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摘要：死刑作为一种最重的刑罚，历来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对于死刑制度改革的争论，自贝卡里亚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后已达二百多年。我国刑法学界在死刑问题上面临的是死刑的限制适用与扩张之争。从当前国情看，谈论废除为时过早而且不具有可行性。本文正是通过对死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死刑改革的方向提出对改革的一些思考――即如何进行改革。

关键词：死刑制度改革；经济犯罪；刑事法治；限制适用

一、死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死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刑罚制度，在奴隶社会便已经出现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把死刑的存在看作理所当然，直到后来死刑废止论的提出，才使人们对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怀疑。在西方法学界，最早提出废除死刑思想的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然而持续两百多年的死刑存废之争，到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西方诸多关于死刑制度改革的争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刑事法治方面不断涌现出新的情况，以及人权运动的推动，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虽然死刑废除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对死刑进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首先，死刑改革是体现价值衡量原则的必然要求。价值衡量原则要求在配置死刑时，应当贯彻等价观念，以刑法所体现的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机能之间的平衡作为基础，对刑罚进行衡量。现代意义上的刑罚等价观念区别与以往的报复论所倡导的等价观念，它反映出了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反映了“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其次，死刑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客观要求。我国以民主法治为基石，提倡理性、高效、公正合理及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死刑制度的改革对刑事法治的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刑事法治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因此死刑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后，贯彻刑事法治中死刑政策的内在要求。我国在现阶段死刑问题上坚持的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限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在司法实践的改革中，应当有条件和有选择性的减少死刑的适用。因此，对死刑进行有步骤的改革和调整是有必要的。

二、关于死刑制度改革的方向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挂有死刑的罪名客观地说是比较宽泛的，在当今世界各国刑法中也是极其鲜见的。在对待死刑改革的问题上我国也一贯持明确的态度，认为保留死刑是必要的。只有两种理由，才可以把处死一个公民看做是必要的。第一个理由是：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再者，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这是死刑被据以被视为正义和必要刑罚的理由。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分析，死刑的彻底废除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应当设法逐步予以削减。一方面可以从以下三点着手：一是在刑事政策方面，实行宽严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对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有悔改或能着手实施更严重的行为而没有实施的一个从宽处罚的机会。二是在刑事法律方面，我国刑法虽然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在司法适用中仍然给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对于犯罪情节的把握，刑罚的适用，量刑的幅度等许多问题，都关系到最后的刑罚。三是在司法适用中，当前我国死刑案件在司法适用中还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死刑复核的主体和程序上。因此，应当设立严格和有效地死刑复核程序。

削减死刑的另一方面是在具体的罪名上减少死刑刑罚处罚方法。主要是是针对非暴力犯罪，特别是单纯的经济犯罪下手。世界各国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定处死刑的几乎没有，反观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不仅规定有死刑，而且挂死刑的罪名还相当多。联合国现在总的精神是废除死刑，但对那些还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好退一步求其次，要求“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由于单纯的经济犯罪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且经济犯罪的危害性没有侵犯他人生命权利、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犯罪的危害性高。从国际趋势上看，为使我国刑法成为一部开放的刑法，顺应世界潮流，应当对经济犯罪大力削减死刑。

三、对死刑制度改革的思考

死刑存废问题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浓缩，一个社会及其公众所具有的特定文化观也决定了死刑废止的走向。我国现在还不具有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限制死刑的观念却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因此，在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时，以保障人权和体现民意为基础，可以通过立法、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实现。

(一)死刑制度在立法上的完善和改革。

立法上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就是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减少死刑罪名，主要是一些关于财产利益的、职务性的、经济性的犯罪。第二，严格规定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刑法中的“罪责刑相一致”原则；另一方面也应该贯彻我国主张的刑事政策，“少用”和“慎用”死刑，在量刑上要根据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来综合定罪量刑。第三，规定人性化的死刑执行方式。我国除了可以使用枪毙还可以适用注射死的形式，并且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使用注射死的方式。但有学者也指出，注射死是针对少数高官适用的，普通民众还是采用枪毙方式。死刑执行方式的不平等要求立法上应当进一步完善。第四，从立法上加强对死刑替代刑的实际执行期限。死刑适用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后，只有提高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提高减刑和假释的标准，才能弥补死刑减少后的刑罚执行上的空白地带。

(二)死刑制度在司法上的改革和完善。

死刑制度在司法上的改革就是在司法中严格适用死刑，将实际使用死刑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从司法渠道限制死刑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且死刑适用的范围和规模则有较大的空间。首先，法官应当严格适用死刑，树立审慎适用死刑的观念，并且反对舆论杀人；其次，扩大死缓适用范围，死缓制度既有限制死刑的作用又能促进对被执行人改造的功能。另外在程序上统一死刑复核权，发挥该制度的监督和限制死刑的作用。最后，建立完善的救济机制，如针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人，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既可以保护犯罪人的权利，又可以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人道性和公正性。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贝卡利亚[意]：《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3]徐林生：“贪官死囚为何都‘享受’注射死刑”，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