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的多维视角及其意蕴

摘要: 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以及幸福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个体性和社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层次性和超越性四个角度来探讨并阐述下列问题:幸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怎样考量人的幸福感?幸福研究到底有何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人的幸福感既有主观性体验,又有客观性基础,经济发展是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真正的幸福不应仅指个人的幸福,而是来自于个体幸福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和谐统一,应该更多地从社会总体角度来考虑并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指数”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正相关性,但超过一定限度后,相关性便显著减弱乃至相反,因此,不仅要追求GDP的增长和发展,更要重视NHI(国民幸福指数)的增长和提高;人生的幸福不只是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更主要的是不断追求精神生活的健康、舒适、美满以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幸福 多维视角 现实意义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appiness and Its Signification

Chen Jinhua

Abstract: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theory with to practice two levels as well as the happy subjectivity and the objectivity,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ity,the multiplicity and the complexity,the hierarchical and the transcendence four angles discusses and elaborat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Actually is the happy essence what? How considers humans happy heart? The happy research has wh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author believed,humans happy heart both has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and has the objectivity foundation,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is the people obtains the happy life the material base; The true happiness should not only refer to individual happiness,but is comes from the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the social majority persons happiness harmonious unification,should more from the social overall angle consider and pay attention to broad massess personal feeling;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has the relevance with “the national happy index” in certain limit,after but surpasses certain limit,the relevance obviously is then weaken and even opposite,therefore,not only must pursue GDP the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must take NHI (national happy index) growth and enhancement; Not only life happiness pursue material wealth satisfying,main is pursues the spiritual life unceasingly the health,comfortable,content as well as humans freedom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Happy Multi-dimensional angle of view Pract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9-0024-04

古希腊思想家把幸福同人们的现实生活、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将幸福归结为某一种或几种能够使人得到快乐的行为方式。赫拉克利特提出幸福在于智慧,试图把知识与快乐统一起来。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感情、欲望和理性都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伊壁鸠鲁明确提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快乐和幸福,而幸福生活则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忧”。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家在论及幸福时,既有像霍布斯、曼德威尔那样的自然主义的幸福观点,又有像休谟、卢梭那样的超自然主义的精神幸福观点;既有边沁提出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础”的功利主义思想,又有穆勒阐述的“精神的快乐优于感官的快乐”的思想,并且,强调幸福是唯一合乎人性需要和值得追求的目标,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和人生的最终目的。20世纪60年代威尔逊在他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对幸福感研究作了回顾和总结。

毫无疑问,上述思想观点对我们理解和把握幸福的本质,实现幸福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次上以及幸福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个体性和社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层次性和超越性这四个维度或视角来探讨并阐述下列问题:幸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怎样考量人的幸福感?幸福研究到底有何现实意义?

1.幸福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及其意蕴

幸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因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受到的一种内心满足。人们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幸福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幸福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可见,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毋庸讳言,人们在理解幸福本质和特点时更多的是从人的主观、心理或精神层面来阐释,而较少从客观的生理基础和外在的物质条件上来把握。虽说这种关于幸福的主观性研究是非常必要而有意义的,但是,仅仅从人的主观体验和心理感受角度来研究幸福,不能说是非常充分和完满的。其实,人的幸福感是由主体自身状况和客观存在条件诸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既有主观性体验,又有客观性基础,是主观的合目的性与客观的合规律性的统一。从表面上看,幸福只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体验,但是人的幸福感的产生并不是无中生有、随心所欲的,相反是以人的相应生理官能及其需要为客观物质基础的。研究表明,幸福感属于身心一体性基础上的脑物质的机能,人的快乐或痛苦的感知最终可通过脑神经元的电、磁、场、波等脑生理反应解读出来。同样,满足快乐需要的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同粮食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的属性和功能是客观的一样。有学者认为,幸福快乐最终可通过如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度。[1]

从幸福的这一维度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即,人的幸福感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发展决定着一定社会人们的幸福状况。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不同的社会、民族、阶级、阶层以及个人,他们的生活幸福程度之所以迥然有别,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决定的。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提升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穴居巢处,茹毛饮血,过着原始、蒙昧和贫乏的生活,幸福感极其低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们跟随自然季节的变化,进行简单再生产。社会生活以封闭、守旧、匮乏和清苦为特征,人们幸福感非常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因适应机器运转速度而普遍加快,社会联系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使人们在形式上成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自然地,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有所提高。

当代世界,科技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工厂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从而减少了职工的劳动时间。家庭自动化通过自动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自动电饭煲、绞肉机、电磁灶、微波炉等灵巧又实用的技术来完成,其结果是,人们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先进的科技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设施,使闲暇时间变得丰富多彩。电视机、摄录像机、数码相机、激光唱机、电子游戏机、手机、MP3、MP4、多媒体电脑、互联网等一系列现代科技产品的普及,使人们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尤其是,互联网开创了一种社会交往和社会服务的新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可视电话、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新闻、电子图书馆、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网上超市、网上购物以及电子货币(信用卡、现金卡)使人的自由发展与幸福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由于节假日的增加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开始利用假期积极主动参加各种培训班、讲习班、进修班等活动,以实现知识更新、能力提升、身体强健、思想修养、艺术创造、精神愉悦之目的。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是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正是出于这种共识,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始终把经济发展当作头等大事,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能不能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所以,我国始终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依靠经济发展,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才能实现民富国强、人民的普遍幸福。

2.幸福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及其意蕴

幸福感首先是一个人对于客观的生活条件及其存在状况的满足程度的一种心理体验。尽管古典经济学家曾把人假设为一个具有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的、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但是边沁却提出把社会大多数人的快乐作为考量幸福的尺度,从而彰显了社会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幸福仅仅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或特定的少数人的快乐,还是指向社会大多数人的快乐?

众所周知,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人在自身素质、家庭状况、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并且,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而对同一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幸福和快乐程度的判断和评价不可避免地大相径庭。鉴于此,我们在考察幸福时,不应该过分地强调个人的或少数族群的幸福感受以及快乐程度,甚至于将其作为考量幸福的唯一尺度(尽管个体性幸福客观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应该将把个人的幸福感受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受结合起来。幸福的这一视角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幸福的时候,应该力求促进广大民众利益的发展,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快乐和幸福。真正的幸福不应该仅指个人的幸福,而是来自于个体幸福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和谐统一。

不可否认,现实中一些人崇拜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以商品的占有和物欲的满足来构筑其心理和精神上的幸福。显然,这种幸福观是不可取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培养并倡导一种理性、公正、和谐的消费幸福观。首先,这种幸福观既不是过度消费,也不是消费不足,既不是禁欲主义的贬抑消费,也不是享乐主义的张扬消费,而是要理性地“量入为出”,根据个人收入水平合理安排消费。其次,这种幸福观是一种公正的消费幸福观。鉴于当代社会少数人过着一种挥霍浪费的生活,而多数人则处在基本生活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境地;少数人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无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剥夺后代人实现其利益的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利益的情况,尤其需要提倡这种公正消费的幸福观,这不仅有利于实现代内公正(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谋求生存和发展时应该力求平等,其消费不能以剥夺他人或他国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利为条件),而且有利于实现代际公正(意味着当代人在考虑自己的需求与消费时,应该对未来各代人的需求与消费负起历史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这种幸福观既不赞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也不认同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而是主张实现资源使用的效率性和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换言之,这种幸福观既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既实现了个人的消费幸福,也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消费幸福。

在当代,“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或“国民幸福指数”(NHI――National Happy Index) 这个概念普遍受到关注,日益深入人心。“幸福指数”不仅有利于了解人们在工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工作事业、成就成功感、安全保障感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而且对理解和考量人们的幸福感如何受到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自由、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等情况的影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构建和谐社会与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构建社会和谐,就必须关注“国民幸福指数”和“人民满意程度”,并将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视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构建和谐社会,也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从根本上说,幸福与和谐,是人类永恒追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价值。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总体角度来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问题,“国计”应更多地、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凡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收入、就业、医疗、住房等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切实解决,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幸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意蕴

影响人类幸福的因素纷繁复杂,既包括吃、穿、住、行、用的满足,也包括社会经济状况、职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生态状况以及社会公正、健康、亲情、休闲等因素。虽然,经济发展是实现人民普遍幸福的物质基础和首要前提。从总趋势上看,经济越发达,物质生活条件越充裕,人们的幸福程度也就越提升。但是,这种趋势并非始终意味着“经济发展与幸福增长”具有一一对应的效应。换言之,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指数”或主观幸福感(SWB,Subjective Well-Being)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正相关性,超过一定限度以后,相关性便显著减弱乃至幸福无增长、负增长。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很难通约其它层次的满足,收入就不再是强相关性的幸福影响因子,而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自我实现乃至终极关怀就变得更加重要。

2006年,《幸福研究杂志》(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公布的“生活满意指数”调查报告,在涉及全世界90个国家,受访者有近10万人的调查中,地中海小国马耳他在“生活满意指数”排名中高居榜首,随后是拉美的哥伦比亚、乌拉圭和非洲的加纳等发展中国家,而英国居然没有挤进前20名。对此,欧洲著名幸福学专家温霍芬教授解释道:“拉丁美洲素来以家庭关系温馨著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传统节日期间的庆祝方式、等诸多因素促使民众幸福感强烈。”温霍芬指出:“幸福就是个人整体把其自身整个人生的生存质量评价为可赞许程度。”对于普通人,幸福生活的内容无外乎:“拥有”――有一份好工作、有衣食住行基本条件、有良好教育、有足够休闲时间、有访亲会友时间、每年至少有一个假期;“关爱”――“与爱侣相伴”、“定期聚会好友”、“邻里和睦”、“疼爱家人”;“存在”――个人存在有益于他人生活、受到社会认同、事业成功、参与政党、工会、贸易协会等社会团体的活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有一份好工作”、“有爱侣陪伴”和“对他人生活有益”是幸福的三项最重要的因素。[3]

同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公布的全球“快乐地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也提供了新的佐证。这家软科学机构对1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快乐程度调查,结果发现,人口仅20多万、面积为11000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瓦努阿图的人均寿命为69岁,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生态足迹”度量指数也很低,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没有。瓦努阿图是第一“人间乐土”,相反,众多“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幸福指数”却排名落后。[4]

由此可见,虽然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与该国国民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是,具体到某个国家内部,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有限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弱。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和占有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幸福。马耳他、哥伦比亚、乌拉圭、加纳、瓦努阿图等国总体人文发展情况(如人的信念、信仰、道德、宗教、文化等)与GDP增长的逆向情形,充分说明了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GDP增长只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

幸福的这一复杂情形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我们要重新审视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和个体幸福感受之间的关系,重新考虑并调整用来评价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标准和尺度。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和尺度,那么,GNH(国民幸福总值)、NHI(国民幸福指数)则是衡量人民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和尺度。所以,有必要实现由GDP单一标准向包括GDP、GNH和NHI在内的多元标准或尺度的转换,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追求GDP的增长和发展,更要重视NHI(国民幸福指数)的增长和提高,始终关注经济和精神的平衡和协调。

4.幸福的层次性和超越性及其意蕴

幸福不仅来自肉体感官欲望和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同人的情感、尊严、信念、信仰、道德、思想、宗教、文化、审美等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息息相关。人们的需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一个从单纯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自然性到社会性、从物质性到精神性、从肉体性到心灵性的发展态势。虽然,物质性需要是精神性需要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精神性需要又是对物质性需要的超越和升华。当人的吃、穿、住、性等自然性需要满足之后,又会产生诸如交往、友谊、教育、爱情、正义、道德、审美等社会性、精神性需要。

毋庸讳言,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里,尽管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物质生活高度富裕,但是,人们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幸福,相反,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处于破裂状态,人们感叹成为机械的“单向度的人”,普遍存在着孤独感和失落感。人们在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却日益感到孤独、苦恼和郁闷,感到筋疲力尽、忧心忡忡,感到人异化为物,人被机器、物质、金钱等异己力量所控制,变得信仰迷茫、精神空虚、人格尊严丧失。无疑,幸福感的这种矛盾困惑情形发人深省。

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现代人的这种“物质幸福、精神痛苦”的“单向度人”的窘迫状态,最终返回精神故乡,守望精神家园,获得终极关怀?这就需要我们反思并探索有关人的本质、人生处世、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人生使命、人生态度、人生幸福等问题,以真正达到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实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在这方面,康德的思想是非常深刻、值得借鉴的。康德在论述人的存在和本质时,把人的存在分为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两个方面,认为感性存在的人不过是与其它动物一样是属于“自然国”里的“物”,因此,那种从肉体感受性和自然欲望出发追求自我满足和幸福的行为不是真正人的行为,因为他只是听任感望的摆布和发配,缺乏意志自律。人成为他律的奴隶,成了受感望支配的手段。康德认为作为感性存在的人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真正具有绝对价值的是人的理性存在,只有理性存在的人才能真正把自身作为目的,进入“意志自律”的目的王国。康德说道:“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管这行动是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有些东西的存在并不靠我们的意志,是靠自然的,它们如果是无理性的动物的话:就只有一种作为手段的相对价值,因此称为物,而理性动物则称为人,因为他们的本性就已经表明他们是目的本身,不能仅仅当作手段使用。”[5]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手段和工具对待。否则,人就降低到动物水平,盲目地受必然的因果律制约,从而失去人特有的本性,如理性、自由意志和生活目的。

同样,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也是非常富有启示的。马克思从来不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裕自然能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幸福。在他看来,人的真正本性在于他“是什么”,而不在于他“有什么”。他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对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跟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同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明确表现”。[6]马克思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即“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7]这种人类能力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既有思维能力、意志品格,又有活动能力和处世的能力,还包括个人发展能力、欣赏创造能力等等。人生的真正幸福就在于,人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尊严越来越得到尊重和弘扬,人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思想家梯利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必须防止片面的观点,不要牺牲一个而强调另一个。我们可以说:人的生命和生命的发展是目的,但是我们说,生命不仅仅意味着饮食男女,或者生命的某一方面,例如思想、感情、意志等,而是意味着与自然、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所有属人的能力的展开。也就是说,人生的目的是肉体和精神都和谐地发展,所有适合生理和心理条件的体力和精神能力都充分地发挥(认识的、感情、意志的种种能力)”,“历史的趋势就是精神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和个人在社会中的更完美实现”。[7]综上,人生的幸福不仅仅在于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而主要在于不断追求精神生活的健康、舒适、美满,提升德性、品质、人格、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达到心灵世界的净化和升华。

参考文献

[1] 参见陈惠雄“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3]参见《新民晚报》2006年2月17日

[4] 参见“全球幸福指数调查 瓦努阿图人活得最快乐”,《人民日报》2006年7月12日

[5]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7页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10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7页

[8] 梯利.《伦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