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德育方法探析

摘要：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德育思想非常丰富。在他的德育方法中，注重理会与躬行实践相结合、正确引导与规范禁防相结合、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高处着眼与细处入手相结合，对今天的德育的完善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朱熹 德育　德育方法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人。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理学四大学派之一闽学的奠基人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著述甚丰，后人将其著述辑为《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他以孔孟之道的正统自居，综合北宋以来的各家学说。兼收佛道思想，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德育思想极其丰富，他从“存天理，灭人欲”即“明人伦”的德育目的出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德育思想体系。虽然朱熹的德育目的是唯心主义的，德育内容是封建主义的，但是他提出的德育方法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然可以借鉴。

朱熹很重视教育，坚持把德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又由于受气质的偏蔽，使其善性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所以他把“变化气质”的道德教育过程具体化为知、情、意、行四个基本环节，即：灌输道德知识、培养道德情感、磨练道德意志、躬行道德实践。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教育的方法。

一、注重理会与躬行实践相结合

朱熹首先很重视道德义理，他认为：“义理还没明白。如何践履?”也就是说要践行就必须先有认识。朱熹自己做学问就在于“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所以他教学生也是从“穷理”与“笃行”人手。他主张的“穷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就书本来“穷理”，二是就书本内外一切抽象的事情“穷理”。但他认为“穷理”只是完成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功夫。知道事物的当然之理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躬行实践，以完成“笃行”的功夫，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谓“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白鹿洞书院教条》)因此，他认为“穷理”与“笃行”二者必须结合而不可分离。他说：“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专就纸上求礼仪，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曹无可书》)所以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辑略》)从这些言论中，可知他是非常重视知行结合。这对今天的大学道德教育也有借鉴之处。躬行实践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以德为首、以才为辅，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无德而有才，愈是大才，愈足以济其奸”，这就是知与行问题。朱熹提出“知行常相须”，认为知行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这有双重意义：一是以其地位论，行重于知，知是为了行；二是以其进程说，知先行后，有知才能行。他认为：“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为学之功，且要行其知。”把“行”作为“知”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人的思想道德意识与思想道德实践互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为行为者所认同，并具体化、个性化的结果。任何一种道德品质都包含着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个人的道德品质，不仅需要认识到，而且必须与情感体验相结合，通过意志中介而见之于行动。思想道德不单单是认识或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践履”问题。

实践活动对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实践活动有助于青年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大学生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在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链条上，具体一环常常残缺不全，或失之片面，或失之肤浅，从而导致整个思维的缺陷。他们利用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来充实思维的链条，加深对课堂所学理论的理解，进而在理性上得到改善和升华。其次，情感体验是构成品德的重要因素，也是行动的动力之一。让大学生亲自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尝试，亲身感受和证明某一认识的正确性，才能产生情感和信念。再次，实践是意志形成的关键。意志是人的行为心理机制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是行为者使自己的动机、目的付诸实践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心理学证明，认识过程本身并不具有控制情感、情绪的功能，而必须由意志这个中介来完成。大学生处于身心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身心的剧变，情感的波动，复杂心理矛盾的增加，更需要增强意志的控制能力。一个人的意志由脆弱到坚强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在成功和失败的磨练中才能得以实现。最后，行为的外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活动与效果。人的道德品质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大学生只有深入实践，了解社会，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发展和完善人格。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才能完成育人的任务。

二、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

朱熹认为，德育的目的是“明人伦”，即要灭尽人欲，复尽天理，要达到这一目标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不断努力积累的。他提出循序渐进的原则，这正是道德教育中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他特别注意到实际教育工作中常见的两种偏向：一种是“骛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就是忽视或否认道德教育的阶段。在应当教之从事的阶段，而空讲一通大道理，结果不切实病，不解决实际问题。另一种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就是忘记了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在应当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时，却满足于已有成绩，不求上进，结果中道而止，前功尽弃。

朱熹一贯主张教育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而且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他主张儿童从八岁起入学，受小学教育；从十五岁起，人大学，受“大人之学”教育。他认为小学是基础，基础不牢固，到了大学再填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小学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习，并在实际练习中人手，以逐步培养其德性。等其长大，进人大学，就要教以如何去做“致知、穷理”的功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以止于完善。所以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表明，在朱熹以前，小学没有书籍，是朱熹把古代贤人的“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编成《小学》，分二篇，共三百八十五章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朱熹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内容切实可行，有助于小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展，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

儒家学者把“四书”视为学者必读之书，也实始于朱熹。可见他在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方面十分重视贯彻由浅入深、由简

到繁的原则。小学与大学的德育应是整体的。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提升，虽然程度有深浅之别，但内容却是一贯的。循序渐进又步步提高，这样教育效果就会显著。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从目前学校的德育来看，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德育内容衔接不够紧密。德育方法是“关、管、灌”的铁三角。从现在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情况来看，有两方面较差：一是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一部分人连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卫生常识都没有。志大才疏，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据报道有的大学设有七个部门管理学生还没有管理好，这是因为学生在中小学时没有打好底子，到了大学还是“抱着走”。二是大学生的交往能力差，合作意识弱。这与中小学的德育目标有关。中小学的思品课只重视课堂教学，把提高升学率作为唯一目标，把中小学办成“升学预备班”，以智育代德育，事实证明这对学生的成长危害极大。所以学校教育应注重大、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合理衔接，学校教育作为人生的关键，只有将各级学校的德育目标、内容、方法等合理地“衔接”起来，才能塑造道德观念一致、道德原则清晰的人，这样才符合德育教育的规律。

三、正确引导与规范禁防相结合

“存天理，灭人欲”，或称为善去恶。朱熹认为为善和去恶这两者应进行有机结合。在德育方法上，朱熹主张既要坚持正面引导。以说服教育为主，又要制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约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他认为：“小学书要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四书章句集注》)在德育方法上，坚持正面引导，就是通过说服教育。让学生明白事理，自觉行动，而不是别人强迫他们遵循某些道德规范。“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白鹿洞书院教条》)

当然，强调以正面引导为主，并不等于不要规章制度。朱熹认为。在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过程中，规章制度的约束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在《童蒙须知》、《训学斋规》中，制定了详细的道德规范，让学生从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到交朋会友、待人接物等方面，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在他看来，儿童对这些规章制度“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子之域”(《童蒙须知》)。可见，朱熹在德育方法上非常重视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强调在规章制度的约束下，教师在指导思想上、教育方法上进行积极的引导。当然，如果只是生硬地用规章制度去压制学生，而不能先将它们内化为学生的内心需要，再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那么，即使规章制度再严密，也是防不胜防的，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而犹决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同安县谕诸职事》)只有将积极的正面引导与规章制度的约束相结合。才能取得“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同安县谕诸职事》)的效果。

当前在大学生中，不少学生缺乏理想，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是非标准差。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潜藏着信仰、信念、信任危机，爱国主义思想淡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积极引导。启发自觉。坚持正面教育，就是要耐心说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心悦诚服，把各项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看作知道言行的准则，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枷锁；坚持正面教育。强调积极诱导，并不是只通过规章制度进行约束，而是讲启发引导和规章制度进行有机结合，这样德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高处着眼与细致入手相结合

朱熹在德育方法上吸取了孔子“立志乐道”的同时要“身体力行”的观点。一方面，他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立志大小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大小，所以学者首先要树立明确的、远大的志向，如果胸无大志，必将一事无成。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只患立志不坚，只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性理精义》卷七)同时朱熹还进一步指出不立志的危害：“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性理精义》卷七)所谓立志，就是要树立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朱熹所讲的“立志”，即立志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之，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要学尧舜。”(《性理精义》卷七)

另一方面，朱熹在强调立志对一个人道德品质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将志向付诸实践。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和志向，还必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而付出行动。必须从具体的一事一物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否则，理想就会变成空想，志向就会落空。朱熹在道德教育方面是主张将立志与践行结合起来的，并认为应该从大处或高处着眼，从具体的、细小的方面人手。在朱熹看来，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先立志，“有志者，事竟成”。但他的立志是立做圣人、贤人之志，他的践行也是以封建社会的伦理教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在八百多年前，朱熹能够意识到立志与践行相结合对于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只有将立志与践行相结合，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朱熹的在高处着眼和从细微处人手相结合，这对我们今天大学生德育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一方面，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目标，心中要立大志，这样才可以看得高，行得远，作为学习和生活的动力，不断激励自己；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有了远大的目标后，不能只是空谈理想、抱负。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可能什么也干不成。所以我们要从细微处着手，从小事人手，亲自从事实践。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朝着自己树立的目标前进，这样最终的目标和理想才可能实现。

以上是朱熹教育思想中所体现的主要德育方法，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朱熹的德育思想是以“三纲五常”作为主要内容，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任务，这之中带有许多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当然就会有许多不适合当今进步社会的内容。因此，我们要去其糟粕，扬其精华，他的许多思想比如以上方法至今还在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对我们今天的德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