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三尺下

从北京最高的大楼――国贸三期330米，到北京最深的地铁站――正在施工的7号线35米。365米――这是摩天大楼和地下世界的垂直距离。与地上大楼的玻璃幕墙相比，地下似乎更能代表这座城市现实残酷的一面。望京附近的女厕所下水道，一个刚出生的弃婴在啼哭；丽都酒店旁边的热力井底，67岁的河南老人全友芝盘腿坐着，在摇曳的烛光中数着白天卖废品的几十元收入；废旧防空洞里的放射性氡气让一名公务员患上鼻炎和脚气；北京西站附近的地下车库，一个女孩在停车后离奇消失，7年后人们才在车库设备间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地上的人们对地下世界知之甚少，尽管那是面积近6000万平方米，相当于136个天安门广场的另一个北京。

严格意义来说，北京的地下空间从脚下三尺开始，因为最浅的地下管线埋在地下一米，这片阳光无法照射的地方消化着这座城市令人不堪的一面。一位名叫杨志刚的北京排水集团工人从淤泥里挖出过塑料袋、墩布、麻袋、羊肉串扦子……“臭得比臭鸡蛋还臭”。一个住着许多老干部的高档小区，没有建化粪池，粪便直排进污水管道，掀开下水井盖的那一刻不堪回首：“你就可想而知有多脏吧，里面全是那些东西，嗨，就别说了。”

与承受这些烦恼相比，死亡更令人胆寒。第一次下井，杨志刚很不适应，“下面一个人也看不见、四面都是井壁、污泥。”稍有不慎，几秒钟内就可能被一种名叫硫化氢的有毒气体夺去性命。下井工人必须戴上防毒面具和长管呼吸器，有时，检测仪上的数字明明正常，但铲子稍微搅动一下淤泥，“嘀嘀嘀……”仪器开始报警。为了不影响交通，排水工人在午夜12点至凌晨5点间进行管线养护工作，可噪音常常引起附近小区居民的抗议，有时，突然就从楼上飞下一只酒瓶。

3年前，北京的一场夏日暴雨让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城市的地下井。两位20多岁的河北小伙子掉进一个没有井盖的井里，在地下8米深的淤泥间消失了，其中一个人还有两个月就要成为父亲。

北京三尺之下的另一端―国贸商城，一个常年播放克莱德曼钢琴曲的地下溜冰场，62岁的张智勇在冰面上腾身、起跳、旋转、落地。17年前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张智勇虽获救但头疼欲裂夜不能寐，最终在冰场上获得新生，并6次夺得花样滑冰业余比赛的冠军。围观者中有几位工作在商场地下的PAGE ONE书店店员，午休时他们静静坐在冰场的凳子上，看着人们像“鱼缸里的鱼儿游过来游过去”。他们的工作环境令人十分羡慕：650盏柔黄色照明灯，二十几个雕花书柜里的英文原版图书标价不菲，据说著名影星汤唯曾在里面买过一本室内装修的书。

北京越来越深。20年前，北京地下空间的开发还仅仅局限在地下10米，如今，尚未完工的国贸CBD地下空间光施工坑已经挖到30多米，年底，通州还有一个号称北京最大的“地下城”即将完工。正如1991年《东京宣言》所预言：“21世纪是人类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世纪”，规划师们早已将豪情移到三尺之下。首都干燥的空气和相对稳定的土层结构让这座城市具备可开发的地下条件，最近一次的测算显示，北京地下还有2亿平方米的开发潜力。而此时，地上的北京已经接近饱和，金融街附近两万多平方米的一块土地拍出74.6亿元的价格，相当于每平方米9.3万元。

与持续刷新的数字相比，生活在北京的居民似乎更关心早班地铁能不能挤上去，这也是日常生活中，他们最熟悉的地下区域。北京有17条地铁线路，每天早上，人们抛弃羞涩和成见，在车厢里保持亲密距离。

“往里走走啊！往里走走！”

“别挤啦别挤啦！”

“下车的伸手！伸手！快，拽他一把！”

“还能上一个！还有没有瘦的！高的瘦的，赶紧！”

车门终于关上了。

每天早上，北京地铁1号线司机张晓雨的一双大手像变戏法一样，“嘁里喀嚓一动，那车‘呜’地一下就出去了，提前几秒是几秒，差5秒钟站台上能多出好几十人。”黑暗中近40年的行车生涯赋予他过人的视力。驶出隧道那一刻，他只要瞟一眼站台上的柱子就能辨别自己在哪一站：军事博物馆的柱子是浅灰色大理石的，南礼士路是纯灰水磨石的，木樨地的柱子两边镶紫边，上面的凸起部分以前挂着巨幅像……每天超过1000万人次穿梭在北京地铁里，不曾改变的地下建筑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却能让张晓雨在不断扩张的地下空间中看清自己的位置。

与此同时，他的眼睛时刻提防站台上那些不小心的乘客。一次，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脚伸出，掉进轨道，张晓雨立马摁下紧急停车钮，把他拽了上来。

但大多数时间，地铁司机只能沉默地坐在封闭闷热的司机室，人们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的后脑勺，只有在列车发生故障突然停驶时，乘客才会想起这些孤独的司机，他们趴在细长的玻璃窗口“梆梆梆”地敲着：“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北京地铁1号线是中国最古老的地下铁道，1965年动工，按时代需求，战时可以承受100架飞机携带100个炸弹的地毯式轰炸，每天运载5个陆军整编师的兵力自西山至市区。如果不是因为丰富的地下水和破碎的风化层，今日的北京地铁最深可达160米。最终，设计师放弃了苏联地铁深埋的方法，把隧道修建在地下20米。

1975年进入北京地铁工作时，张晓雨接受了政审和外形考察，那时地铁还没有对大众开放，国家领导人、外宾以及持有介绍信的参观者是他的乘客。票价仅需一角钱，专列车厢里挂着精美昂贵的装饰画，张晓雨见过的最名贵的一幅是著名国画家黄胄画的马。按规定，外宾坐地铁最西不能超过玉泉路，一位地铁女乘务员因私自和外国友人交谈还被通报批评。

特殊使命为北京地铁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苹果园并不是1号线真正的终点，一位记者搭乘8点03分的地铁内部通勤车，越过终点到达了从未对外开放的神秘站台，那里有一群在地铁学校读书的学生，还有一位守了35年的地铁老工人。

每日接近午夜，地铁结束运营，偶尔空驶一趟列车，那是一些外地生产的新车来京入库需要途经1号线。“末班车完了怎么还发个空车啊？”好奇的乘客询问。“这个啊，过轨呢。”乘客把“过轨”理解成“过鬼”，北京城最后一班地铁要将地铁施工时被惊扰的魂魄送回原地休息的故事被写进“北京十大灵异事件”。

想在3685辆地铁列车里碰到奇遇也并非毫无可能。她是在地铁白石桥南站遇到他的，那个北京口音的男生突然站起来给她让座，悄悄地告诉她有个男人总往她身上靠，“我帮你挡挡”。女生心动了，却忘了留下对方的电话。第二天，她发了条微博，“……如果他是单身，请认识他的朋友联系我。”转发超过10000次后，男生出现了，他还单身。

他是在晚高峰的复兴门站注意到她的。那个女孩坐在靠门一侧的椅子上，戴着学生气的框架眼镜，头发扎得一丝不苟，碎发用一枚略显土气的柳叶形发卡别住，她塞着耳机，旁若无人地低头数一沓厚钞票，1、2、3、4、5……放在腿上的手机响了，35秒，她面无表情地按掉，把钞票拢在一起，又按了几下手机，计时再次开始，1、2、3、4、5……那是中国银行的练习币。他用手机偷拍了她的照片，放在豆瓣网上，相册的名字叫“北京地铁，只见过一面的那些人”。

至少有21.6万被认为有危险嫌疑的人在进站时被劝走了。这些工作主要由20岁左右、领着2000元左右月薪的地铁安检员完成。早上8点，杨飞按了指纹，上交手机，坐在安检仪后面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只有黄绿蓝3个颜色的屏幕上，乘客藏进包里的秘密一览无遗：一瓶医用酒精，一罐涂鸦用的喷绘，一把水果刀，以及一只宠物狗……下班后，杨飞从地铁通道跑出来，享受空气灌进鼻子里的清凉感，蓝色的天，夕阳落在过街天桥的尽头，“外面很亮很干净，为什么人们进了站里却哭丧着脸呢？”

作为一名地铁站区长，复兴门站的朱志英可以一天8小时观察那些往来穿梭的城市过客：他们进进出出，互相推搡，或在车门打开的刹那倒仰着崩出来。一个大爷高血压晕倒了；两拨乞丐争地盘大打出手最后把拐杖扔进轨道里；还有几个专业的“医托”，专门盯着抱小孩去附近儿童医院看病的乘客，有时朱志英忍不住大喝一声：“你们的心也太狠了！”

在车轮与轨道摩擦的巨大噪音中，朱志英要确保自己努力听清乘客问路时说的到底是“天通苑”还是“天宫院”，如此小心，她还是接到了投诉电话。

“问路你们不理我，不让我说话，还让我‘闭嘴’！”电话里，一位乘客的声音带着怒意，他投诉西单站的乘务员态度差。“您当时要去哪啊？”朱志英试探性地问。

“我要去明珠（商场），你们让我闭嘴！”

“明珠……他是不是跟您说‘B口’？”朱志英似乎明白了。

“对！让我‘闭口’！”

北京有210条地下通道，它们是卖唱歌手、手机贴膜小贩、乞丐以及流浪汉的势力范围。有人专门写过“北京地下通道卖唱宝典”，东长安街的通道声效最好、朝阳门附近收入颇丰、崇文门地下通道城管经常出入，一个名叫张尚武的前体操冠军退役后曾在那里卖艺谋生，他双手撑地，劈开双腿，向路人表演“托马斯全旋”，城管并没有因为世界冠军而高抬贵手，他还是被送进了拘留所。

大约100多万外乡人在北京的新生活从地下开始。一位名叫李君甫的学者曾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北京地下空间居民的社会阶层，他发现，地下室里居住最多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包括餐厅服务员、保安、保洁员、美发店洗头工，平均工资2549元。这样的居住环境以及人员构成与工业革命后的伦敦地下室非常相似。

北京至少有1.7万套地下室，这些地下出租屋大多不足10平方米，租金在600―900元间。位于崇文门新景家园小区的地下设备间里住了1000人，白天，安静的地下室里偶尔出现几声咳嗽，那是QQ好友登录的声音，晚上9―10点是最热闹的时段，公共浴室经常在排队，有时热水使着一半就没了。因为房间太小，生活在里面的人不得不把脱下来的鞋放在门口，把洗干净的鞋摆在唯一有阳光的楼梯上。地下室里的人们通过头顶纵横交错的排水管道来辨别地上的风吹草动，粗壮的灰色管道里“哗哗”响时，外面下雨了；白色管道传出“吧嗒吧嗒”的声音，那可能是楼上居民在排泄呢。

“假如说你是一个……你是个蟑螂，就跟把你给塞在一个臭水盆里边儿一样。”来自内蒙古的吉他手李晓亮坐在地下鼓室的沙发上懒懒地说。他在地下室住过一年多，6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最多时睡了8个朋友。

地下生活让人丧失时间概念，李晓亮的鼓手朋友曾昏睡27个小时醒不过来。他却在夏天热得失眠，觉得快被泡发了，只能去网吧刷夜。即便如此，这个摇滚青年依然要捍卫地下室的尊严，他瞧不上那些“在街上唱突然一下火了就挣钱了”的民谣歌手，也不与地下通道里据说月入过万的卖唱者为伍，更鄙视那种“在姑娘家蹭住”的男艺人。

尽管这个22岁的年轻人坚称自己住地下室是为了体验生活，但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开始扭曲，“整个人都不对了，每天就是挨日子。”搬离地下室的那一天，李晓亮扔了一箱永远晒不干的衣服，“一出来这个光鲜，我感觉我这个人都升天了，无欲无求了。”

这些被称作城市“鼠族”的地下居民，大多数不到一年就会搬离，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摆脱了初来北京时的窘境，在偌大的城市拥有了一个地上栖身处。人们走后，凌乱的地下出租屋有时会留下一个红色杜蕾斯的空盒、几支熄灭的烟头、插在矿泉水瓶里的翠绿色转运竹，以及墙上一行黑字：“不管多困难，距离多遥远，我都不会放手。”

梦想尚未达成前，继续留在地下的人们盼望着“终见天日”的时刻。一位67岁的群众演员正在北影厂附近3平方米的地下室里盯着电视机，他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扮演一名军人，刘少奇大会时站在王光美后面，除了他自己大概没人会注意。这位北方口音的大爷眉毛灰白，在地下住了6年，扮演过的角色包括给讲解的五台山和尚、《唐山大地震》里的灾民以及某村村长。他从书包里翻出用塑料纸包好的一卷领带和一副眼镜，知识分子，这是他最期待的角色。“我年纪大了记不住台词，40句以上的戏原则上不接。”他的原则还包括拒绝透露个人信息，“你们这是什么呀什么杂志呀，又不是拍戏，就给我登上，侵犯我隐私。”

贾万渠和他的90个兄弟住在北京一栋大厦的地下三层，那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通道，错综复杂宛如迷宫。据他估算，北京城里70%的保安都住地下室。租金便宜的代价是夏天被子拧出水，冬天干得咳出血，身上一片一片地起红疙瘩，想上网只能举着手机到处走。

贾万渠和他的保安队保障着附近7栋住宅楼870户居民的安全，这是京城一个有名的高档小区，均价6.2万一平方米，据传住着高官家属、富商以及某银行行长，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山西煤老板应对限号，买了8辆高级轿车停在车库。

这里的保安奉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业准则。除了负责门禁和巡逻，春天，他们还要扛着竹竿守护一对待产的野鸭子，这对野鸭每年飞到小区的池塘繁衍后代，颇具爱心的业主们下达了保护要求，在他们看来，这是小区生态和谐的象征。

贾万渠经常鼓励兄弟们，尽管别人瞧不起，但要把保安当成事业来干。这名帅气的退伍军人曾在厦门给老板当保镖，他崇拜保安公司的一位经理，管理上千名员工，“比团长还大！”

10月19日这天，贾万渠队里的50名保安被抽调，维持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马拉松秩序。穿着一双粉红色跑鞋的20144号选手从他们身前跑过，他身材瘦小，名叫代光臣，也是一名保安，在刘老根大舞台对面的地下车库工作。

每个夜晚，代光臣穿上荧光色的坎肩，在面积10万平方米、号称北京最大的地下车库里引导车辆。白天，他换上跑鞋，从车库坐电梯升至地面，在840米长的前门大街上跑十几个来回。他的跑步天赋是在山东老家纺织厂的一次运动会中被发掘的，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马拉松是什么。如今，家中年迈的父亲和因外出打工患上抑郁症的弟弟拿去了他每月2300元工资的绝大部分，独自置身在这座城市，只有跑步才能让代光臣得到暂时的释放―前门老式铁轨车经过时发出“铛铛铛”清脆声响，微风迎面打在脸上的凉爽气息，他什么都不用想。

车库领导有时候骂他：“你跑这有啥用啊，跑步能挣钱吗？”代光臣毫不理会，他的目标是在10月的北京马拉松比赛中跑进2小时34分，这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比赛当天，他前半程跑慢了，最终成绩是2小时37分，但这已经比他此前的最好成绩快了5分钟。“还有很多体力全浪费了。真想马上再参加一个好好跑一下”。

北京地下有近80万个停车位，位于国贸的银泰中心地下停车场据说是“京城最牛豪车地下车库”，一款名叫帕加尼风之子、价值3000万的顶级跑车全球只有5辆，其中两辆就停在那里。看守这些地下车库的是像代光臣这样月薪2000元左右的保安，每天，豪车搭载名媛在他们眼前驶过，留下浓浓的汽车尾气以及主人的坏脾气。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司机硬要把车上的旧划痕算在保安头上，下班回家的车主总冲他们怒吼：“怎么搞的！我的车位又被占了！”大多数保安在车库工作一两年后鼻子和嗓子被熏得发痒，长夜里，他们在空旷的车库走来走去，依靠背车牌号抵挡困意。如果不是他们拿起灭火器，及时阻止了一辆自燃的奥迪A6即将引起的爆炸，也许没有业主会意识到这份工作有多重要。

北京的地下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空间。北京九成的打击乐教室开在地下。一个每天接触负面信息的报社评论员认为世界快毁灭了，为了解决终极焦虑，她在单位对面简陋的地下鼓室里找到情绪的秘密宣泄地，她在鼓垫上写上领导的名字，然后用两根鼓槌疯狂地、不间断地敲击。

另一群被贴上理想主义标签的年轻人在地下继续着文艺梦。名叫邓超的山东小伙子租下五道口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将其改造成一个涵盖图书馆、咖啡馆和工作室在内的公共空间，他称这是“宇宙中心的文艺黑洞”。一位擅长绘制基督教题材画作的法国画家在此办过画展，一位著名的死磕派律师失去自由前在这里进行过一次讲座，漫画《深夜食堂》的中文译者在这里重拾了写作的兴趣。

“上面是一个挣钱的世界，在这儿就算了。”邓超说。但很多朋友并不看好他的选择，觉得是“作死”。作为一本介绍民间工艺的民间刊物主编，邓超中断留学来北京寻找真正的兴趣。“文艺黑洞”开业后，他的父亲从老家特意来了一趟，面无表情地坐了一会儿，啥也没说就走了。“反正我也已经赌上全部家当，准备好了关门那天的闭幕词：‘去他妈的，反正我已经拼尽全力试过了。’”有一天，邓超忍不住有些赌气似的发了条微信朋友圈。

三尺之下的实验还在进行。花家地北里3号楼的地下室里闯入了一个头发卷卷的，挎着环保布袋子的年轻人。他叫周子书，要租一个房间，还想发动一场地下变革。此前，他已经在附近几个地下室里遭到拒绝。

周子书曾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去年在英国留学时看到一则新闻，曼彻斯特挖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下室遗址，由于房屋短缺和贫困，当时的城市新移民在那里居住。周子书由此想到北京，“没有人不知道北京的地下室，但我不知道北京地下室下面的矛盾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决定以此作为毕业设计的切入口，回国调研，“以前听了过多设计师啊名人啊，那些声音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要听到真实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才是我们发生改变的唯一动力。”

幸运的是，花家地的房东被他说服了。33岁的河北人刘青是地下室的二房东，以每年7.5万元的价格租下这个拥有20多个房间的地下王国，他和妻子、4岁的女儿住在里面―他的房客包括一个正在研究环保新能源的4S店修车工，一个爱用佳能5D相机拍照的梧桐餐厅服务员，一个计划转行做平面设计师的锅炉工师傅，3个月的设计培训，他为此付出9100元―长期地下生活却让刘青“懒得不成样子”，每天就是在下面打打游戏扫扫地，与世隔绝。他本来已经打算回到地上找份工作。就在这时，周子书来了，他搬进地下室，晚上和邻居们喝啤酒、吃瓜子、一起清扫公共通道，他觉得地下室还算不赖，冬天挺暖和，除了难以忍受味道独特的公共浴室。

两周的地下生活让周子书换了一个视角看待这些城市的陌生人。“我以前遇到他们的场合是在足疗店、KTV、餐厅，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住在哪儿，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他们的生活，当他们第一次穿着日常的衣服出现时，，那个在梧桐餐厅当服务员的哥们，这么帅！怎么住这儿？”

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改造了地下室的公共空间，面朝出口的墙面刷上蓝色，另一面是橘黄色，这样，人们离开地下室时看到的是“希望”，回来时感受的是“温暖”。他还在地下出租屋里搞了一次电影放映会，来了30多个年轻人，放映了西班牙黑《活埋》，一个被埋在地下黑暗狭小棺材里的人如何逃出困境的故事，一个半小时里只有一个场景，二房东刘青进去看了两眼，实在看不下去，走了。

这个带有深刻空间实验色彩的计划中，外观变化只是开始。在周子书的构想中，地下世界如理想国，改造后的房间可以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出租给艺术家，与此同时，刚进城的农民工可以获得3个月减免房费的住宿以及艺术家提供的技能培训。两个在地上世界不太有交集的群体将共享地下空间，“地下室是一个城乡的连结点，absolutely（绝对）”，周子书说。

这个意欲打破身份界限的大胆计划引起30多家媒体的关注，花家地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地下室火了，每隔几天就有人去参观，几家知名地产公司流露出合作意向。也有质疑，周子书经常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改造后的地下室还是地下室吗？租金会不会提高？底层年轻人会不会更没有地方住了？

“我想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年轻的北漂一定该住在地下室，住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里。第二个问题，这个地下室到底适不适合居住，难道穷就应该住在地下吗？我认为地下室寻求的是短期使用的可能性，构建相互之间的互助，从所有人利益相关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求空间正义。”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要改造地下室，而是帮助地下室的年轻人终有一天走出去。

北京的三尺之下守候着年轻人尚未破碎的未来，也见证着这座城市不算久远的过去。北京4个旧城区下都有一条防空洞主干道，没有公开数据显示北京现存多少公里的防空洞，但它们的出口就在厨房设备间油腻腻的地板下、四合院破旧的砖墙边以及老式服装店的柜台后面。管理这些防空洞的是一群神秘的公务员，“我们很少宣传自己，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的。”北京西城区民防局工程科科长陈政说。

坐在办公室里，陈政一身休闲打扮，看上去跟普通公务员没什么区别，但当他穿上长筒雨靴和分体雨衣，拿上手电筒时，人们就明白这项工作的特殊性。由于年代久远，一些早期防空洞出现塌陷，只能匍匐前进，有的地方渗水、粪水横流，弥漫着放射性氡气和霉斑，“滋生什么虫子咱就不说了啊，看着跟大蛐蛐似的潮虫，太多了。”今年年初，陈政带队下去普查，回来后得了两个月鼻炎，鼻涕哗哗往下流，防空洞里的冷风使劲往骨头缝里钻，有些老同志患上风湿性关节炎，夏天都得穿秋裤。

在老一辈北京人的记忆中，防空洞曾是美好童年的嬉戏地。一位北京大妈记得，当年她和同学在防空洞里尖叫着捉迷藏，里面四通八达，还有出气孔，一截楼梯通往出口，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盖着，邻居小孩曾不小心踩在上面掉了进去。1969年，中苏因珍宝岛归属问题产生武装冲突，在“深挖洞广积粮”口号的感召下，仅1970年代初北京开发的人防工程就有120万平方米。最为知名的是大栅栏地下的人防地道网，又被称作“北京地下城”，它距地8米，通往王府井和天安门，里面有2300个出气口，70处水源，以及战备医院、电影院和理发室。美国著名记者、写过《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曾来此参观，“如果那时广岛有这样的设备，相信损失会小得多”。

修建防空洞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土，一部分变成东单公园和陶然亭公园里的土山。仅过了半个世纪，一批早期修建的防空洞又被地上的土重新填掉。曾被列入旅游景点的“北京地下城”如今大门紧闭，门把手落了一层灰，胡同里一个正在洗抹布的中年妇女告诉来访者，早就关门了，来了一群人往里填土，“填了半天也填不满”。

这座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城市下面还沉睡着汉代古船和唐代墓葬。1996年东方广场施工时，人们在12米的地下又发现远古人类留下的2000多件人工石制品和骨制品，经鉴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发现，那片遗迹的原址上建了一座博物馆，就在今天王府井地铁站通往东方新天地的通道里。博物馆保留着当年挖掘现场的土块，远古动物的骨头小心翼翼地陈列在玻璃展柜里。

尽管这是首次在国际大都市中心发现古人类文化遗迹，但如今每天仅有几十人来此参观，大多数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大多伴随10块钱门票太不值了的连声抱怨。外国友人对这里更有兴趣，他们指出了展品介绍中标错的英文单词。

坐在售票窗口，一位戴着眼镜的男性工作人员正在无聊地摆弄手机。见到有人进来，他主动表示，可以提供义务讲解，“闲着没事干嘛！”但他的这份好兴致一般维持不了太久。

“里面有恐龙吗？”有人凑在售票窗口问。

“恐龙？你知道恐龙是什么年代的吗？”面对无知，博物馆售票员感到非常愤怒。

或许因为工作原因，这位先生对人类起源表现出极大兴趣，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世纪大洪水、诺亚方舟，还谈到自己前不久看过的纪录片：如果人类灭绝，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人类的痕迹将在1000年后全都消失。就像距今2.4万年前的这里―王府井地铁站通往东方新天地的通道，一座国际大都市最昂贵的CBD地区―曾流淌着永定河的支流，原始牛、斑鹿、鸵鸟、蒙古草兔在河边喝水嬉戏，“咱们现在的煤和石油不都是动物尸体吗，过多少年后，咱们变成什么了呢，说不定变成另一种飞船的燃料呢。”博物馆售票员淡淡地说。他的意思是，最终，地上的一切都将成为地下的，不再有什么分别。

（实习生刘正薇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