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资产权重指标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研究

摘要：同以往从流程再造角度对商业银行整体层面集约化经营的定性分析不同，文章基于风险资产权重指标定量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情况。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时间序列的纵向考察，还是与国际银行同业机构的横向比较，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呈下降趋势。对此，国内商业银行一方面应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寻求低杠杆、低资本损耗的创新型盈利模式；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资本约束理念。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集约；风险资产权重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金融危机后，巴塞尔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际银行业监管框架进行了重新审视，在第二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基础上，形成了基于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全面风险监管框架――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简称，巴III）。巴III的及其在各国的落地实施无疑将对强化银行业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其确立的最新监管标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效应亦愈明显。就我国而言，随着“中国版巴III”的实施，过渡期内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较强的资本约束压力，加之利润增速下滑及资本补充受限，我国商业银行亟需向资本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型在业界已形成共识。在学界，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实证命题就是对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的考察。同以往从流程再造角度对商业银行整体层面集约化经营的定性分析不同，本文专注于对商业银行资本层面的集约化经营的定量分析，尝试以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权重指标作为其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替代变量，基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方式的视角，定量分析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与中国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相关的文献。俞浩进（1998）、基于规模经济的视角，较早地对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进行了界定，认为其基本特征是银行效益和质量的提升，其核心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张洁颖、陈剑锋（2010）认为实现资本节约型发展，中国商业银行应建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约束机制。第二类文献是与巴III后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与资本补充相关的研究。Benjamin H Cohen and Michela Scatigna（2014）的最新研究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分解为基于资本的变动、基于风险资产权重的变动以及基于资产的变动三个维度，进一步揭示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的内在机制。国内巴曙松等（2011）通过测算发现按照巴III监管要求，未来将有部分商业银行不能达到监管要求而存在资本缺口。黄国平（2014）则从理论上考察了监管资本、经济资本、监管套利之间的关系，李维安和王倩（2012）研究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行为。

上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的理论与实证素材。然而，鲜有研究专门聚焦于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而选择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更是凤毛菱角。本文拟在Benjamin H Cohen和Michela Scatigna（2014）的研究基础上，以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作为其资本集约化经营的替代变量，测度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并通过对其资本充足率提升方式的三维分解进行再度验证。

二、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的测度与特征性事实

1. 商业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的测度。关于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的界定，学界尚无定论，本文尝试选取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权重指标作为其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替代变量。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值越低，则说明该行的资本集约化利用程度越高。其基本逻辑如下：商业银行面对既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假设其资本净额一定，那么由公式（1）可知，风险资产权重值越低，其总资产规模就越大，也就是说具有同样的资本净额，风险资产权重值低的银行可以享有更大的资产规模；反之假定总资产不变，那么风险资产权重值越低的银行，满足监管要求所需的资本净额就越低。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风险资产权重值越低的商业银行，其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越高。

Rt==（1）

其中，Rt为商业银行t时期的资本充足率，Kt为t时期的资本净额，RWAt为t时期的风险资产额，TAt为t时期的资产总额，WRt为t时期的风险资产权重。

2.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的特征性事实。本文选取了涵盖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国内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共计23家银行为研究样本，其2013年的资产规模合计占到当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规模的65%左右，同时这23家商业银行也代表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实施巴III的最高水平。

鉴于本文考察的样本银行较多且横跨年份较长，普通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难以准确概括数据的总体分布情况及其随时间的动态演进过程。采用核密度估计技术，生成样本银行风险资产权重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图（见图1），对其2008年、2010年、2012年及2013年四个年份的风险资产权重的分布情况及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考察。由图1可见，样本银行各年风险资产权重系数分布曲线的波峰在不断提升，这说明样本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系数分布越来越集中，呈现收敛态势。另外，随着年份的增加，样本银行风险资产权重系数分布曲线的波峰不断向右平移，这表明样本银行风险资产权重呈现增加态势。

上述分析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总体上呈现出增长态势，也就是说，中国商业银行并没有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权重从而实现资本的集约化利用。

三、 基于资本充足率变动分解方法的定量测算

接下来，我们将商业银行一段时期内的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分解为基于资本的变化、基于总资产的变化以及基于风险资产权重的变化三个维度，通过探析风险资产权重对样本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贡献度，来考察样本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银行资产规模不变，但资产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风险水平的变化，低风险资产占比越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占用就越低（Montgomery，2005）。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风险资产权重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贡献越大，就表示该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越高。

1. 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的分解。借鉴Benj-amin H Cohen和Michela Scatigna（2014）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商业银行t期到t+s期之间的资本充足率变化进行分解。

假设商业银行t期和t+s期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Rt=和Rt+s=，t期到t+s期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率如下，见公式（2）：

ΔR==（2）

在公式（2）的分子、分母上分别乘以并整理、变形得到公式（3）：

ΔR===

=（3）

由公式（3）可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ΔR）可以分解为基于资本的变化（ΔK）、基于风险资产权重的变化（ΔWT）以及基于总资产的变化（ΔTA）三个维度，形成了资本充足率提升方式的三维分解。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资本净额、总资产、风险权重变动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将公式（3）等号两边分别取对数并变形得到公式（4）。

Rt+s-Rt=Fln

-Fln

-ln

-Fln

（4）

其中，F（Kt+s/RWAt+s-Kt/RWAt）/（ln（Kt+s/RWAt+s）-ln（Kt/RWAt））为标准化指数。

借助上述分解，可以定量研究风险资产权重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的贡献程度，进而判断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

2.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方式选择。为尽可能地剔除监管政策变动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及其提升方式选择的影响，我们选择的考察期为2008年～2012年，在这段时期正是金融危机后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不断增强且资本监管政策相对稳定的时期。

首先，根据公式（3）计算中国商业银行总体层面及各分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及其不同分解维度――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风险权重及总资产的变化情况，结果汇总在表2中。

由表1可见，2008年～2012年间，除D组银行外，样本银行总体层面及其它各分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都有所提升，且促使资本充足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净额的增加，而风险资产权重和总资产的增加拉低了资本充足率水平。这进一步验证了上一部分的初步判断结论，即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呈下降趋势。

其次，根据公式（4）计算各分解维度对资本充足率的贡献度，结果汇总在表2。从表2可见：金融危机后的2008年～2012年间，从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样本来看（见表2第一行数据），资本充足率水平提升了1.05个百分点，在这其中，资本净额增加贡献了10.83个百分点，风险加权资产增加贡献了-9.78个百分点。而将风险资产的变化进一步分解为基于风险资产权重的变化与基于总资产的变化，可以发现风险资产权重值与总资产共同对资本充足率水平都产生了负效应，其中风险资产权重值的贡献了-0.8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84.8%，总资产的贡献了-8.89个百分点。再观察各分组样本银行情况，除D组外，其它各组情况基本与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样本情况相似，即银行一方面资产规模在快速扩张，另一方面为满足监管要求在不断补充资本。

而从同期的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情况来看，整体层面国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升了2.5个百分点，这其中资本净额的提升贡献了3.36百分点，风险资产贡献了-0.86个百分点，总资产贡献了-1.85个百分点，风险资产权重贡献了0.99百分点，贡献度达到39.6%，远高于国内水平。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后，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仍遵循注重高资产扩张、高资本补充，而忽视资本集约利用的粗放型发展路径。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风险资产权重值作为商业银行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替代变量，分析了2008年～2012年间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演变情况。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整体层面上的风险资产权重值不断攀升，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基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方式分解方法的定量测算显示：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层面的风险资产权重值对资本充足率的贡献度（-84.8%）大大低于同期国际大型银行（39.6%）水平。综上所述，无论从时间序列角度的纵向考察，还是从与国际银行同业机构的横向比较，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集约化经营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为此，国内商业银行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逐步提升其资本集约化经营水平：首先，主动调整业务结构，转变盈利模式。近期《存款保险条例》的公布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未来随着净息差的收窄，利润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商业银行应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资本占用少的非信贷业务，寻求低杠杆、低资本损耗的创新型盈利模式。其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强化资本约束机制。虽然国内银行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架构，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行政、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银行治理的干扰，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强化资本约束理念。

参考文献：

[1] 俞浩进.规模经济与集约化经营――兼论国有银行市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突破口选择[J].金融学刊，1998（4）：7-9.

[2] 张洁颖，陈剑锋.以经济资本管理推动银行资本节约型发展[J].中国金融，2010（10）：67-68.

[3] Benjamin H Cohen and Michela Scatigna. Banks and capital requirements： channels of adjustment， BIS Working Papers No 443， March 2014.

[4] 巴曙松，金玲玲，朱元倩.巴塞尔III下的资本监管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J].农村金融研究，2011，（6）：12-17.

[5] 黄国平.监管资本、经济资本及监管套利――妥协与对抗中演进的巴塞尔协议[J].经济学季刊，2014，（4）：863-885.

[6] 李维安，王倩.监管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增长与融资行为[J].金融研究，2012，（7）：15-30.

[7] Heather Montgomery.The effect of the Ba- sel Accord on Bank Portfolios in Japan [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 ational Economies，2005，（1）：24-36.

重点项目：2012年度天津市企业博士后创新项目择优资助计划“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项目号：2012-30）。

作者简介：刘立军（1983-），男，汉族，河北省霸州市人，经济学博士，就职于渤海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渤海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巴塞尔协议III、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

收稿日期：2015-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