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真理

今日美国的强大，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回避挑战，肯定是其中之一。面对新事物，不管它是一场真实的挑战，还是一场虚惊，美国人往往总能把它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对待。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的名言“明天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对这种心态的准确概括。新经济，就是这样一个被当作重大事件的“明天”。谁忽视这个“明天”，以为只有过去才重要，那么就可能在未来的挑战面前被永远尘封进历史。

因为新经济的重大，那么它到底是否存在，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重大判断。从我翻译的第一本《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到杨冰之夫妇翻译的《再度崛起的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已连续了五份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的每一份都致力于解决经济学家有时觉得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些人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可以不根据任何数据和事实，就径直得出“不存在新经济”这样的判断。美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胆子普遍要小得多，因为他们还要看看数据和事实再说。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就是提供数据和事实供人们进行判断用的。“这份报告进一步促进了商务部的使命，即提供经济指标和数据分析，帮助所有政策制定者、商人和公众制定完善的决策”。美国人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因为有明显的历史教训：在工业化实践中，19世纪初“经济学由于低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增长的能力，而获得‘沉闷的科学’的实践者之名声”。今天，在“新经济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信息技术革命的实践是检验经济学真理的标准。美国人不想犯错误，我们也不想犯错误。

关于数字经济，经过美国商务部多年的实证研究，哪些问题已经提出，并已经或正在解决？哪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出呢？我谈谈自己多年跟踪研究的一些体会。

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这是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系列年度报告一以贯之的“永恒”主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但还没有完全和最终解决，也就是说，可以下初步结论了。按照11月9日宣布辞职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比过去更准确地回顾与评价――IT在提高我国大多数充满活力的企业和行业的绩效，以及整个经济快速的、持续的非通胀性增长中的作用。”

“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这个话题，最初是由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在他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似乎只是在投入上轰轰烈烈，在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从而形成一个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此前，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的研究发现，他所调查的企业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此后，有2003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认为IT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美国商务部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比上述个人研究要系统得多，既不是靠学术推理，也不是靠小范围调查，而是用国家全面、权威的数据，实证性地解析新经济的绩效。美国商务部论证“新经济是否存在”的基本思路，明显的特点是从促进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的角度入手，看IT及其应用与三者之间的关系。报告每年具体侧重不同。就2003年的报告来说，重点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IT生产商的前景是什么？IT员工在目前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中的状况如何？IT的投资和使用在美国经济活动中是否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区别于往年的报告，2003年的报告在对“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又有了新的进展。罗伯特・索洛曾经提出，只有当经济经受住IT时代的首次衰退，IT对于生产率的持久作用才能明朗。随着经济衰退的结束和经济复苏的到来，对新经济的观测也第一次取得了衰退期和复苏期的数据。数据表明：在衰退时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消费支出和强有力的住宅市场支撑，并没有典型的衰退时期下滑得厉害；然而，与一般衰退时期相比，实际的商业投资下滑更快速、更厉害，失业持续更高、更长；在后衰退时期，就业市场仍然顽固地保持疲软，美国经济也长期处于适度产出增长状态，仅仅在最近才开始提高；另一方面，整个衰退时期和后衰退时期，通货膨胀率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一直处于强势。通过对2003年报告的研究，人们第一次得到了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各个阶段上新经济的数据检验。实践检验的结果，简单地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并不完美，但新经济的确存在。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2003年报告第一次给出了一个“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的微观结论。报告在以往案例归纳的基础上，开始得出结论，一方面认为，在IT上投资的企业比没有IT投资的企业更具生产能力，运营得更好；另一方面又指出，“单纯地购买IT并不必然产生利润，其他投资，例如重组工作流程和对于劳动力的再培训也同样不可或缺”。我们说的信息化应用，如企业管理信息化、决策信息化，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不是同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生产率只是新经济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里涉及到由系统的复杂性和安全性，或者说是由网络和计算带来的失去控制的风险和身份识别的风险。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越来越从“电子”（Electronic）这个表层，深入到“业务”（Business，商务或政务）这个深层，人们早晚会遇到业务本身转型的挑战和体制变革的挑战。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率，并在相对低的成本下生产全新的产品。然而，工业革命也推动了经济、社会和法律环境的变革：城镇发展，工人开始组织化，而对于工厂安全和空气质量等问题的关注也应时而现。同样地，构成数字化革命的信息技术在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也正在产生新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

连续看了几年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报告，慢慢地也看出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也许不是问题，但中国在走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时，不能照搬照抄，需要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

首先，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较多从生产者角度，较少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立论和观察新经济。报告对新经济的论证，过多关注“生产率悖论”问题的解决，反映出在GDP本位观念下对生产问题的偏爱，而从消费角度、从环境保护角度的考察还不够。具体到2003年的报告来说，面临的实际是衰退阶段生产过剩条件下的新经济问题，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如何生产得更多，其中的意义值得推敲。中国发展新经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短缺经济转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提高工业化的生产率，升级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更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研究新经济如何提高有效需求、升级需求结构，实现供求均衡，让人民感到满意。

其次，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对新经济范围的概括，偏重技术，忽略内容。按照这个报告采用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信息产业应包括IT业中的软件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信息内容业，信息技术制造业却不在信息产业范围内；而这个系列报告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限于IT业（硬件业、软件业和技术服务业）和IT应用这两个领域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较少提及信息内容产业。实际上，美国实践中的新经济，要比这个系列报告考察的范围广泛得多，美国信息内容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是其新经济的核心优势之一。日本在战略上把信息内容产业作为新经济的主要内容，其经验可以作为补充。

新经济的“新”，在21世纪的背景下有其特定含义。新是指信息化，旧是指工业化。在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过渡的时期，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的合理选择。经济学的“普遍真理”，只有与信息革命的本地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应对明天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