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歌剧”定义之我见

当我们组团到日本去学习“三菱经验”的时候，人家日本人说“我们的经验就是根据你们批判过的《鞍钢宪法》来的”；当我们在小学课堂上讲“德国人发明的‘十进位’”的时候，人家德国人说“这算法的根据就是你们的《易经》”；当德彪西发现中国四度、五度和声的魅力，当约翰・凯奇从“中国古老的哲学中得到启示”，当日本舞蹈家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当我们的前辈们（如黄自、冼星海……）早已经开始探索中国化，当我们现在国内的同行们（如赵季平、赵晓生……）“顽强不懈地”从中国的文化沃土中汲取，当西方世界发现并迷恋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并从我们中国的宝库中发掘珍宝，学习、汲收、发扬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时，我们国内的某些人却在不遗余力地嘲弄、贬损、批判、否定着自己的艺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一切。

我们怎么了？我们的教育怎么了？很明显，就像刚入关时的八旗子弟，“被突来的洋风吹昏了”――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而我们更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歌剧也是此大环境影响的重灾区！以至我不得不把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阐述得非常明确的问题再作一次回顾。

中国歌剧，为谁服务？

最近广为流传的一个词，就是同志所讲的“初心”。“初心”的“初”是什么？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去理解。

肖邦的心，没忘“初”：怀揣着那一杯华沙的泥土；贝多芬的心，没忘“初”：高歌“团结成兄弟”的“亿万人”；斯美塔那的心，没忘“初”：牢记着“我的祖国”和家乡的“沃尔塔瓦河”；格林卡的心，没忘“初”：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伊凡・苏萨宁树了个碑，立了个传；西贝柳斯的心没忘“初”：为他的祖国献上了一部《芬兰颂》……古今中外皆然：凡成就为大英雄、大伟人者，无不具有“初心”！

从歌剧创作的角度，我的理解是：初，就是生我的那方土；初，就是养我的那块地；初，就是我的母语；初，就是我的根、我的本！用俗语说，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中国，我们吃的是中国农民种的粮，穿的是中国工人做的衣，享受的是中国的兵保卫着的安宁……那么，对于中国歌剧人来说，我们的笔、我们的歌、我们的曲、我们的“中国歌剧”主要应当为谁服务？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可这些年来，这却成了我们歌剧界的一个严重问题。这迫使我不得不大声呼唤：归来哟，归来吧，中国歌剧人的良心！

我认为，对于中国歌剧人而言，良心就是“为人民”――首先要想到我们的“衣食父母”，要想到怎样才能够使他们“听得懂、看得懂、想得到”，满足他们“与生俱来、自幼形成的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审美需求”，并“引领他们走向更善更美的层次”。这一点，在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确而详尽了。

精英、白领，是推动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官员、富豪，是善于管理、敛财的脑慧之才。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中，精英、白领、富豪、官员永远是少数，而占人口比例最多的永远是创造实际物质财富的劳动者――这个结构，从古至今乃至将来都不可能有多大变化。中国歌剧当然不应该忽视精英、白领、富豪、官员的需求，但中国歌剧应该更多地为满足这些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工农大众的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审美需求而努力。

外面世界，需要什么？

大千世界，以其绚丽多姿而引人眷顾；文学艺术，以其百彩纷呈而争辉夺目――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最易厌、最忌讳的就是单调、单一。同志强调“不断创新”，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科技、经济领域。

“创新”，也给音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贝多芬打破了“器乐曲”的写作惯例，在《第九交响曲》中加进了人声；柴可夫斯基打破了音乐写作的规矩，在《1812序曲》中加进了炮声；朱逢博突破了“歌唱”的界线，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哭爹爹》中加进了哭声；谭盾在音乐中采用了纸声、水声、呼喊声；王祖皆、张卓娅则破例在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让陈瑶采用了通俗唱法……

那么如今，外国人期待的是什么？中国歌剧要走向世界，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需要什么。究竟是一批批形色雷同、临摹仿造的“准赝品”，还是一朵朵色彩别异、魅力独具的中国花？世界歌剧百花园中，期待着我们中国的、新鲜的歌剧作品！

中国歌剧，源泉何在？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感亲切、最易引起共鸣的是乡音母语；对于外国人来说，最感兴趣、最易触动心灵的是真情切意。这乡音母语、真情切意，源自哪里？“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那么，音乐的源泉又在哪里呢？“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无论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等等，一切种类的音乐源头，都是各国族由语言展延而来的民间音乐。

各国、各族、各地区，皆如此：从小就习惯了他们那里的吐词、发声之法；从小就听惯了他们那里的语调、鸣吼之声。例如，基于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中的各个语族的不同语调之上的欧洲各国的歌唱，其发声和美化声音的方法各不相同，与属于汉藏语系的中国许多民族的发声和美化声音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任何人，即使是只为附庸风雅而进音乐厅与歌剧院的“土豪们”，也不可能超越自己出生c成长的环境――他们与普通老百姓一个样，自呱呱坠地说的都是中国话。其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审美需求，与普通老百姓也不会相差太大。

因此，要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的中国歌剧，首先要想到和做到：无论是戏剧结构，还是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合唱，都应当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结构，用说中国话的语调“说”中国话，即用中国语调宣叙，用中国歌调咏叹，以大多数中国人能听得清、听得懂、听着亲切为准。

而中国歌剧的音乐怎样才能引起中国广大老百姓的共鸣？《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洪湖赤卫队》等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原创歌剧的成功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中国歌剧的音乐源头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几十种戏曲、百余种曲艺和成千上万的民歌、民间器乐、民间歌舞音乐的艺术海洋中。让我们尽情地在这些艺术源泉拾取音乐素材、表现方式、表现手段之“贝”吧！

中国歌剧，理当自信

中国歌剧当真比外国弱吗？中国歌剧作曲家当真比外国差吗？且看，不说我们的拥有世界上观众最多、移植或改编的剧种最多的《白毛女》，也不说《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民族歌剧，仅仅2015至2016年，短短两年不到，便有《冰山上的来客》《天下黄河》《红色娘子军》《盐神的女儿》《长征》《白鹿原》等原创歌剧新作上演。

可尽管如此，“中国歌剧”仍然被诟病。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的某些“专家”“权威”，和自认为是“专家”“权威”的人，以及某些媒体、演出商乃至音乐院校，他们一边在认真地吹捧、钻研、论证着当代西方的“皇帝的新衣”的美轮美奂，一边在俯拾着人家早已厌倦、漠视、突破了的陈旧形式。这种心态，若属于无知或自储于心倒也罢了，可怕的是，它已形成一种氛围、一股势力，横蛮地强加于中国歌剧。而我们的剧作家、作曲家又由于N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在创作过程中倍受干扰。

可是，艺术创作不是中小学生的课堂或课后作业，艺术家更不是堆砌与卖弄技巧的工匠或机器人，更何况现已经是21世纪了。在经历了500多年“合久必分”的漫长精细化分，各类的知识技能几乎都已达顶至极，急需通过交流、互渗、互熔、互融之法推进之际，“科学化”地生硬界定艺术作品门类，并以此砍削甚至扼杀作品之观念与方法，绝对不利于创新！

谨以本人2006年为范雪《由哲学思想看古琴与钢琴记谱》一文所写的“编者导语”作为对“形式”问题的观点：

“中国的近现代音乐教育是在以欧洲人为骨干教师、以欧洲乐理为基本教材的基础之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欧洲人的爱国、‘爱欧洲’之情令人起敬――无论离开自己的故土多远、多久，都保持着他们以自己为欧洲人的骄傲，以自己为德国人、奥地利人、英国人、法国人……的骄傲，都会以极大的热情尽心竭力地宣扬自己国家的文化。于是，音乐上的‘欧洲中心论’便在中国扎根了。‘谁不说俺家乡好’――欧洲人宣扬‘欧洲中心论’，自然、合理，能怪人家吗？倒是我们自己该想一想了……这篇短论终于摆脱了崇洋贬己的‘欧洲中心论’，以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自尊开始了‘由哲学思想’的角度看中西方记谱的差异。在‘德先生、赛先生’昂首而入后，艺术‘科学化’给中国音乐带来的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恐怕不仅仅是音乐记谱方面需要反思……”

中国歌剧，当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是中外皆然。每当国内出现或国外引进个新东西，都会出来一批专家、学者为之分门、别类、寻框框、觅标准，从规律化、系统化的角度，把一些成功了的或尚未成功的经验、得失分析、归纳一下，有的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自然的、正常的、有益的。

但是，问题出在对上述两种情况，我们的实际操作者――编剧、作曲、导演、演员，一种是见风当雨，闻之恍然，无所适从；一种是不求甚解，以之为棒，恫吓他人。唯独忘记了艺术不是科学，艺术家眼中的所有关于艺术的“法”字，都只能在前面加字（如方法、技法、办法），而最忌在后面加字（如法律、法规、法则）。

多年来，关于歌剧创作，特别是民族歌剧的创作源泉、程式、技法，以及表演、歌唱等许多问题，同样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不同、目的不同，形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各派众说纷纭的局面。原本这也是很正常的，然而由于歌剧体裁本身的缘故，且在西方有个“艺术皇冠”“体现国力”之说，再加上文化要“走向世界”，于是，我们的歌剧创作便出现了做“皇冠”、显“国力”、如何“让西方人认可与喜欢”等等问题。“内涵不丰玩小技、品位不高拿钱凑、质量不足则铺张炫富”，把舞台搞得眼花缭乱、光怪陆离。忘记了我们的歌剧创作与演出的主要对象是谁，忘记了真正的“艺术皇冠”是作品的内涵、品位与质量，真正国力的体现是作品的内涵、品位与质量。而“西方人认可与喜欢的”，除了特色、新鲜之外，仍是作品的内涵、品位与质量。

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国歌剧应该具有的内涵、品位与质量？除了“由中国人写的”“写中国人的（包括与中国人有关的人、事、物）”这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一度、二度创作中应当具有的精神、作风、气派。

因此，既称“中国歌剧”，理所当然的就该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作风、这样的气派，并带着它不卑不亢地昂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