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现代性与伦理危机

[内容提要]风险社会理论阐明了风险社会和现代性的关系，即，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现代化的自反性。在诸多风险中，伦理危机是一个突出问题，它涉及个人认同、核心家庭、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等诸多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工具理性的统治是风险社会及其伦理危机产生的原因，只有通过发展交往理性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风险的威胁。

[关键词]风险社会 伦理危机 现代性

自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风险社会理论受到普遍关注。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许多风险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实生活中许多意想不到的危机也似乎在印证这种理论，比如印尼海啸、疯牛病、“9·11”恐怖袭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等等。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突发事件”使人们感到当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增加，更使人意识到，如果不对风险加以防范，就可能导致全球危机甚至人类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就没有注意到风险和危机问题，而是说随着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风险问题在当代日益突出。

一、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家大多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对风险社会进行历史定位。贝克自觉地把风险社会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reflective modernization）。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简单的或正统的现代化，它产生了现代社会；第二次现代化是自反性现代化，它产生了世界风险社会。第一次现代化大概从16、17世纪发端于西欧，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贝克强调，“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由于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要，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原动力。工业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效率更高和更为廉价的生产过程。”第一次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不仅使人类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而且导致了政治的民主化、民族国家空前繁荣强大。但是第一次现代化也带来了许多恶果：随着物质生产的持续扩张，自然成为人任意支配的原料基地，这导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而整个社会趋向于管理的合理化、科层化，使人日益丧失了自主性。此外，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伴随着对弱小民族的征服和掠夺。可见，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某些风险和威胁。只不过，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所产生的威胁还不是大众或政治关心的核心问题，由决策产生的风险只是“残留风险”，破坏性不大，并且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合法化”。

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一项决策就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这说明人类进入到现代化的第二阶段。这时工业社会的危险才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政治争论的中心。因为风险可能导致的危害极大，而工业社会制度已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控制和消解自己产生的威胁。在贝克看来，这是工业社会发展的自反性的结果，由此他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概念，“‘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在这里毁灭的对象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贝克特别强调，“自反性现代化”中的“自反”（reflective）不是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现代性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发展是潜移默化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工业社会积累着自身的威胁和影响，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自信使人们忽视了这些风险或将危险抽象化，最终损害现代社会的根基。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化的后果产生了自我冲突。自反性现代化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自我转变，就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就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之前提的自我破解和自我否定。然而，这种转变不是革命，因为它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相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发生的自我转向。因此，其动因是内在的。由于削弱现代社会基础的恰恰是进一步的现代化过程，因此这种转变是无意的、非政治的，是“现代化的现代化”。当然，自反性现代化并不排斥反思，因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在风险社会中已然成为反思的目标。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人们更加关注如何预防、控制、分配风险等问题。

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种类很多，既有生活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也有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技术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但是，第一阶段现代化的风险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风险有很大区别。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外部，是由于传统或自然而导致的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是不断发展的知识所导致的风险，是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风险。在传统文化和工业社会中，人们主要担心外部风险。而在当代风险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并不只涉及自然，也涉及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婚姻和家庭制度。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还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则成为全球性的风险，是具有全球性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风险。“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往往是利益生产的副产品，是可以在工业制度的标准下得到检测和控制的。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则是不确定的，它们超越了人们的感知范围，甚至超出了人们的常规想象，既无法计算也难以通过公共措施加以防范。这一点特别体现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和全球性危机，而不只是环境问题。这种危机在工业社会概念范围内不会被发现，而只有在风险社会的视野中才能被认识。

风险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并且是一种坏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社会必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和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不确定性不再是一个秩序问题，而是一个缺少确定解决方案的风险问题。然而，风险的不确定性不是完全消极的，对于贝克来说，“风险及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文化和政治的动态变迁，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科层制度，对科学的统治提出挑战，并且重新设定了当代政治学的战线”。也就是说，他将风险社会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可能，带有明显的未来导向。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来临会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预设，比如，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就有可能改变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强调建构世界主义的民主政治，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也意味着机遇和挑战。正如吉登斯所说：“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的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种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

二、风险社会与伦理危机

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的讨论也涉及伦理危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风险重塑了工业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职业等方面的改变。这种“去传统化”自然给传统的伦理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贝克看来，自反性现代化导致了一种个体化的社会潮流。这包括从基于身份的阶级的脱离，妇女从婚姻的供养关系中的脱离，工作的灵活化和工作场所的分散化等等，从而使个体成为生活的规划者和组织者。“整体趋势是生存的个体化形式和状况的出现，它迫使人们为了自身物质生存的目的而将自己作为生活规划和指导的核心。”在个体化的潮流中，阶级对立、阶级文化和阶级意识纷纷隐退，社会等级和阶级模式逐渐被颠覆，生活方式开始了多样化和个性化。在工业化时代，个体化和阶级化是同时发生的，个人被迫从属于某个阶级。但现在，个人自己成为了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传统的阶级社会分析模式似乎不再适用。

然而，个体化过程却不得不付出不安定感的高昂代价，人们会面对突然失业的威胁，生活收入的主要保障也日渐消失。妇女虽然脱离了传统家庭，在经济上依赖自己，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却极不稳定。也就是说，在自反性现代化社会中，不平等绝没有消失，它只是不再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地与个体化联系在一起：“它们仅仅是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结果是社会问题逐渐以心理学的方式被感知：个人机能不全、负罪感、焦虑、冲突和紧张。矛盾的是，这里出现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新的即时性，一种风险和疾患的直接联系。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它们不再（或者只以非常间接的方式）根据它们在社会领域中的根基来感知。”在风险社会中，制度和社会所带来的风险向个体化敞开，风险被认为是个人选择的后果，于是，社会系统的问题被转化为个人的失败。

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人们也面临着不安全感和伤害感。虽然在性关系、法律和教育等方面男女趋于平等，但在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不平等仍然持续着。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她们对不平等的意识也会越来越强。实际上，男女的不平等具有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源。工业社会依赖于男女的不平等。女人的家庭劳动是维系男人的雇佣劳动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不平等与现代性的原则相冲突。随着男女平等的进步，核心家庭的基础受到质疑。现在，男女角色混杂了，家庭劳动也可以成为雇佣劳动，劳动分工的基础崩溃了。由于两性在职业流动性、家务分工、避孕和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影响和风险，因此，共同生活的男女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家庭本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但在风险社会中，这种保障形式却开始瓦解。家庭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更多女性愿意外出工作，子女面临父母离异的更大风险，导致家庭生活变化的因素日益增加。并且，家庭和个人生命的联系也变得松懈，个体化过程和核心家庭的解体带来人的孤独。而流动性的增强也迫使个人缺乏稳定的社交关系——虽然交往范围在不断扩展、更加丰富，但交往却是短暂易逝的，甚至连性关系也可以变为短暂的交换关系。

总之，随着个体化过程的发展，工业社会中的集体意义正在枯竭。个人从工业社会的秩序中被释放到全球风险社会中，不得不在伦理生活中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与危机。个人的威胁、机遇和矛盾必须由个人自己来感知、理解和解决，越来越少地求助于家族、社区或团体。家庭虽然存在，但核心家庭日益稀少。不平等虽然增加，但阶级不平等和阶级意识失去了社会的核心地位。自我也不再是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陷入危机。这就造成了伦理的危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

除了与家庭、工作等有关的社会风险之外，风险社会理论还强调技术和生态等物质方面的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伦理难题和困境。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到了人类的生活。一方面，科技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要，在能源、交通、通讯、医疗等方面引起了持续的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科技活动本身带有试验性和不确定性，会产生难以估计的后果。人类运用科技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不仅会使得环境的破坏越明显，大自然的报复越激烈，而且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未曾预料的影响，对人们的伦理观念提出挑战。比如，科技的发展可能引入新的生命物质，改变生命信息、进程或智能，从而冲击传统的生命价值观。而由于人工流产、安乐死、器官移植、基因工程等技术的运用，我们都会发现各种根本性的伦理争论，如生命是否具有神圣性，人们是应当改变生命还是应当尊重自然秩序。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往往把对科技的反思寄希望于科技工作者，要求他们遵守职业规范，承担社会责任，对科技的风险性保持警惕和回应。

实际上，科技不仅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它几乎主导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所谓的“科技文明”。科技文明表现为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的不断扩张、竞争的日趋激烈、科层的管理模式、生活的规范化以及效率至上等等。当代思想家们（如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在反思现代社会时，大多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他们认为，科技不是人们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相反，科技塑造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偏好和价值观，甚至导致人类本性的变革。而且科技本身体现的是一种工具理性，它的发展刺激了工具理性的膨胀。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中，人不仅对自然采取工具态度，对于人自身也是如此。这必将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以及人的非人化。科技文明的发展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巨大矛盾，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危机。人们会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重新追问古老的伦理学问题：是否还有更好的生活方式？生活是否还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伦理危机，从全球范围来看，风险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就是关于风险的分配。贝克曾强调，在风险社会中，正义问题正从利益的分配转向风险的分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环境领域。环境正义问题日益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它不仅涉及国家内部的关系，也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口众多。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经济，它们不得不消耗和出口大量自然资源。而占当今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消耗着世界80%的自然资源，同时还将一些高污染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从而导致发展中地区的环境不断恶化。风险是与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的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穷人比富人更深刻地感受着环境风险。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保护了发达国家的环境，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正如贝克所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居住在临近烟囱的地方，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的旁边……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

三、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对于风险社会及其伦理危机，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反思和评价。现代性问题始终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他们积极参与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的讨论，建立了富有影响的现代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形态。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是一对孪生子。或者说，经济的现代性——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交换、消费和资本积累——是整个现代性的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要理解风险社会，必须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人手。

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使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极大的个体自由。但现代社会又蕴含着不确定性。现代社会的变化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人们对于时空的体验，对于自我和他人、自我和社会的关系的体验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社会为人们敞开了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但也充满了危机。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是现代人的基本体验。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变迁和运动正是现代化的特征，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风险，只是由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在规模、程度、隐密性和不可预见性等方面要比传统工业社会时更大。贝克虽然正确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工业化社会已被风险社会取代，但是他把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则显然有些夸大。因为，一方面，传统的工业社会也充满了风险，而非一个稳定的结构；另一方面，所谓风险社会中的风险，特别是生态环境的风险，仍然主要是由工业产生的。此外，贝克所说的个体化过程，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也都有精辟的论述。贝克认为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个体化和工业现代化阶段的个体化存在本质区别，特别是认为自反性现代化的个体化潮流的突出特点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意识的消失，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性依然客观存在，虽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和意识形态的控制，阶级意识有所淡化，但不能就此得出阶级社会消失的结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可以说，个体化过程及其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动荡不安，与传统的断裂和伦理的危机一道，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不是今天才需面对的问题，而是伴随着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问题，只不过它们在今天有了新的表现形态和具体内容。

“风险社会”概念突显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风险性。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来看，风险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方面。人们也可以用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括晚期资本主义。所以，风险社会理论不能够全盘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某些风险（比如，金融风险）似乎就不是突出问题。只是由于晚期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风险超出了民族国家界线，风险才成为世界性的。风险社会理论不足以揭示风险的由来，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扩张。可以说，风险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的干预手段可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国内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风险，那么，由跨国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风险则是一个国家难以控制的。对此，马克思准确地诊断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即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甚至还有强化的趋势，只不过不再表现为一国或一个区域内部的状况，而是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状况，表现为一国、一个地区或跨国企业内部的相对有组织性与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原来在一国或一个区域内表现的风险现在转化、放大为全球性的风险”。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现代性问题时，除了马克思之外也借助于其他理论资源，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韦伯区分了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活世界日益世俗化，这导致了手段一目的合理性的增长，社会领域日益建立起工具化的秩序，而在价值领域则呈现出分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普遍接受了韦伯的合理性的观念，他们更多地用工具理性来表达目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先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活模式和观念，而资本主义为工具理性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他们接受了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科层化的持续扩张的观点，认为手段一目的合理性在当代成为一种控制形式。但他们不像韦伯那样屈从于这个合理化的世界，并不认为合理化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看来受工具理性支配的铁笼般的社会实际上是盲目的，体现了“合理化的非理性”。他们从人本主义立场来批判工具理性的统治导致的异化，倡导个性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

风险社会理论也看到很多风险产生于科学技术及其工具理性的统治，造成了如贝克所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状态。但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缺乏深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层原因的分析。实际上，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具理性的扩张以及带来的负面效应，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扩张自身，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理性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造成科学技术理性的泛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合理化、技术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理性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合理和危机。它通过管理体制、科层体制、文化工业体制造成了一个在思想和行为模式上毫无选择余地的单向度社会，使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了合理化的形态。在合理化中风险和危机被忽视，或者使人们产生可以有效地控制它们的幻觉。

风险社会理论家在对风险社会产生原因的认识上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在对风险社会特点的认识上抹杀了阶级性，而为应对风险社会提出的措施则带有改良主义色彩，比如通过建立国际性的制度来防范风险，或者通过环保运动等“亚政治”化解风险。哈贝马斯指出，没有“纯粹的”理论，有三种兴趣支配着人类的知识生产：合目的一技术的认识兴趣支配着经验的分析的科学，如自然科学；交往实践的认识兴趣支配着历史的一解释的科学，如社会科学；解放的兴趣支配着批判社会理论的知识。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兴趣，对于风险社会而言，“关注的焦点是解放的规范维度，而不是风险经历的解释或降低风险的政策”。目前的风险政策之所以出现“合法化危机”，是因为风险是一个社会群体强加给另一个社会群体的，而那些不得不承担风险的人处于弱势的、不利的地位。不同社会群体所经历的风险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权力和社会影响的分配不公。解放就涉及赋予弱势团体以权力，使他们能自主决定能接受的风险水平。另外，工具理性的统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风险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要摆脱这种统治，一方面要如哈贝马斯所提倡的那样发展交往理性，但更为根本的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没有现实物质基础的改变，那么交往实践理性的理想也会成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应当”的要求。我们要把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从属于人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服务，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人类才有“解放的希望”。

闫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