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研究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信息化重组过程，正将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正在失效，信息不再受到边界的有效控制，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法律也随之改变，所有事物都在进入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从国家制造业社会（national manufacturing society）向全球信息化秩序（global information order）的转型，正对当代法律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本文试从信息化与传统法律、信息化法律客体、法律全球化网络三个维度，对此展开初步分析。

关键词：全球信息化；秩序；法律

1 信息化及传统法律

划时代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文字书写带来法律的成文化与法典化；标准铸币促进债观念的诞生；13世纪复式记账法推动近代公司法与金融法的发展；谷登堡印刷术为法律世俗化与民族化奠定根基；时钟的发明则为民族国家法律提供了基本的计量标准。在上述意义下，全球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将对当代法律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它将使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围绕能量与物质构建的法律秩序向围绕信息构建的法律秩序全面转型。

以中国为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 。手机端即时通信使用保持稳步增长趋势，使用率为91.2%。另据统计，60.0%的中国网民对于在互联网上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其中非常愿意的占13.0%，比较愿意的占47.0%。通过以上数据反映，我们可以发现：手机移动端上网人群占比之高及其增长至快；互联网分享逐渐成为网民的一种生活习惯，“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时代正席卷而来。

在中国，几千年悠久历史伴随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法制史。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一个熟人社会，它无讼，不需要诉讼。”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惯性思维，从而影响了人们关于情、理、法的概念理解。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明清时期的对“君权至上”提出质疑，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儒家思想”脱颖而出，在兼收融合了阴阳家、法家、道家等学说后，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而这种法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法律道德化。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在按语中写道：“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人则通谓之法……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在这段按语中，严复向我们阐明了，在古代中国，“法”是不能与“理”“礼”相割裂的，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作用。

2 全球信息化法律客体分析

在全球信息化的秩序转型中，当代法律的规制对象正在发生变化，逐渐逃离民族国家管控的信息流动性，以全球的尺度呈现为网络化、系统化的形式，法律的聚焦点从自然人转向物的自主性。如果说传统工业时代的法律媒介是主体性与叙事性的，信息时代的法律媒介则是讯息性与沟通性的，它以去疆域化的方式重新再疆域化。

当代法律为“自治性客体”提供了分类整理的规范性框架，通过规范性框架创设特定的时间拘束，通过将特定的知识/信息沟通不断传递到系统化网络的下一个位置，通过二阶性的观察与运作，不断创建并延展这一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行动者与知识客体都成为系统自我指涉运作的中介与拟制，借助讯息、告知与理解的沟通过程，以及法律制定、解释与决断的运作过程而得以展开。

近代物权与债权指向自治性主体，而当代法律则必须应对自治性客体的兴起。福特资本主义是“规模经济”，涉及物质与主体的大量聚集，传统民商法规范的是对于土地、资本与劳动力的争夺，法律的着眼点在于当下，其财产权具有高度稳定性；信息资本主义则是“范围经济”，涉及符号与网络的快速构建，资本围绕于“原型”创新展开竞争，法律的着眼点在于未来，其财产权具有高度流动性。这种可能迅速失去价值的产权具有吊诡意味，它的“虚拟性”与“索引性”使其能够被快速动员，同时，这也使它在速度性原则下迅速贬值，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价值的转瞬即逝性。这种“转瞬即逝性”构成信息时代“差异的创新”，使其区别于传统时代“需要的体系”以及现代时期“趣味的追逐”。

当代法律系统承担的任务非常特殊，它既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各大系统的冲突，但又必须解决这些冲突，因为法律“禁止拒绝裁判”。对此，法律系统必须采取一种网络化的空间策略。全球范围的法律冲突，既不是政治国家强制性秩序的冲突，也不只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而是多中心全球化力量相互拉锯的结果。冲突的根源不再是领土分化，而更多呈现为特定议题的分化。全球法统一也无法再采纳18世纪围绕民族国家命令展开的逻辑，而只能以一种“居间法制”的方式，以此沟通不同的“无须国家的全球法”。世界社会的法律系统不再是层级化的等级规范结构，而是由作为中心的司法与作为边缘的制定法与合同所构成。

3 法律全球化网络

当代法律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资本全球化过程，因为资本本身也消融在全面信息化的网络之中，这一空间性质的转变，正对传统法律带来巨大冲击。[19]在新的空间格局下，法律主要不再通过抽象的主体原则，采取惩罚与剥削的手段进行，而是通过涵括和排除的系统性法则展开。

作为去中心的分布式全球网络，各大自治法律秩序相互刺激、相互观察，通过“镜状反思”创制法律。这是一个没有顶点也没有中心的全球化法律网络。比如，传统的国际著作权冲突以属地原则解决，1886年《伯尔尼公约》即是代表，它主要关心属地国家如何相互承认的问题，同样道理，WTO的TRIPS协议也基于民族国家的分化原则，其目的同样是解决不同国家标准如何协调与相互授权的问题。但是，这与当代互联网革命以及信息全球化趋势格格不入。因为，冲突焦点正由国家间冲突转向组织间冲突（比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与国家法院的冲突），属地法原则正被组织间的冲突法原则所取代。进一步的趋势，则是全球统一的实体性规范逐步取代传统的国际冲突法。而组织之间的内在冲突，主要也不再是政策与利益的平衡和调适问题，更重要的是原则层面的冲突，是不同合理性之间的冲突。它的法律方法论也不再指向全有全无的“规则性取舍”，而是如何进行兼容并包的“原则性平衡”。

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使网络的联盟得以实现。当代法律客体抹去了自然/社会、物质/符号的二元性差异。伴随生物技术以及软件平台的开发，正产生出一种“混血”的产权形态――例如互联网平台标准与DNA基因银行等。如果说传统法律关注实体财产的当下性，强调占有、控制与积累，那么当代法律则注重信息财产的未来性，强调分享、失控与流通。企业、资产、市值、资本这些传统概念都正经历更新，信息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也在出现合流，因为它们共同涉及虚拟性、未来性与衍生性这些特征。

全球化的法律系统，因为不同社会功能领域的相互迫令，在其内部产生出各种分化与冲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基于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合同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卫生系统的健康原则、以及世界人权法领域的道德原则、以及全球环保领域的绿色原则产生了冲突。尽管全球性国家宪法遥遥无期，但在各大社会系统领域，实际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性宪法”。社会性宪法是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它同样囊括传统宪法的两个基础性部分：基本权利与权力的组织性规定。而在这些不同的全球社会性宪法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等级化形式，它们类似神圣罗马帝国的马赛克秩序关系，国际法的晚近研究称之为联系网模式。

参考文献

1.英国学者斯各特・拉什明确提出这组概念，参见[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4.（法）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

5.拉什对此做出准确概括：“强化流动的无中介化却导致了一套再中介化，去地域化导致了一套再地域化，着根的旧式中介被不着根的新式中介所取代。”[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