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传播学

传播学系人类探讨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传播活动古来皆然，而研究传播成为一门学问与学科，则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尤其是二战前后电子媒介迅速发展而出现兴盛的。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不能不说是一门美国的学问。二战期间，美国一大批政治、社会、心理等学科的专家投身宣传研究，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基础，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通用传播理论。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全面引进与推进传播学或美国传播学研究。现在需要反思的是，全盘引进的外来学问是否适应符合中国国情。稍稍追问一下就明白，美国的传播学不就是根据美国本土实践而生存发展的吗？离开了美国本土，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由此，可以说，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传播学是势在必然。

从现实看，30多年来，无论美国传播学，还是学习中打造的中国传播学时下都面临着危机，需要反思与重构。拿中国传播学科来说，随着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两个一百年目标日益逼近及相应的文化自觉日渐凸显，如何在传播学科中体现中国人在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中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改变传播研究亦步亦趋、唯人马首是瞻的总体格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数千年悠远的文化传统，从诸子百家的传播思想，到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等传播习俗，尤其是百年来各种思想文化运动在兴起、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传播实践与形成的现代传播意识，都为我们构建自己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厚重的遗产。

建立中国传播学的前提和要津是，必须真正了解、懂得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内涵丰富的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给我们认识、把握中国指出了一种哲学认识论的思路与方法，即理解、明白中国离不开十个相反相成的关系或相辅相成的矛盾。借此方法，笔者这里提出重构中国传播学的四个思想维度，即：一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是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一是古代与现代的关系;一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弄懂了这四组关系或者说矛盾，无论是西方传播学本土化还是构建中国自己的传播学就不愁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与思路了。

（李彬文，摘自2015年第4期《当代传播》，原题《重思中国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