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篆刻审美意象中儒家“中和之美”的体现

摘要：

结合比较书法研究方法分析方介堪篆刻审美意象中儒家“中和之美”，方介堪以独具的艺术识见和天赋，审视秦汉印风和清代流派，撷其精华，融会贯通，别开蹊径，将其篆刻艺术审美达到与二王书风相媲美的高度，并在篆刻艺术整饬工稳一路中占主要地位。

关键词：方介堪；篆刻；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礼记•中庸》反复倡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 (P. 449)中与和成了宇宙的最高秩序法则，把握住了中和，也就把握住了道。在儒家即为中庸之道，在道家即为自然之道，二者所构成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就是和谐。中和，表现在文艺领域中，则被习称为“中和之美。”[2] (P. 13)在中国美学史上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其重要性已越来越为现当代学者们所认识。

方介堪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他的处世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为人和而介，做事谨而严。由于受这种处世思想的影响，他的篆刻审美意象中充分的体现了儒家的“中和之美”。仅以其为张大千先生所刻的“潇湘画楼”[3]象牙印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就审美的主观感受而言，“中和之美”在于适度，必须符合视觉器官的要求。此印文四字以朱文鸟虫篆为之，以蟠曲袅娜的线条布满印面，显得华美繁茂，每一字主笔的起收处勾勒出鸟的首尾，其他线条则取蟠曲之意，绮丽生动，虽繁复而无塞实之感，给人以平和舒畅的审美感受。

第二，就审美的对象而言，只有把相异的东西综合统一起来，才能不断产生出新的事物。即是说美只能存在与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之中，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和”。美同“和”是分不开的。这就包含着“和而不同”的思想。其中包括内容与形式之和、审美对象形式之和、及创作主体身心之和三个方面：

1．内容与形式之和。印文取鸟虫篆之清与边框取古玺之厚与一体，鸟虫文字造型独特，上下映带左右顾盼，线条委婉流动，空间变化无穷。线条构合成的造型空间，线条自身的质与形，空间单元的序列，线条运动的趋向与轴心，残破中所包含着的朦胧美，边框作为空间元之一种所产生的界定内涵，弹性与张力，力的节奏，乃至分、合、重心、向背、疾迟、平衡、交叉，这些在客观自然中被抽取出来的形式美的因子，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2．审美对象形式之和。在论审美对象时，我们大多重视形式本身的和谐、强调法度的美。以“潇”、“湘”两字为例，两字之偏旁“氵”的变化是同中求异，是“违而不犯”，它要求各形式美因素和谐统一；收笔处鸟头向上、向下的顾盼，亦是追求多样化的形式美。全印四字中，十鸟伶俐生动、栩栩如生、回眸相视，窃窃私语，充分体现了“中和之美”，达到了完满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

3．创作主体身心之和。孙过庭《书谱》中“五乖五合”之“二合”提出“感惠徇知” [4] (P. 127)说，今人称之为良好的创作心态，是书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张大千喜得名画，遂名其斋，方介堪为志同道和的莫逆之交治印，情感达到了最佳状态，遂治出名扬海外的佳作。

时人用一“韵”字概括书风、画风、印风，可以说是比较恰当的。所谓“韵”，主要表现出一种平和自然、含蓄蕴籍、刚柔相济、骨丰肉润的“中和之美”的境界，它不锋芒毕露、剑拔弩张、又不软弱松散、俗媚无力。仅就方介堪的印风而论，既非齐白石的那种石破天惊的气势，也非陈巨来的那种谨小慎微的情调；他不搞长歌当哭的豪迈，也不屑浅吟低唱的媚姿。因为他的艺术观与美学观是含茹于刚柔之间的儒教文化的中和之美。中和之美不像齐白石风格的壮美，也不像陈巨来风格的优美。自然，这样是很难震撼人或讨人喜欢的了，但方介堪却以传统文人的品格与精神创造出了属于其自我表述语言的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使其在中国篆刻史上争得宝贵的一席之地。

齐白石篆刻的风格特点，齐白石的篆刻在早期朱文多于白文，中期大约朱白参半，白文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成熟期多白文，以其成熟期的作品来分析，他对白文更能操运自如，更能以此表现出他的个性和特点。这一点是和他刻印的章法布局，尤其是刻刀的运用有关。齐白石刻印由於形式上使用“单刀”，刻白文印竖线条左边光而右边毛，右边因石质不同崩驳的效果亦有程度的不同，而横线条则下边光滑上边毛糙。这种刻法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在白文印中表现得十分自然而鲜明。而朱文印则有不同，虽然是同样的刻法，但由于朱文印是将大部分石面刻掉，仅留有纤细的线条，要两面刻，甚至在拐角处还要用“切刀”，这样其天然之趣自然就减弱了许多。试以“中国长沙湘潭人也”一印为例，此多字白文巨印是齐氏代表印作之一，全印基调是满目纵横排列的线条，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正或斜，或疏或密，显示出线条的节律美。在留红上，也因为天成自然，故而被分割的空间块面，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然而，方介堪认为齐氏之印作，似乎缺失了一些文学素养的因素。在《玉篆楼谈艺录》，评价齐白石的一段话中，表明了方介堪对齐氏印作的看法。

“齐白石论自己艺术成就，有诗第一、书第二、印第三、画第四之说。实则其画第一，书第二，印未成功，至于其诗，因未读过其诗集，不能骤断，然仅就所见其题画诗若干首而言，则不论可也。齐白石能获大师殊荣，在画不在其他，此已成为公论。……齐白石以不成功之草篆入印，若运以渐派刀法，或可收细劲硬拙之功。然齐氏偏以单刀法为看家本领，结果作茧自缚，致使白文(印)未能壮实，朱文(印)失之粗硬，加之章法上故作疏密，遂一片松散，篆法、刀法、章法皆归失败。文字方面功底亦浅。”[5] (P. 228)

“（吴）昌硕先生印章面目颇多，其乱头粗服一类受钱松、胡震影响，秀丽而苍劲则受吴让之、赵之谦影响，即使取法秦汉，亦因钝刀硬入，厚朴古茂，别有滋味。取石鼓文及砖瓦文字入印，虽前人所未有，然平心而论，此类印精湛者少而平平者多，因其时(晚年)精力已较多移至书画，懒于铁笔生活。……又过分追求苍老，不得乃以粗糙之皮革磨擦印面使线条圆浑，又用刻刀乃至碾剪刀之小砂轮撞击印边。几乎无印不破碎，以致今日相酿成风，愈演愈烈。” [5] (P. 228)

在方介堪的时代，印宗秦汉成为金科玉律的古训，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而方介堪却将眼光聚焦于商周的青铜时代，在鸟虫篆上找到其艺术的突破口并加以打造和完善，最终成就了他的艺术成就。这种颇具美学价值的现象则往往被人忽略，似乎大家更愿意去研究方介堪篆刻的技法与鸟虫篆入印的技巧。

众所周知，孔子崇尚周礼，而鸟虫篆大多为礼器上的铭文或饰纹。那些奇丽的铭文或饰纹得乎天象，方介堪入印的鸟虫篆得乎意象。所谓天象者，即自然景象的浓缩与简约。故而，青铜器上的鸟虫篆抽象化的演绎。所谓的意象，即是情景交融的艺术生活。“意”为情，“象”为景。借景生情，以情寓景即为意象美的内涵之一。方介堪并非将青铜时代的鸟饰虫文采取“拿来主义”，生吞活剥，而是经由其心灵的再创造后摄之入印，以体现美学意象中的中和之美。美学宗师朱光潜说：

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表现情趣。世界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6] (P. 14)

方介堪爱青铜时代的鸟虫纹饰，而终其一生，这都缘自于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方介堪的作品中，虽淡化了气势却增强了气韵，如魏晋书风一样，以气韵为主旨。因此，用气韵生动四个字即是其主要的美学特质之一。他的鸟虫篆法或相与拱揖，或互为对峙，或有秩序的缠绕互动，在看似平静的印面形成了一个张力空间，其视觉的美学效果，正如苏珊•朗格所说：“这种表现性的形式或艺术符号就是我们眼睛遭遇到的那个艺术品本身……由于在这种纯粹的视觉空间中能够见出种种相互间平衡和相互间拉紧的作用，所以它看上去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8] (P. 122-123)

方介堪的高明处就在于静中寓动，在动与静中求得中和之美。也许在他的审美视觉中，技法已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借着篆刻创作来再现其心迹与心境。因为这诚如宗白华指出的那样“艺术主于美”。

方介堪的艺术取法既是独特的，也是卓绝的。称其独特，就在于取法极少有人关顾的鸟虫篆上；称其卓绝，就在于将几乎难以识别的鸟虫篆“化他神为我神”般地赋之于篆刻，其气魄和勇气都留给了我们极有价值的借鉴资料与拓展空间。大家常说“守住自己的美”这句话，但却很少有人做得到的。此无他，皆因我们没有或缺乏美学思想的原故。方介堪的时代可谓高手云集，而他贵能秉持中和美的文化思想与美学思想，并在作品中得以体现出来，其现象的本身即是一种哲理、一种美。《论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能够成就一代宗师，为艺术做出贡献的人大多如此。这也是方介堪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彭吉象．中国艺术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关于“中和之美”的详尽诠释，安徽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宋婧在论文《中国美学精髓》第二章美的类型论――中和之美作过系统的、全面的分析。

[3]“潇湘画楼”是1946年张大千先生在上海以重金购得南唐画家董源（北苑）的山水巨作《潇湘图卷》而得名，《潇湘图卷》在明代曾归董其昌收藏，董其昌另藏有董源三件作品，故有“四源堂”之斋号。后此画一直被收藏宫中，张大千先生得之欣喜若狂，遂名其斋，即请好友方介堪先生刻之。此时方介堪先生的鸟虫篆印已炉火纯青，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深得张大千先生的喜爱。此印一出，张大千先生便在自己得意之作上钤盖，同时又作为收藏印章盖在历代著名书画之上，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五代大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钤有“潇湘画楼”一印。

[4]孙过庭．书谱[M]．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方介堪．玉篆楼谈艺录．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C]．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

[6]朱光潜．谈美[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

[7]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