型的供求(价格)规律和竞争规律等规律来实现。所以，逻辑发展和实践过程都一再表明，每一商品经济价值的实现根本不可能像“评论”理解的那样“准确计量”，它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规律”。正如前面提到的，萨缪尔逊在他的《经济学》中也认为经济学规律只是一个平均数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或计量经济不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特点。

商榷之四：

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一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不理性，为无产阶级旧制度提出理论武器，二是为了揭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及其实现形式，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所以他强调指出，他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的，并从方法上告诉我们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包括劳动价值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秘密”、“枢纽”、“基础”，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劳动二重性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评论”想否定社会必要劳动及其价值决定于劳动，可是在整个“评论”中只字不提“劳动二重性”这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技术”。因此，“评论”把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只看作是商品生产者本人的具体劳动或私人劳动量，有时又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作是抽象劳动或社会劳动，摇摆于劳动二重性之间。“评论”之所以始终未能稳固地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视为社会劳动时间或抽象劳动时间，原因主要在于“评论”未能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劳动是二重性劳动。

“评论”还说，“依照传统劳动价值论，势必产生价值归属上的理论悖论”。什么悖论呢?“评论”说“依照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交换按等价交换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就应当全部归劳动者所有；纯粹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就都是剥削所得(即无偿占用了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倘若我们反问一下，如果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剥削，他们又应当如何呢?”

在这里，“评论”作者显然重犯了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学者曾经犯过的错误，就是“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劳动为基础”。[2]“评论”同样在这里混同了两种私有制和两种劳动，因而把个体劳动的私有制运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同自己不劳动的大私有制运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去雇佣并剥削别人劳动混为一谈了。前一种小私有制劳动，经过等价交换的商品价值自然应全部归属于“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劳动者所有；相反，生产资料所有者比如大私有制雇佣劳动所生产的“收益”自然是一种剥剥。“评论”作者设问，如果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剥削，他们又应当如何做呢?如果像“评论”认为的那样，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剥削，当然是指个体劳动的私有制，是马克思前面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私有制劳动。“评论”进一步假定说，他们只能将生产资料让渡给劳动者去使用而不能收取一分钱的报酬。可是这样一来，从使用生产资料的一方来看，他们白白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却又不付给对方一分钱的使用费用，这岂不成了“无偿占有”了吗?无偿占有，岂不是对对方的剥削了吗?在这里，进一步表明“评论”并未搞清楚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劳动价值论是等价交换、价值规律的问题；而剥削不剥削则是剩余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规律的问题。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的性质不同。尽管两种规律有联系，但更有区别。我们从古至今还未见到过哪一个大私有者傻乎乎地将生产资料无偿地让渡给劳动者去使用而不收取一分钱的例子，即使是有，这种特例也毫无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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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 资本论[M]. 人民出版社，1975.

[3]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M]. 华夏出版社，1999.

责任编校：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