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死亡·反抗

时间:2022-04-12 02:52:14

【摘要】 作为加缪前期的两部代表作,《误会》和《卡利古拉》集中表达了加缪的荒诞之思。《误会》初步表达了加缪对“荒诞”这一人类存在状态的发现与思考;《卡利古拉》则在表现荒诞的同时,更多地传达了“反抗荒诞”的意涵。加缪认为,人生的本相是荒诞的;面对荒诞,西西弗式的反抗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 加缪;荒诞;死亡反抗

[中图分类号]J83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加缪集中关注的是人生的意义问题。正如著名学者郭宏安所说:“加缪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他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源或人的本质之类的问题,而是诸如人生是否有意义、人怎样或应该怎样活下去等伦理问题。”[1]261围绕着这些思考,加缪的剧作也无处不体现着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尤其是在探索、揭示着人面对荒诞境遇的抉择、死亡与反抗。加缪创作和改编的戏剧不多,完全意义上的创作有四部:《卡利古拉》(1939)、《误会》(1941)、《》(1948)、《正义者》(1949)。前两部剧作是其前期的两部代表作,也是其荒诞哲学的集中体现;本文将以这两部剧作为例,集中探讨加缪对荒诞的发现与反思。

一、存在之荒诞

《卡利古拉》被公认为是加缪的代表作,它和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被称为“荒谬”三部曲,在精神实质上与后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后者的戏剧化。这个故事取材于公元一二世纪之交的拉丁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的《十二凯撒传》。加缪将这个故事处理得很是荒谬,甚至是滑稽的。

由于朝夕相处的情人兼妹妹德鲁西娅去世,26岁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痛不欲生,出走三天连续奔跑于旷野的暴风雨中,当其回到宫中,得出一个结论:“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2]11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荒诞结论,卡利古拉所追求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当埃利孔问卡利古拉:“你想要什么?”他答道:“月亮。”[2]10从此他变得喜怒无常,首先他让贵族们取消子女的财产继承权,并且当即立下遗嘱,将财产捐献给国家;接着他随意践踏侮辱贵族们的尊严,将他们的妻女抓进妓院,还当着他们的面,羞辱他们的妻子;对于人的生命,他更是肆无忌惮的想杀就杀,当其对“月亮”的追求越来越无望的时候,他甚至亲手掐死了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情人卡索尼娅。另一方面,加缪在其剧作中,采用大量戏谑的笔调,时而让其扮成维纳斯女神,让贵族们顶礼膜拜;时而让其身着的短裙,头插鲜花,像演中国皮影戏一样在屏幕上表演几个滑稽的舞蹈动作,并让贵族们发表对艺术的看法;又时而让诗人创作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以恣意的哨声表达不满和戏弄他们。这种滑稽的处理又进一步加深了荒诞感。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到:“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办公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着此道走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自然。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厌倦处在机械生活行为结局,但又是启开意识活动的序幕:唤醒意识,触发未来。未来,要么无意识返回锁链,要么彻底清醒。觉醒之后,久而久之,所得的结果,要么自杀,要么康复。”[3]75情人的死让卡利古拉意识到“生命”的荒诞和无意义,意识到自己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人一旦意识到荒诞,就永远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就不再属于未来了。”[3]86他开始被唤醒,同时卡利古拉对荒诞境遇的认识是一种更深沉的清醒,而这种荒诞到了极致,也变成了毁灭,如同他在剧中所说:“我要让天空和大海浑然一体,要把美和丑混淆起来,要让痛苦迸发出笑声。”[2]47他开始“摘月”行动,他对这种境遇的选择就是自杀,他以“暴行”的方式去自杀,而且他清晰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他对埃利孔说:“我只需要月亮,埃利孔。事先我就知道会被什么杀掉。”[2]47他对死亡已经毫无畏惧。“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在人心的最深处。”[2]80不合理的暴行和对“月亮”的偏执追求之间的冲突,也就构成了荒诞。

《误会》是加缪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剧作,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事件所改编。这个故事阴冷而残酷:在捷克的贫困山区,离家25年的若望带着妻子和财富回到家乡,想接母亲和妹妹玛尔塔去充满阳光的海边。为了给母亲和妹妹一个惊喜,他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谁知母女俩所开的是家黑店,做着杀人谋财的买卖,做着赚够钱去阳光海边的梦,种种阴错阳差让他们错过了相认的机会。若望也被毒药谋害,尸首被抛进店后河中。真相大白后,母亲绝望地转身追随儿子而去,而妹妹玛尔塔冷漠地与嫂子交谈后也同样走上了不归路。

“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地取决于世界。荒诞是目前人与世界惟一的联系,把两者栓在一起,正如惟有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我在没有尺度的世界里历险,所能清晰辨别的,仅此而已。”[3]80加缪谈及荒诞,是指人与世界的荒诞关系,生活的荒诞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无法逾越的鸿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世界的分离,这就是荒诞的本质。

在《误会》中,这种隔阂像一堵墙一样,冷漠地横在亲情之间。当若望的妻子玛丽亚说:“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指表明身份,笔者注)可若望却说:“这句话我却没有想好。也没什么,我并不是那么着急。”[2]79他将妻子赶出了房间,在登记时也隐瞒自己的身份,不能直接沟通最终酿成了惨剧。来自阳光海边的若望尚且如此,他那生活在闭塞、阴冷、阴雨绵绵的地方的母亲和妹妹,则更是冷漠得可怖,尤其是妹妹玛尔塔。当母亲对害人有所厌倦时,玛尔塔对母亲说:“可是,要有很多钱,才能在大海边自由自在地生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就不应当怕讲那些话。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好好照顾要来的那个人。如果他相当富有,我的自由也许就随之开始了。”[2]76她将自己的自由、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受害、死亡之上,对待客人时刻保持着冷漠,拒绝任何接近她的“亲密”企图。在他们谋害完若望后的第一个早晨,她说:“多少年来,这是我畅快呼吸的第一个早晨。我仿佛听见了大海声音。我心里充满了欢悦,真想高声喊叫。”[2]105她甚至感觉回到了“原来的少女”,冷漠全身心地占据了她。若望与母亲妹妹失散多年,维系他们亲情的是“梦寐以求,充满阳光的海边生活”,这也是他们彼此生活的希望。儿子衣锦还乡,想接母亲妹妹去海边,而母女为了梦想,开着黑店杀着人,这个梦想竟然成为他们相遇的动因,何其荒诞!

在加缪眼中,生活在平淡无奇中的人一旦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意识到了荒诞,比如卡利古拉发现了“人生的不幸福”,比如若望的母亲和妹妹发现亲自杀死了若望,荒诞随之展开,而人也就清醒了,生命的希望也就瓦解了。

二、死亡之荒诞

“荒谬三部曲”中,小说《局外人》的素材题为《幸福的死亡》,结局以默尔索的死亡结束;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第一篇便是论述《荒诞与自杀》;而《卡利古拉》也是从德鲁西娅的去世开始,到卡利古拉被刺杀结束。到《误会》这种死亡更是变得阴冷,母女错杀若望,最终母亲投河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3]69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在荒诞的世界一开始就打开了死亡的潘多拉盒子,他甚至将死亡视为哲学的第一问题,加缪戏剧中对死亡的话题是不回避的,这也是他对面对荒诞的一种态度。

加缪出生于一战前夕的阿尔及利亚,父亲作为士兵战死于一战中,从小母亲就带着他寄居在贫民窟,好在有了抚恤金才能读书上学,17岁他又患上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贫困和疾病一直与之相伴,坎坷的命运使其对存在之荒诞、对生死有了更多的思考。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宗教、政治思想,幻灭的情绪侵蚀着人们的心灵。上帝已死,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西方戏剧史上对于死亡的话题一直都不回避,古希腊时期的戏剧中就经常触及死亡,反映古人朴质的生死观,万事受命运的支配以及人与命运的抗争,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阿伽门农杀女献祭,后又被其妻子杀害;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阴差阳错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中,美狄亚为了报复伊阿宋,不惜杀死自己的两个孩子来反抗命运。到了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死亡更是不可回避,奥赛罗在杀死伊阿古后在苔丝狄蒙娜尸体旁自杀,在麦克白杀死君主后走向毁灭,哈姆雷特更是喊出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对于生存与死亡的思考,更是戏剧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加缪这里,生与死的思考,向死而生的思考,成了面对荒诞的生存境遇的基本态度。

“按照加缪的观点,荒诞是在世界的非理性和人对清醒意识的渴求这对矛盾中产生的。一方面是人追求永恒的激情,另一方面是生命的终极特征,两者构成了人的悲哀。”[4]144一方面卡利古拉追求月亮,若望一家追求充满阳光的海边;另一方面却是对荒诞蔓延到极致的悲观,到了这一步,只有死亡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他们都选择了自杀。

“自杀,恰如跳跃,是对自身局限的承受”,“自杀以自身的方式解除了荒诞,把荒诞拽住,同归于尽”[3]99。卡利古拉在认识到荒诞之后,杀戮成了他的一大乐趣,他也清楚的知道贵族们想谋杀他,他却不回避,认为生命是荒诞的,都是无意义的,唯有死亡才能让他摆脱荒诞,他的一切所为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是自我理性的窒息与自残,他默默承受着自己认识的局限,表面上的欢乐却并不能掩盖其内心的痛苦,人生既然无法摆脱荒诞,无意义的活着,那就是去死亡,直至与“人生荒诞”同归于尽。《误会》中的死更加显示出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当若望的母亲知道儿子死了,内心的支撑也轰然倒塌,她不顾女儿的恳求与反对,唯有一死才能解决她绝望的痛苦;而妹妹玛尔塔对荒诞所带来的死亡,她则有着一种深深的恨意,她觉得哥哥一来就夺走了母亲对她的爱,她平静地对嫂子玛丽亚说,他们俩谁也不欠谁的了,玛丽亚跟哥哥已经享受多年,母亲和嫂子都只是失去了哥哥一次,而母亲一死,她就是失去了两次母亲的爱。玛尔塔对面死亲人的死亡近乎麻木而病态,她不再承认亲情、爱情、快乐或痛苦,她像死神一样看着亲人。

三、荒诞之反抗

加缪从荒诞哲学的高度把人面对世界的态度概括为三类,一种是生理上的自杀,如果人始终摆脱不了荒诞,人自身存在本身也失去了意义,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行消灭,摆脱荒诞的束缚,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第二种可以看作是哲学上的自杀,逃避到天国寻找上帝以逃避荒诞,这是自我理性的否定。

“世人自杀,因为人生不值得活,想必是没有错的,但不是什么真知灼见,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种对人生的大不敬,对投入人生的否认,是否出自人生无谓说呢?人生之荒诞,难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吗?”[3]73很显然,虽然加缪在其戏剧中写尽死亡,但死亡并不是其主要目的。在《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不断推石头上山,石头又滚下,西西弗又将其推上去,如此不断反复,坚持不懈。这种行为,如同其戏剧中的荒诞境遇,该怎么样去面对荒诞,怎么样去面对死亡,西西弗为世人树立了榜样,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月亮”不可取,自杀也不可取,加缪选择了反抗,这也是人面对世界的第三种态度,唯有反抗才能对人所面对的荒诞构成持久的挑战,只有反抗才能使人发现真正的自由,只有与命运抗争,才能使得生命获得崇高和尊严,这就是加缪荒诞哲学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发现荒诞,只能说明人是清醒的;只有去反抗荒诞,才能表明人真正进入了生活,“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3]99在加缪剧作的表现就是“以恶抗恶”。卡利古拉,以“恶”来回应对荒诞的认识,他以自身权利将现存秩序和价值彻底打乱,“我要让天空和海洋浑然一体,要把美和丑混淆起来,要让痛苦迸发出笑声”。[2]19他试图以“恶”的手段唤醒所有人对荒诞境遇的认识,哪怕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最终下场,他最终在反抗荒诞中成为一个“荒诞的人”,他以一种极端反抗的形式,生活在自己独一无二的觉醒之中。

这种反抗在冷酷的玛尔塔身上则更为强烈,她对痛不欲生的玛丽亚说:“祈求您的上帝,让他把您变成顽石一样。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幸福,也是惟一真正的幸福。您要效仿他,要对所有呼声都充耳不闻,要及时加入顽石的行列。”[2]116面对荒诞,玛尔塔有着对于生命的幻灭感,而且像一块顽石一样无知觉、无感情,她控诉命运的不公,现实的残酷,执着于一个已经破灭的天堂的梦想,她把自己的生命个体作为一种赌注去与一切不合理的荒诞现状做博弈,而且,她也试图唤醒他人,把他人都拉入顽石的行列,在她身上有着一种更深的与绝望争斗的悲剧精神。

加缪戏剧中的人物,面对荒诞的不幸与痛苦,每个人都寻找着自己的存在之路,即使他们要面对死亡,也毫不退缩的去反抗,如同加缪曾说过的“反叛将以所有人的名义”进行;这种反抗,是他关注人的幸福,生存的意义,人类的命运,为了人的尊严而斗争的反抗。“所谓希望,就是对下辈子生活的希望,应当‘对得起’才行,抑或是自欺欺人:不是为生活本身而生活,而是为了某个伟大的理念而生活,让理念超越生活,使生活变得崇高,给生活注入意义,任理念背叛生活。”[3]72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剧中的人物虽然“以恶抗恶”,但他们始终没有像卡利古拉说的那样“从恶中走出来”,反而在恶中越陷越深,运用暴力的反抗也并没有能够克服荒诞。然而加缪或许就是想以这样一种“恶”的方式让世人觉醒,当面对荒诞之时,西西弗式的反抗是我们唯一该做的正确选择。

结 语

加缪的戏剧将人类生存的真面目撕开,呈现出人的真实存在,将荒诞暴露在我们面前,并以死亡之手直击人的心灵,以西西弗的勇敢唤醒人的反抗之魂,形成“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3]84,鼓励人们义无反顾地生活直到穷尽自身,去对抗荒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比起创立了‘境遇戏剧’理论的萨特,加缪在戏剧革新方面乏善可陈,而以过分满足于传统的戏剧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5]194这也是《卡》、《误》两剧没有在舞台获得多大成功的原因,如同斯泰恩指出的:“存在主义戏剧之所以短命,它之所以未被传播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其中的思想很难驾驭,而这些思想所传达的信息又不能令人满意。”[6]182

参考文献:

[1]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 ——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7.

[2](法)阿尔贝·加缪.加缪全集——戏剧卷[M].李玉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法)阿尔贝·加缪.加缪全集3——西西弗神话[M].沈志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徐真华、黄建华.20世纪法国文学回顾——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品格[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5]宫宝荣.法国戏剧百年[M].上海:三联书店,2001.

[6](英)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二)[M].刘国彬,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罗磊,武汉大学艺术学系2012级研究生,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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