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非法买卖

两个眼角膜、一个肝脏、两个肾脏。这是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谢先念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他的父母在捐赠病逝儿子的器官时说，儿子生病时，大家都在帮他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感谢社会。

这个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网友。

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管理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最近说，目前已经有超过千人在逝世后捐献器官，使三千多人的生命得到拯救。

与之呼应，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于今年9月重新启动，将参与对器官捐献者的人道救助。

全国一百六十五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是器官获取组织，将开展公民自愿的身后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而对于获取的每一例捐献器官，器官获取组织必须让其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依据等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等待时间、地域等客观条件，分配给最合理、合适的移植者。

抛开现行医疗体制下公开透明的问题，这条道路面临的挑战依旧巨大。主要问题是如何遏制屡禁不止的非法器官买卖。

打开电脑，搜索“寻肝源、肾源”一词，数万条信息扑面而来，留下的QQ号、手机号不胜枚举，甚至有公司进行操作。他们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也向患者提供各种配型肝源、肾源。媒体披露，在杭州卖一颗肾三万五千元，买一颗肾二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从接头到体检、配型，细节令人震惊。

这背后是巨大的市场供需矛盾。

我国的器官移植实践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技术与规模都得到迅猛发展，如今已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中国内地每年约三十万人在等待肝、肾等大器官移植，仅有一万人能获得所需器官，器官供需比为1∶3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4。此外，全国角膜病患者约五百万人，其中四百万左右若进行角膜移植可重见光明，但全国每年仅有七百个左右角膜供体，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长期以来，中国器官来源分三种途径：死囚自愿捐献的器官、亲属间活体器官及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器官。但据相关规定，活体器官接受人必须是捐赠人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加之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按照政府计划，将力争在两年内摆脱器官来源依赖于死刑犯的状况，无疑会在短时间内加剧供需矛盾。

巨大的缺口遂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一不是获利者，他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色链条。

中国器官移植回归公益化首先遇到的阻力是观念。自古以来中国人死后讲求留个全尸，捐献器官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哪怕是公民身后自觉捐献，也往往会遭到家属的强烈反对。相关公益组织便招募志愿者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后，悔捐事件依旧频发，甚至导致被捐者因此失去生命。

目前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国就有《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项犯罪。

2007年5月，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遵循原则，包括自愿、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术准入、非商业化、自主决定等，并对移植机构实行准入制。但由于刑法中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导致其在操作过程中的效力大打折扣。2010年，北京警方破获的最大的人体器官买卖案涉案金额达五十八万四千元人民币。但最终确立的罪名却是涉嫌非法经营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充满了黑色幽默。

不管面对多大困境，器官捐赠公益化是现代社会的潮流。2012年5月13日，来自贵州的打工母亲袁德珍毅然选择了将死于车祸的十一岁儿子的器官全部捐出，拯救了五位病人。她说，我的孩子还活着，在五个人身上。

器官公益捐献，是留给转型中国所有公民的考题，去认真思考生命的伦理和价值。“这是生者和死者共有的世界，爱是唯一的桥梁。”

【原载2013年8月25日《工人日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