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北京城

时间:2022-05-31 04:57:35

姬乃甫,男,汉族,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书法家,新华社高级编辑,陕西省米脂县姬家石沟村人。1964年本科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作,曾任国内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副社长。1995年出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现兼任首都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

那是1964年8月15日的晚上8点多钟,一列从西部长途跋涉而来的火车,喘着粗气,长鸣一声,疲惫不堪地驶入了终点北京火车站。

车上下来一个25岁的小子,穿一身蓝布裤褂,脚蹬两只手工纳底的黑布圆口鞋,扛着一卷铺盖,土头土脑,老冒十足。那就是我,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来工作。

到了,这古老的北京城,祖国的心脏,我将要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里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我来了,带着我的梦,十分美好的梦。

老天爷是十分公道的,让世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尽管各人都有各人的梦。老天爷的这种安排也是非常科学的。要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什么时候当官,当多大的官;什么时候发财,发多大的财;什么时候生病,生多大的病;什么时候要死,怎么个死法……那人生就没意思了,也许这个世界就要乱套。

北京好像并不欢迎我这个从大西北山沟沟里来的人,一下火车就用哭泣似的沥沥夜雨为我致词。

站前广场上,昏暗的路灯,满地的积水,一片凄凉。转眼之间,一车人一出站就星散得无影无踪了。

我独自站在广场上,活像一个逃荒要饭的流浪汉,人地两生,举目无亲。湿湿的雨点,打在我的身上,孤独感浸透了我的心。

见鬼,偌大一个广场,想找个问路的人都没有。

在广场的东边,有一个小木屋,走近一看,挂着一个小木牌子,写着旅馆介绍处。小小的窗口,里边灯火通明,坐着一个30来岁的女人,粗眉大眼,一身工装。我还未开口,她就说:“没有旅馆了,你住澡堂子吧。”

“好吧。”我说道。

她给我开了张小条,从窗口递出来,随即用手一指说:“西边亮着灯的那个地方就是。”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广场,来到澡堂子门口。这是一间平房,里边灯火通明,雾气腾腾。进门后见到一位胖子,光着膀子,腆着个大肚子高声叫道:“客人一位。”

他引我到一个能坐两人的窄窄的沙发上,说道:“您哪,洗好休息好,有什么事招呼声就行。”京味儿十足,看来我真的是来到了首都。

放下行李,我脱了衣服去洗澡。一个大池子,里边泡了许多人。水很热,泡到里边,好舒服啊!

看来这里有许多熟客,多是中老年人。他们一边洗,一边聊天,满口京腔,我听着有一种油腔滑调的感觉,但很新鲜。

我洗去一身疲劳,回到我的位子上。我回头一看,我的行李还原原本本放在那里,没有被人偷去。我想,这里毕竟是首都啊。不过,我是个穷学生,但凡有点眼力的梁上君子,是不会光顾我的那床破铺盖的。

我用一条浴巾盖着身子躺下,一米八的个子,窝在这又短又窄的沙发上,虽然不怎么舒服,但很快就睡着了。那时候我年轻,又是从苦地方来的,这算不了什么。

睡到半夜,朦胧中觉得有人推我。我挣扎着睁开双眼,看到面前站着一个警察。

“有介绍信吗?”他问我,那声音就像讨账的。

“没有!”我也很横,心想,我大老远从西北来到北京,是参加革命来的,是为国家尽忠来的,是为人民服务来的,光明正大,你凭什么对我这么横。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参加工作来报到的。他说那总有个介绍信吧,看来他还有点常识。

我掏出报到通知书给他看,他看了半天,然后还给我,一言未发走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自尊心第一次受到了打击,心里像吃了一个苍蝇。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来到站前广场,天晴了。我茫然四顾,不知道坐哪路公共汽车能到新华社,只好雇了一辆人力车。

车夫是位50多岁的老头,不高的个子,精瘦的身板,皮肤黑红黑红的。他上身穿一件对襟白色小布褂,下身是一条蓝布短裤,已经很旧了,脚穿一双草鞋,头戴一顶草帽,肩膀上搭一条毛巾。

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新华社。他说不远,请上车吧,就在宣武门。

我坐在车上,老头拉着我一溜小跑。

年轻的坐车,年老的拉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真有点不好意思。今天看来,过去那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绝对不等于人和人的平等。用社会分工不同来解释这一不平等现象,纯粹是自欺欺人。其实,当官的和当老百姓的比,哪怕当官的没有当老百姓的挣钱多,当官的也比当老百姓的高人一等。

原来,新华社就在宣武门内往西一点。高高的宣武门城门楼子,已破败不堪,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坐在那里。

进了城门,沿城墙往西走。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着小草,右手是一片灰色的居民小院。

其时,朝阳灿烂,金光四射。四周静悄悄,连个人影都没有,给我一种进了世外桃源的感觉。

我的这番观感,被车夫的一声“到了”打断了。

他放下车把,一边擦汗,一边说道:“给3角钱行了。”我给他5角,说不要找了,但他不干。他说:“小伙子,看来你还没挣钱呢,咱爷俩要是有缘,下回再说。”他找给我两角钱,抄起车把就走了。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半天才回过头来。

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这位车夫的音容笑貌,至今一直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每当我想起他来,心里就有一股暖流通过,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高大。如果他还在世,也有90多岁了吧。我祝他老人家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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