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放“决策气球”之我见

《新闻爱好者》今年第３期发表了孙旭培、吴麟同志的文章《新闻媒体与“决策气球”》。读罢，在受到很大启发的同时，又对作者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故，提出来与作者商榷，并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作者引用美国学者的话，认为现代社会是“参与性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的社会。”而我国社会正逐步演进为“参与性社会”，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相关部门开始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进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开始施放“决策气球”来试探舆论。因而新闻媒体就有了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的任务。在当代中国，作为普通读者，我以为，将上述意思表述为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听来更顺畅、更容易理解一些。在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时期，面对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的剧烈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来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更广泛地听取各层面的利益诉求，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党和政府在历史新时期面临的重大任务。新闻媒体作为，作为党、政府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自然要服从和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党的中心工作，从全社会和全体民众最关心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报道事关大众利益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起到应有的沟通作用。

孙旭培、吴麟同志通过都江堰“杨柳湖”工程的停建和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两个典型事例，来说明在政策制定中施放“政策气球”是必要的，认为新闻媒体应该积极参与报道，引导公众讨论，力求成为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这些看法都是对的。文章的这一观点，无疑对政策的制定者和媒体从业者来说，都是很有启发的。

我的不同意见，在于文章的第三部分，即作者“关于新闻媒体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具体措施”的论述。

两位作者断定，当前中国的实际，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机会很少，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进入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因而新闻媒体便“负有为那些‘缺少声音’的公众讲话的责任”，应“成为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一论断是不够准确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除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外，便是言路大开，人民享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表达意愿的自由。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组织及其相关工作部门，都在努力为老百姓打开畅所欲言的通道，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引起国人的热情关注和积极参与，证明民意是可以较顺畅地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进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的。我们的各项决策，并不像作者说的那样“缺少声音”。因此，实际生活也并未赋予新闻媒体取代“正式的制度渠道”，来搭建“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那种“重任”。我怀疑，新闻媒体若以搭建这种“平台”为己任，将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揽过来施放“决策气球”，会滑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主张的“第四种权利”的泥淖中去。

这么说，是不是否定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呢？不是的。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决定它在必要时要起“上情下达”的作用，将要制定的某项政策的主旨、依据、内容等传达给广大群众，包括将某些考虑还不成熟、有待征求社会意见的政策动向透露出来，以求得广泛的共识和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作为与人民群众保持广泛、深刻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我们的新闻媒体又有义务去反映群众的呼声，努力使“下情上达”，包括将施放“决策气球”的反映报告给政策的制定者，起到作为党和政府耳目的作用。不过，这和主张媒体舍我其谁、去争“影响甚至深深影响政策制度的社会主体”地位是两回事。

两位作者主张在报道新闻时应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并引用西方学者的新闻学观点说：“新闻报道应当求得平衡、公正和客观。”并认为这“是西方新闻报道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论断，我觉得，对西方资产阶级媒体大有溢美之嫌。今年３月２６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令人生厌的新闻》。文章说：“作风强硬的总统总是努力向外界传达自己的信息。布什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大胆使用假新闻方面。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白宫让诸多地方电视台播放这些新闻是如何地轻而易举。”美国总统，特别是布什总统，向外界传达自己的信息，无疑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施放“决策气球”了。然而，他的“气球”本身就是骗局，那么，轻而易举帮助施放这些“决策气球”的媒体，还配戴“历来以公共政策的权威报道为己任”的桂冠吗？还能以“平衡、公正和客观”来自我标榜吗？再以美国连续不断的校园枪击案为例，美国媒体，包括一些主要媒体，不 知施放了多少制定枪支管制政策的“气球”，但至今，这方面的权威政策仍不见出台，导致其全国范围内枪声不绝于耳，血案接连发生。这能说，他们的媒体在争当“影响甚至深深影响政策制定的社会主体”方面“做得很好”吗？至于美国在前南战争中悍然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之前，也根本不施放所谓的“决策气球”，事后，以美国主要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又极尽为美国的侵略和霸权政策进行遮掩、对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正义立场进行诋毁之能事。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平衡、公正和客观”可言，人们也根本无从从他们那里获得“对其生活做出合理决策所需的信息”。他们鲜明的“倾向性”，甚至完全用不着寓于“平衡、公正和客观”的假面之后了。

两位作者文中主张的“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的问题经人民讨论”，是正确的。在我国的今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的渠道很多，新闻媒体当然负有普遍告知的责任；人民参与讨论的渠道也很多，新闻媒体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平台”。但是，作者主张的“通过平衡报道，社会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呈现在大众面前”，显然是不现实的。因而，作者“这会加强各群体之间的交流，有利于社会的谅解和社会整合”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且不说我们的各级党和政府日日月月都在制定各种各样、各方各面的政策，若都通过媒体来“施放气球”，只能带来麻烦、繁琐和形式主义；且不说媒体也没有那么多的版面和时段，去容许许多多的“气球”悬挂在自己的“平台”上；而把决策可能出现的各种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都一股脑儿登出来，非但做不到，也无必要。一项政策、法规、条例出台了，再去登有多少人予以反对，多少人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这只会干扰制定政策者的决心，动摇执行的信心，削弱推行的力度，损害团结的大局，打乱党委和政府的战略部署，造成社会的不和谐。相反，倒是当前一些报纸推出的《政策解读》专栏，似乎更是读者的迫切需要。

综上所述，我认为，孙旭培、吴麟同志关于《新闻媒体与“决策气球”》一文，有它的可取之处，但也有一些片面性，甚至宣传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因而新闻单位在参阅时，应加以思考，再决定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