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真理比简单谬误更加有害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去年6月发表了一部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之时》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副题是“中央王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这本书甫一推出,即刻在西方世界激起强烈反响。中文版日前也已面世,国内学界同样给予极大的关注。这本书洋洋洒洒,内容丰富,论述中国崛起将改变世界,给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及公共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相对于过去一些年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有关“中国崩溃论”的书籍,这本书无疑有可取之处,它表明,西方舆论界正在直面中国的崛起。

“中国统治论”是变种的“中国”

科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事实的充分观察,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而铲除那些根深蒂固的、与人的整个心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迷信思想。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所以得到世人最高的尊重,是因为他们综合了以往最杰出的科学思想,并用之预测世界历史的“结局”,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从理论上讲,对一个国家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一个科学的预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前提是要有真正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历史观,也就是说,从一个合适的历史起点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还要正确地阐释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究竟在哪里。

过去一些年里,西方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者也提出过许多有影响的“大思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局面宣告结束,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在东西方对抗中,西方已经取得胜利,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随后,亨廷顿则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继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之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将主导世界的发展,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斗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为“中国崩溃论”的重要理论依据,许多西方人士曾一度深信,中国作为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会和苏联一样崩溃瓦解。

如果排除那些思想极度偏狭的人,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崩溃论”。但“文明冲突论”仍然很有影响力,许多人甚至认为,过去一些年来的反恐战争印证了这一理论。亨廷顿在阐述他的“文明冲突论”时,虽然用了更多的篇幅讨论伊斯兰文明,但实际上也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现在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今后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新的强权国家,如同过去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国。马丁•雅克的书之所以引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它所涉的主题所决定的。

亨廷顿用“文明”这个概念来划分当今世界,不仅在政治上有害,在学术上也是错误的。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在《世界文明史纲》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无论在英文还是在法文里,“文明”这个词用的都是复数的形式。文明是固定了的文化,文化是尚未固定的、流动着的文明,一切文明都是人类共有的成果。马丁•雅克这本书长篇大论中国文化,没有再用“中国文明”这样的概念,但在主题思想上与亨廷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本书是用文化阐述历史,所选择的历史起点是西方对世界的统治,结论是中国将取代西方统治世界,从而开启一个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时代。这本书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批判了“西方中心论”,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也并不是新知识。然而,半截真理比简单的谬误更加有害,马丁•雅克的书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统治论”,这实际上是用一个变种的“中国”,反对已有的“中国”。

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现代考古学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已有60万年之久,甚至可以上溯到140万年以前,但文明的历史大致上只有5000年左右。最原始的人类主要靠采集果实、捕捉鱼类和其他动物生活。如果人类不向前发展,即便今天没有灭绝,生存状况也一定极其悲惨,生活的质量恐怕还不如灵巧的猴子和强壮的狒狒。幸运的是,直立行走的姿态解放了双手,从而使人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大约在一万年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基本上都学会了种植和畜牧,可以获得比较充足的淀粉和肉乳,人类这个群种的生存也有了保障。

继种植和畜牧之后,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金属冶炼,先是青铜器,后是铁器。金属冶炼技术的掌握,首先使人类在力量上远远地超越了其他所有动物,从而真正地开始成为世界的主人。社会生产力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必然逐步地从野蛮走向文明。道路已经打开,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由于有了物质剩余,人类社会便产生了更高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从氏族走向部落,从部落走向国家。

国家是政治手段的组织,军事也是政治的一种形式,一切政治手段的目的都不是其本身,而是经济和财富。一切文化都源自政治和经济生活,好的文化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人指出更高尚的生活目标,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财富,以便尽情享乐。但就全人类而言,迄今为止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始终是经济,一切斗争首先是围绕着物质剩余而展开,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通向文明,而是充满了残酷的斗争。

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拉策尔在他的《民族学》一书中提到,最早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农民建立的国家,另一种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而猎人和渔民通常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没有必要建立真正的国家以保护他们的财富。农民人口较多,因为哪怕是一小块土地,也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满足农民自己和家庭生活。农民很少从事劫掠活动,因为他的邻居所拥有的财富,他自己通常也都有。然而,古代的牧人、猎人和渔民的生活时常难得保障,有劫掠的习惯。游牧民族人口较多,运动迅速,易于集中,而且体格强壮、敏捷、勇敢,因而相对于农民、猎人和渔民而言,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事实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大多都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古代纯粹的农业国家为数很少,而中国无疑是其中最顽强的一个。

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与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游牧民族需要中国的物产,如纺织品、粮食和茶叶。在大部分时期,中国通常是向游牧民族提供这些物产和金钱,以避免兵戈之争,维持和平。这种格局经过多次反复,游牧民族也曾多次入主中原,统治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从中国到印度,从中亚到阿拉伯世界,从俄罗斯到北欧,从东欧、德国、法国,一直到西班牙,历史上都曾被游牧民族所统治过。但在今天,没有人再谈论游牧文化是对世界的威胁,相反,在很多国家人们谈论的是如何保护这种文化。

世界霸权时代正在成为历史

马丁•雅克的书最引人关注的论点是中国将会“统治”世界,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之论。“统治”的实质是掠夺,对于许多欧美人士而言,作为霸权国家统治世界,也的确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用中国话说,就是“祖宗留下的规矩”。

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源自于地中海沿岸。早在欧亚大陆刚刚出现农业国家和游牧民族国家之时,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最早的海上强国,它们是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建立的。海上贸易者是从渔民演变而来的,他们和草原上的牧人一样,既从事贸易,也从事劫掠。在抢劫财物的同时,还贩卖奴隶。和牧人一样,对于古代的海员来说,劫掠并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备受尊重的高尚行业。《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大肆劫掠的强盗。

海上贸易者四处航行,需要强壮的体格和极高的组织纪律性,因而,每条船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们到处建立殖民地,比其他民族更加重视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情报,也了解远方民族的人文地理情况。与游移不定的牧人不同,海上贸易者在港口建立了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有高超的建筑、造船和冶炼技术。海上强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比牧人国家发达,很早就在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从经济制度上说,海上强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保持着自然经济状态,而希腊时期的海上强国很早就实现了货币经济,商人手中掌握着巨额的货币资本。历史上所有的海上强国,最初都是奴隶经济。这些国家通过海上掠夺、抢劫和贸易战争,带回无数的奴隶,贩卖到各个城市,而城市和农村的小自由民也常常沦为负债的奴隶。

正是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海上强国通常是短命的。事实上,早期的海上强国,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称不上是霸权国家。从世界历史上看,英国是第一个实现了海上霸权的国家,它的顶峰是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陆上大国的崛起,它的霸权时代也就宣告终结了。

美国是从旧世界中蜕变而生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但就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体而言,1776年美国革命和19世纪美国的崛起,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的历史意义首先是终结了一个旧的时代,为20世纪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经济扫清了道路。尽管今天的美国仍然是一个霸权国家,但其霸权正在削弱,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国在迅速地崛起,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大国同样也在迅速地崛起。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文明的进程,必然要求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绝不意味着谁对世界的“统治”,而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

世界霸权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如果再戴着“统治论”的眼镜来观察今日世界,非看走眼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