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破产法之间

最高人民法院对破产法新司法解释的出台，意味着新破产法的制定工作在近期内难以完结

从2002年9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走向前台，希图对正身陷困境中的中国破产制度施以援手（参见本刊2002年第10期《破产之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为此专门召开的新闻会上表示，《规定》侧重对破产程序的解释，强化了破产程序的公开、公平与公正，突出体现了公正与效率。

据介绍，该《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继1991年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作出司法解释后，对适用该法及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定所进行的第二次司法解释。耐人寻味的是，与通常新司法解释推出、旧司法解释废止的惯例不同，此次新旧司法解释将共同发挥效力，即旧的司法解释与新解释有冲突的地方，按新的司法解释执行；新解释没有涉及的，旧司法解释仍然有效。

谋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破产法专家王卫国认为，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立法缺陷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破产法迟迟不能推出，而破产实践中又存在着诸多弊端，使得高法不得不推出这样的规定，以弥补现实中的司法漏洞。

确实，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健全的近20年中，破产法已肩扛“试行”的牌子走了16年，而前一次司法解释推出迄今亦有11年。新司法解释的篇幅之长从另一角度映证着现实中繁多的问题：试行《破产法》不过4000余字，1991年司法解释7000余字，而新司法解释则长达12000余字。

据高法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上，早在1995年高法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比照七年间新破产法制定的走走停停，新司法解释的制定也就不得不在新旧破产法不停的交战中过久地徘徊，以至于高法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人员已到了退休年龄，只好中途换人。

与现行破产法及1991年司法解释相比，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有着诸多新内容。

首先，新规定把1994年以来国务院关于破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破产的政策内容加了进来，并融合了一些破产试点城市出台的相关规定，比如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破产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国有企业申请破产，必须提交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的文件等等。

其次，加强了对于破产审判的监督，包括破产案件的受理、债权的申报等诸多方面；而“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因特殊情况需对个别企业破产案件的地域管辖作调整的，须经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实际为拒绝地方保护、对破产案件实行异地审批打开了突破口。

新规定还加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对债务人有隐匿、转移财产等行为，意图借破产方式逃避债务的破产申请，法院不予受理，并规定，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发现有巨额财产下落不明的，应当将有关涉嫌犯罪的情况和材料，移送相关国家机关处理，清算组可以对故意侵害破产企业财产的直接责任人员提起民事诉讼，追究民事赔偿责任。

另据透露，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亦参与了新破产法的制定工作，所以新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新破产法中有益的东西。比如说，参照新破产法中的破产管理人制度，加进了企业监管组的内容。

局限

由于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规范这一先天的约束，决定了新规定的制定只能依托于现行破产法为基础进行。从这一角度上讲，新规定依旧很难改变破产制度低效的现状。一位业内人士说：“新规定不过是旧瓶装了些新酒。”

基于现行破产法的制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认为，新规定无论在程序设计，还是概念使用上，都明显带有现行破产法的特征，比如依旧不能将国企破产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破产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并过多地将原本应由政府政策承担的内容加到法规中。“整套制度本身，就不是市场经济的破产法程序，只能称为政府对计划经济损失的冲销。新规定只是基于这一目的，对规则进行了完善。”李曙光如是说。

此外，李曙光还认为，新规定虽然增加了打击破产欺诈的力度，但其手段是消极的。比如说，破产本身就是对企业存在问题的一次清算，法院有责任通过破产操作，对企业全部债权进行检查和监督，新规定中对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不受理的程序，却有可能使法院逃避这一责任。而这一规定，以及对破产审批加强监督的若干规定，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上级法院对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下地方法院的不信任。对这一点，王卫国教授也指出：“新规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最近几年来司法实践的特点。”

不管怎么说，在立法环节难以突破的前提下，法院这一执法环节无论如何都难以在现行条件下，为推动符合中国市场经济需要的破产制度做更多的事。

虽然新规定的出台与新破产法的制定分属不同的部门，但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新规定的框架基础是现行破产法，一旦新法近期出台，将从根本上彻底否定这一规定，而高法无疑会因此处于颇为尴尬的地位。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推测，高法能在前一段时间风传新破产法有望出台的背景下，定于9月1日实施新规定，有可能是吃准了新法的制定在近期内难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