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逼近垃圾场

多年前，有个摇滚歌手唱：“我们生活的世界，像个垃圾场。”2010年4月的一天，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去拍一座过去的垃圾场，发现那里已经种上了树，“但刨开树下的土，全是塑料袋。”这些塑料袋的大部分，至少要陪伴我们的城市一百年。

高安屯附近的居民和垃圾过不去已有些时日了。

“每天都有臭味”，在万象新天小区业主论坛上，某业主说，“一打开窗户，就有异味飘进窗户来”。这样的帖子每隔几天就有新的冒上来，其中不乏前来打探虚实的房客。万象新天小区附近是北京市朝阳区著名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场。仅仅这一点，就令不少想来东郊买房的购房者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高安屯是北京城八区内仅有的4处正规垃圾填埋场之一，其余3处分别位于朝阳区东南、与通州和亦庄交界的北神树，以及海淀区的六里屯和丰台区的永合庄。所谓正规垃圾场，其实数量很有限，数量更为巨大的，则是那些如疮疤般趴在各处、大大小小的非正规垃圾场，它们或显露于地表，或埋藏于地下，因年代久远或缺乏监管而鲜为人知。

无处可逃的垃圾场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曾以一组《垃圾围城》照片走红。2010年4月的一天，他去拍一座过去的垃圾场，发现那里已经种上了树，“但刨开树下的土，全是塑料袋。”王久良花了1年多时间，用镜头记录下北京数百个垃圾场的现状，这样的情形对他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

早在2007年11月，据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委的一份内部通报显示，该区“在市挂账”的“非正规垃圾场”就有66处，其时已“基本整治完毕”。通报称其整治方法为：24处停止倾倒并关闭，覆盖1米厚素土，进行绿化或围墙遮挡；12处仅采取关闭；3处出现倾倒反弹；最后还剩余1处位于管庄地区，属北京铁路局北京段管理的范围，没有解决。可见，最好的整治方法，也不过是在上面覆了一层薄土，外面加了一圈围墙，再种上几棵树，如此而已。这根本算不上“科学的治理”。

这些垃圾场的地点是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褐色图斑确定的，垃圾填埋量均在2000吨以上，占全市非正规垃圾场数量的8.25％。

这还只是上了“在市挂账”台面的，“区内挂账”的另有15处。至于那些没有被挂账，甚至因埋藏年头较深把卫星都“蒙混”了的，就不知道还有多少了。

据市政管委介绍，目前北京尚有近千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主要分布在城四区之外的其他14区县。这一估计来源于18个区县的统计上报。更准确的数字是，截至到2008年底，北京市垃圾积存量在200吨以上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共有1011处，以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为主，总积存量在8000万吨，占地2万亩。

这些非正规垃圾场，通常都由自然凹陷的山谷，或人工采沙或取土形成的大坑转来。北京的采沙大坑多集中在永定河道附近，而砖厂取土坑则成为包括部分正规垃圾场在内的众多垃圾场的诞生途径。

比卫星和统计员更犀利的，是钻孔和地质工作者的眼睛。

2010年1月，北京市地质勘查局向北京市政府移交了一项三维地质勘测成果。在这项历时4年多完成的调查中，地质科研人员对北京市埋藏于地表以下的垃圾做了一次全面摸底，共查出北京生活垃圾填埋场490处，总占地面积1077.3万平方米，总填埋量约3636万吨。这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靠谱的一次垃圾详查。

也就是说，与北京城市建成区面积488平方公里对应的，是10平方公里的地表和地下埋有垃圾。它们环绕在城市周边，已经侵蚀了城市大地的肌体，相当于将近每50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就对应了1平方公里的垃圾场，并且这个已经存在的数字必定继续快速增长。

难以忍受的三百米

北京市四环路以内没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据北京市政管委的统计，四环至五环内有33处，绝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分布在五环至六环路之间，以及六环路以外，共计978处，约占总数的97％。这些位于郊区的大量非正规垃圾场，过去一直在大量吸收城区的垃圾。

多远才安全?

高安屯所处的城八区，大致与北京市五环路的范围相当。

随着城区不断膨胀，垃圾场也只好越迁越远。据悉，北京市已经出台规定，将限制在六环内新建垃圾填埋场。然而，与垃圾场总体上撤离城市中心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一座垃圾场距离居民住宅却越来越近。

看一看生活垃圾填埋场国家标准的变化就足以说明。1988年制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标准》(CJJ17-1988)，要求生活垃圾填埋场距离居民区大于800米。十年后，也就是1997年，由于许多城市提出按800米要求选址存在困难，更名后的新标准《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将距离缩短为了500米。又是十年过去，到了2008年，在最新修订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里，已不再提具体的距离要求，而是笼统称“通过环评来确定”。

而在北京，这一距离则被压得更低。2007年，北京市环保局曾出台一项规定，要求各种类型的垃圾处理厂距离居民住宅的直线距离不得低7300米。

这一规定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300米的距离，不仅专家之间存在争议，更多的市民也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太近了”。

刘女士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百旺新城，附近就是六里屯垃圾处理厂，距离最近的西六建宿舍区约500米，而且处于附近居民区西北的上风位置。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刘女士担心，300米这一标准太低，“应该要有3公里”。她认为，300米的距离不仅危害到健康，而且很可能会成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复建的理由。

时隔一年，环保部在2008年的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将垃圾焚烧发电厂距离居民区的最短距离明确规定为“300”米。

至此，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正规还是非正规，无论焚烧还是填埋，300米已经成了居民住宅楼和垃圾之间的最后防线。

赵章元，中国环境科学院退休专家，对环保部的这一规定感到错愕，“不知道为什么环境保护部会通过这个300米的标准”，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赵老曾以常聘专家的身份，多次参加环保部的评审。据他介绍，300米的距离是由某位研究固体废弃物的教授用物理模型算出来的，依据的主要是垃圾焚烧时产生的二英排放值，“算出焚烧炉有多少排放量，有多大的空间，按照这个模式一算，算得再精确也不需要多少米”。对这种没有经过任何实践检验，仅通过物理测算就匆匆出台的“纯理论结果”，他表示怀疑，更多的则是担心。

对于填埋场而言，更大的安全隐患是污染地下水源。一旦南水北调工程投入使用，北京市的地下水开采将减缓，地下水位将升高，和地表下的填埋垃圾层将产生“亲密接触”。风险系数无疑将大大增加。

整治风潮与追逐游戏

垃圾治理专家王维平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4年以后，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就都填满了，而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周期通常需要四五年的时间，如果现在再不赶紧动手，到时候垃圾可就无处可去了。”身为人大代表的他建议，应尽快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场。

王维平是就现有垃圾填埋场的处理能力而言的。他举例说，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设计能力为每天处理1500吨垃圾，但投入运行后每天的实际处理量却达到三四千吨；招致居民不满后，部分垃圾被转移到距离城区的阿苏卫填埋场，导致后者消化不良。

一面是治理，一面是扩建，可垃圾不会自行降解，而土地终归是有限的。考虑到土地资源本身的容纳能力，如果不对历史垃圾尽早开展无害化、资源化的科学治理，“垃圾轰城”的破局就没有出路。

就在前文所说的朝阳区垃圾场整治中，宣称的66处实际上只整治了40处，其余26处已经被开发成别的用途。到了实地踏勘时，工作人员才发现，被卫星发现的26处填埋场，它们或已开发为建设小区。或已成为在施工地，已经无法进行治理。

这并不奇怪。受条件所限，非正规垃圾场没有结合北京的地质、水文条件和相关的标准进行科学化选址和布局，管理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

本来，朝阳区政府曾要求所有的生活垃圾必须清运到高安屯和北神树两个正规垃圾填埋场，但乡一级的环卫队往往不能执行，为了省钱、省事，把大部分垃圾倾倒无人管理的非正规垃圾场，于是周边一些建筑施工队将大量装修垃圾也随后送到。

据北京市政管委透露，北京城八区的正规垃圾处理设施基本上是2000年以后投入使用的，郊区县则是从2003年才开始建设。而大部分乡镇的垃圾收集和处理，则由于缺乏配套的车辆和人员，不能做到统一清运和消纳，至今还延续简易的垃圾处理方式。

建在垃圾场上的房子

垃圾尚未处置，规划已经先行。开发商开始圈地，而越来越多在城区中心买不起房的市民，因为相对城市中央的高昂价位略显低廉的楼盘价格，也追随而至。

记者从业内人士了解到，开发商竞标地块时，最看重区位和用途。而对于地块自身条件，则主要考虑用地面积和形状，对地质地形条件往往考虑不周。有些开发商买地时往往只关心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不关心也不知道这块地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往往等到施工以后才发现，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垃圾填埋场。结果把建房子的钱都花了，地基还没有做完。

如果说气味对业主太敏感，而地下垃圾场对地基的影响又直接关系建设成本，那么，垃圾对地下水的影响就更不是所有开发商都愿意管的了。

在北京市地质勘察院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对所发现垃圾场的环境危险指数进行了评估，主要考虑因素除了垃圾场的分布面积和在地层中的掩埋深度，还包括可能对地下水体造成的污染。其中高污染风险场地125处，中等污染风险场地160处，低污染风险场地205处。2010年1月，这一成果被移交给北京市政府。

2010年4月8日，北京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2010年工作方案，称将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垃圾场进行分别整治，并将“首批拟治理9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对那些污染地下水和大气，并最终危及居民健康的填埋场，将采取“挖走、充氧气、盖上等方式”，进行特定治理。虽然“首批”并非“首次”，却是在垃圾分布的科学成果移交给北京市后的第一次，其整治的科学性或许能得到提高。但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之前整治的失败。

按照最新规划，要将北京市所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完毕，需要“5至7年的时间”。其治理结果，不仅关乎环境和居民健康，无疑还将改变京城房地产的新一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