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地方政府民生改革分析

一、当前地方政府民生改革一览

（如表所示）

二、为什么改革会出现在这些地方

前面三个县都是陕北的能源资源（煤、石油、天然气）富集县，近年能源资源的开发显然带来了当代地方财政能力的显著上升，但这些地方的“人均实际可支配财政能力”能达到30年来一直快速增长的东部沿海地区么？

正如诺斯所言“稳定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制约来实现的，它们既包括在一个等级下的各种正规规则，也包括非正规制约――是规则的延伸、阐述和验证，且由于它们已成了习惯的一部分，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它使得人们在每天的交换过程中，不必去准确思考一种交换在每一时点和每一情形下的条件。”我国由于行政组织体系较长（当前为五级），那么在官僚组织内部控制上的不完全控制定律、控制递减定律、协调递减定律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为此，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必然要求考核目标不能是模糊的表述，必须是可量化的“硬指标”。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考核目标逐渐演变为GDP为核心内容，这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制度均衡。东部乃至全国地方政府都陷于这一稳定的制度中了，即使它们已经拥有了改革或者制度变迁的物质基础了也会不知不觉。

“制度均衡……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对现有规则和合约满意，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在陕北，一些县有资源则富无资源则穷，GDP与初始禀赋有关，与后天努力无关，也就与政绩无关。作为理性人的一些该地攀登者认识到，稳定的制度在这里不稳定了。相对价格已经发生了变化，将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投入惯常的招商引资、经营城市其已不能提供足够的升迁激励，而投入民生改革中或许是产生“预期的净收益”比较大的方法。同时财政的突然性宽裕又使得改革的成本得以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一系列民生改革集中出现于陕北的原因。

三、这些民生改革能扩散到全国吗

要分析这些改革能不能扩散到全国，就要回答两个问题。一、在全国的层面上，我国有没有进行这些改革的财政能力？二、即使有了进行民生改革的财政能力，我国能不能出现制度变迁，使这些改革得到扩散？前面一个问题是物质基础的问题，后面一个问题是制度保障的问题。

我国2009年度财政收入为68477亿，比2008年度增长了11.7%，增加额为7147亿元。在不削减其他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一年的财政收入的增加额即足够进行前四项中任意一个民生改革。按照这样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四年内的财政增长额度即可足够完成重庆式的住房改革。

对于中央政府，我们注意到它在短期内并没有积极推进民生改革，但本文认为它在长期内会推广这一改革，因为这一改革对它非常有益。(一)民生改革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相对于政治改革，这些民生改革要容易成功的多。（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依赖投资、出口的局面，消费不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生改革无疑能够减少居民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需增加，经济稳定，避免强权国家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三）东亚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泰国、香港、台湾没有不出现房地产泡沫并破灭的，这对它们的经济带来的极大的伤害。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银行系统、相当大一部分居民都深入参与到不断高涨的房地产当中，这不能不让人担忧。民生改革中的公租房并不是治理房地产泡沫的唯一途径，但确实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房地产泡沫对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威胁。

四、简要结论、建议与说明

本文分析了一些地方政府进行民生改革的原因，并认为我国已经具备民生改革的物质条件，但从短期来看地方政府无力继续扩散这一改革。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在考察和总结这些地方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统一进行民生改革。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基于的是“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中的微观个体与社会中的实际中的人可能会有较大差异。但不管出发点怎样，这些开启民生改革的官员都具备相当的勇气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福利，这值得人敬佩！■

（杜建，1983年生，江苏盐城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