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翻译思想研究

葛浩文是当代中国的首席翻译家，葛先生热爱翻译，对待翻译态度慎重，通过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译学见解，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一、引言

葛浩文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４］。从事翻译工作三十年来，葛先生用他的激情和才华，借着他对作品的热爱和投入，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二十多位现、当代作家的四十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为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译作包括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萧红小说选》、《生死场》；陈若曦的《尹县长》；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李锐的《旧址》；阿来的《尘埃落定》；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姜戎的《狼图腾》，等等。其中贾平凹的《浮躁》借助葛浩文的翻译于1989年获美孚飞马文学奖，葛浩文与夫人林丽君合译的《荒人手记》于1999年获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张耀平，2002）；葛浩文撰写的《萧红传》和翻译的萧红的五部小说使得萧红在国际上声望大增；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经过葛浩文的翻译在美国也取得了巨大的反响。正如莫言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所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莫言，2000）葛先生翻译的《狼图腾》流畅和生动，不仅得到英文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曼氏亚洲文学奖评委们的青睐。毕飞宇的小说《青衣》入选2008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复评名单。他的翻译使中国的作家在美国的影响力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葛浩文的翻译成就在我国学界也得到了应有的高度评价。刘心武曾说：“葛浩文的中译英，是被认为最具水平的。”［４］舒晋瑜认为，葛浩文为中国文学翻译到美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同时，舒晋瑜还引用夏志清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8］。近年来莫言、李锐等中国作家逐渐在西方世界获得声誉，无疑得益于他的劳动。除多部译著，葛浩文先生还出版了《萧红评传》等多本专著，创办了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在多种著名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文学评论、翻译见解的文章。葛先生所阐发的随感式译道，均为他本人在翻译实践中的心得体会，这对今天的翻译界来说也是一大贡献。

二、翻译家葛浩文

葛浩文，原名Howard Goldblatt，193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太平洋沿岸城市长滩。年轻时，他整天沉迷于吃喝玩乐，“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2］，不思进取、不学无术。他曾先后就读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分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可能是由于大学时荒废学业的缘故，毕业后的他竟身无一技之长，没有基本的谋生手段，不得已投笔从戎。参军后，葛浩文进了军校，而后被派往之前毫无概念的中国台湾，做起了通讯官。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认为，这段时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有充足的时间研究中国文化”（刘科，2008）。再然后被派往日本，之后则是越南。残酷而血腥的越战场面不久便让他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活着的美好。于是他申请重返让他曾经觉得无事可干的中国台湾，从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静下心来学汉语。兵役结束后，他又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学习，直至被旧金山州立大学录取。在那里，他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读了第一本中国小说。工作一年后，他又决定攻读博士学位。这次他选择了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柳亚子先生的儿子柳无忌教授，如饥似渴地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又读原文。为了撰写博士论文，此时已经很有学术积淀和素养的葛浩文遍读所有萧红作品和生平资料，甚至还两次前往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寻访萧红故友，搜集史料。

三、葛先生的翻译见解

（一）慎重的翻译态度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写小说而选择翻译时，葛浩文先生回答说：“我并不认为翻译是一种次要的艺术，我热爱翻译。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用英语写作。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糊性及不确定性。”“我做翻译就是这样，一定要不停地翻，一旦没事干，没货了，没有小说翻了，恐怕就要归西了。”葛先生多年来笔耕不辍的翻译，让众多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搭起了桥梁。葛先生在翻译活动中也实践着他谨慎的翻译态度。对他来说，翻译永远意味着“未完成”，他对自己的译稿总是不满意，没有哪部译作不是修改了四五遍以上才定稿的。在翻译前，他还会花很多时间搜集关于原作的资料及相关评论，翻译时，他会与原作者通信或打电话，就原作中的文字难点、文化背景、富有地方色彩的表达等提问。为使译笔准确通达，葛浩文不辞劳苦，绞尽脑汁，一字一句煞费苦心。在翻译《北京娃娃》时，小说中有一段高中“礼仪口诀”，全是四字押韵：“坐姿端正，两腿莫翘，站立挺拔，收腹立腰”之类，葛先生反复推敲，力图翻译成同样整齐押韵的英文短语。［2］细微之处，他都能仔细琢磨，毫不苟且，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可见一斑。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葛浩翻译一点也不马虎。我不马虎的。”

（二）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活动

葛浩文先生认为，译者如何将源语作品译入目的语文化，如何应对复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1］。在他看来，在翻译这一跨文化交流活动中，译者要履行“人类精神的使者”这一身份赋予他们的职责，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他曾以《我为什么痛恨韦利》（Why I Hate Arthur Waley）一文批评韦利一味讨好目的语读者，使翻译起不到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他指出，翻译的作用之一，是要从外来文化引进新的想法，而新的想法必须靠新的语言来表达。如果一味用熟悉的语句替换陌生概念，则将永远在旧思维里打转。

（三）翻译是忠实与背叛的统一

在翻译的过程中，忠实和背叛一直都是一对矛盾体，译者是应该忠于原著，还是应该在译作中对文本意义不加限制地引申发挥，随意创作?对此，葛先生自有其见解：“我喜欢既要创作，又要忠实，甚至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折中。”即翻译不仅要求译者的“忠实”，又要求他们的“创造”，译者需要很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1］

在《狼图腾》英文版首发仪式上葛浩文把作家比作鱼，译者是虾，认为虾是配角。他提出，译者“必须尊重原著”，他们“最大的导师就是文本”。为了在最大限度上不偏离原文作者的意图，翻译中遇到的疑问，葛先生都会尽力与作家联系，进行沟通。“知道自己忠实服务于两方的满足感使我愉快地将好的、不好的、无关紧要的中文翻译成可读性强、易于接受甚至畅销的英文书籍”。［９］

然而，译者在从理解原文到产出译文的过程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带着各自的思想感悟、经历进行改写。对此葛先生也有他自己独到的体会。2002年4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刊载他的一篇文章。文章主题是翻译，但题目却是“写作生活”。葛浩文在文章中引用了这两句话来阐述自己的翻译观。他认为，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背叛。”诚如斯泰纳（George Steiner）所说：“百分之九十的翻译都是不完备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翻译的性质使然。一方面，好的作品必须通过翻译才能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拥有更多读者。另一方面，只要踏入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就会改变，就会走样，是翻译就如此，并非只有糟糕的译文才会转达参错。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候原文大于译文，原文中的内涵在译文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现，也有时候则是译文大于原文，原文意思进入译文后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表述。前一种情况，他以“磕头”为例。他说虽然“kowtow”一词已进入英语词汇，但磕头这一动作所表达的或尊敬或惧怕或悔恨或感激等微妙的心理是西方读者所不易捕捉的，这就要求译者细心揣摩其中暗含的意味加以准确处理，而不能一概简单地译作“kowtow”。后一种情况他以阿来《尘埃落定》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感叹词“天哪”为例。从字面看，英语中同“天哪”，意思最接近的词应该是“Heavens”，但把原文中所有的“天哪”统统翻成“Heavens”显然不能保证每一处都贴切。在尝试几种选择之后，他和夫人商量引入其他语言，让不同人物说不同的“天哪”，如“Ai caramba”，“Ach dulieber”，“Mama mia”，“Oy gevalt”，“Merde”。他认为，这些非英语感叹词要比Heavens来得更传神。这一手段看似不忠，实则使原文语言在新的文化语境里意义获得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正如许钧教授所言：“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因此，翻译从来不是复制，而是换一种语言重写，是对原文的某种完成，甚至是完善。”［1］

四、结语

作为翻译家，葛先生在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斐然的。他所有的翻译见解都是来源于实践，既然促进文化交流是翻译的本质，“背叛”也就成了翻译的一种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忠实”的反映原文，也正是他慎重的翻译态度，才使更多的作品走向世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学在西方甚至在全世界的地位。

参考文献：

［1］Goldblatt，H.The Writing Life［N］.Washington Post，2002-04-28（BW10）.

［2］赋格，张英.葛浩文谈中国文学［N］.南方周末，2008-03-27.

［3］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EB/OL］..2008-04-14.

［4］刘浚.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我译故我在［EB/OL］.www.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