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老庄思想对刘勰艺术构思论的影响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思想经玄学的发挥十分流行，且日渐与儒学、佛学互渗合流。刘勰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建立其明道、言志、宗经的文艺思想体系，但其文艺创作理论却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 艺术构思 虚静 物化

艺术构思论是刘勰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艺术构思的心理条件、心物关系、言意关系的阐释，深受老庄思想中“虚静”的体道方式、“物化”的思维特征以及“言意”之辨的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论述。

一、“虚静”――艺术构思的心理条件

刘勰艺术构思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虚静”心理的重视，明确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重要观点。

刘勰认为，只有在“虚静”心态下，构思想象活动才能顺利地展开，“故寂然凝虑，思在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也只有在“虚静”心态下，主体才能从复杂微妙的情感世界中理出所要表达的情绪，从纷繁杂乱的表象世界中寻觅出最恰当的艺术表象，并使两者相融相谐，逐渐升华为多姿多的审美意象。并且，也只有在“虚静”心态下，主体才能找出最适宜的文辞、声律来表现心中的审美意象。

不仅如此，刘勰还认为，虚静心理有利于灵感的出现，提出了“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的重要观点。“闲”即主体心境的虚静，是前提条件；“兴”即主体在“闲”的心态下对万物的感应会通，即灵感。刘勰认为，创作冲动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刘永济先生对刘勰的“入兴贵闲”阐释极为精当：“闲者，《神思》篇所谓虚静也，虚静之极，自生明妙。故能撮物象之精微，窥造化之灵秘。”揭示了静中生动，动而有得的奥妙之处。

刘勰对虚静心理的重视，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虚静”是老庄体“道”的重要方法。“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又是它们的规律。“道”可以感知，但无法言说。《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宗师》云：“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有天地，自古以存。”《知北游》云：“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道”不可言说，因为它作为普遍、永恒、绝对的存在，实际上是从宇宙万物生成变化运动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一种虚幻观念。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方法的特殊性，对“道”的认知不能用一般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虚静”的心理状态去把握它。

最早将“虚”、“静”二字连在一起的是老子。他在《道德经》是里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虚极”指心理空间而言，玄虚而无人事的纷挠；“静笃”指心理质的而言，自然而无人为的巧智；“复”即“回复”，指道循环运动的规律。老子认为，只有做到无智无欲，心绪宁静，才能体察道的运行规律。老子还进一步提出“涤除玄鉴”之命题，认为只有认知主体具备清明纯净之心，才能“玄鉴”客体对象。

庄子进一步阐发了老子的思想。《天道》篇云：“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夫虚静恬淡，寂莫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强调“虚静”是产生“得”的重要前提。《在宥》篇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为大明之上。”认为要达到“大明”境界，亦即最高的认识境界，必须要抛弃一切具体的、局部的、主观的“视”、“听”、“闻”，做到“静”、“正”、“清”。至于如何达到“虚静”状态，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说。《人世间》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就是一种绝思绝虑、无物无欲的精神状态。《大宗师》说：“堕肢体，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忘我，而混同于物的状态，这是心斋的进一步发展，同是达到“虚静”的渠道。

老庄的“虚静”说虽然是一种哲学认知方式，但其揭示的虚静心理特征同样对文学创作有积极的意义，故被后世文论家引入文学创作领域。刘勰之前，陆机《文赋》的“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罄澄思以凝”虽然表达了虚静的意思，但没有明确提出“虚静”二字。刘勰是将“虚静”正式引入文学理论的文论家。

二、“神与物游”――艺术构思的心物关系

心和物是艺术构思展开的两大基本要素。刘勰认为，艺术构思开始时，心和物之间有一种相互呼应对方的表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神思》篇赞语)。”“物以貌求”是说客体以其外貌形态来引起主体的注意，让主体选择所需部分，与之内心相契合；“心以理应”指主体按自己内在之理来与客体相应，和客体中最能体现其心之理的部分相契合。在构思过程中，心物关系进一步融合：“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即作家的审美情感，“物”即脑海中的艺术表象。“神与物游”揭示了艺术构思过程中作家情感与艺术表象相接相谐、交融无间的境界，亦即后来苏轼所说的“身与竹化”的艺术化境。

在《物色》篇，刘勰还对心物融合的关系作了相似的论述。其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即外在客体物象，“心”即创作主体内在情性。“随物宛转”强调构思要以根据外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形貌进行，不能因主观愿望而随意改变它。“宛转”两字源于《庄子•天下》篇之“椎拍断，与物宛转。”是说人的主观作为必须符合事物内在的“势”，亦即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与心徘徊”则强调构思要以主观情思为指导，客体的描写必须符合表达主体情意的需要。“徘徊”与“宛转”含义相近，刘勰认为，文学构思与创作，不是单方面的“随物宛转”或“与心徘徊”，而是主体和客体的融合为一，既要“随物宛转”又要“与心徘徊”。

刘勰强调构思中心物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思想受到庄子“物化”思想的影响。其实，老子的“恍忽”概念就暗含了与物同化的意蕴，道出了在物化中求精、求真、求信的精神追求。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庄子》中多处讨论了这一思想。如《齐物论》云：“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公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在梦中，庄周与蝴蝶融为一体，难分彼此。《达生》篇中匠人之所以能达到“指与物化”关键在于其“心与物化”。

老庄的“物化”是体“道”的思维方法，是沟通主体与对象的桥梁。主体“物化”，也就是对自我的超越，主体超越自我而进入对象的内部世界，从而能对对象作最彻底把握。当主体“物化”时，他就与整体不可分的“道”融合为一，我即对象，对象即我，我即道，道即我。

三、“言不尽意”――艺术构思中的言意关系

对言意关系的理解也是刘勰艺术构思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艺术构思过程一面是展开上天入地、来回古今的想象活动，创造审美意象的过程；一面又是不断寻找合适词语，将构思出的审美意象表达的过程。刘勰在《神思》篇对构思中的语言的重要性作了精辟论述。其云：“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可见，作家的想象离不开语言。语言丰富，运用熟练，则有利于想象的顺利进行，即“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反之，想象则难以展开。

那么，语言能不能把艺术想象及其所创造的审美意象全部形象的描绘出来，即言能否尽意呢？

刘勰之前，陆机在《文赋》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观点，认为语言是不能完全把所思所想正确、形象的表达出来。他自己写作《文赋》时就是“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刘勰在《神思》篇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其云：“方其搦翰，气倍于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意”则构思中形成的审美意象，“思”即构思中的主体情思等主观内容，“言”则语言文字。刘勰认为，艺术构思中不仅存在着意象不能正确体现作家主观意图的困难，还存在语言文字不能确切表达意象的更大困难。至于“言不尽意”的原因，刘勰认为关键是语言文字存在不能表达精微复杂心理活动的缺点。“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刘勰虽然认为构思中确有“言不尽意”的困难，但又极力追求“言尽意”，并由此提出了创作方法意义上的“隐秀”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利用语言所能表达、可以直接描绘的部分，去象征和暗示语言所不能表达、难认直接描绘的部分，尽可能达到表达的目的。

言意关系作为哲学命题在先秦就已产生。在先秦诸子中，儒家主张“言能尽意”并高举“言教”的大旗，奉圣人之书为经典。如《周易•系辞》云：“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与儒家相反，老庄都主张行“不言之教”。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因为言不能尽意，所以圣人的书是无法体现圣人之意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天道》篇。其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轮扁不仅说齐桓公所读之书为糟粕，而且以凿轮为喻，说他神妙的凿轮技艺，虽“得于心而应于手”，“但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强调了语言文字不可能表现人的复杂思维内容的局限性。但庄子并没有由此就消极的废弃语言文字，而由此又提出了“得意忘言”论。《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强调了意可以通过言的暗示、象征作用来获得。由此可见，刘勰一方面认为“言不尽意”，而同时又主张通过语言的暗示、象征作用来表达意的思想都受到庄子思想的直接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2]姚淦铭.老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3]李双译.庄子白话今译.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