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朋辈文化与校园文化互动

一、大众文化的转向与大学生朋辈文化的特色

改革开放活跃了经济、丰富了生活、解决了物质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管理模式、观念文化。技术化、工业化和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一方面传统的精英文化、士绅文化、高雅文化迅速没落，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濒临崩溃。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迅速崛起，新的以金钱为主导的功利性价值观正在形成。在媒体与网络时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体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则成为娱乐甚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当今中国文化正发生着“从审美的文化到消费的文化，从神圣的文化到世俗的文化、从批判的文化到娱乐的文化、从灵性的文化到技术的文化、从有根的文化到时尚的文化”的转变。大学生站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前沿，对新生事物好奇、标榜个性、紧跟时尚，他们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认同在形而下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觉的跟随时尚潮流，形成了与大众文化总体方向一致，与科学的高校校园主导文化错位、偏差，但又与自己的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朋辈文化。庄子认为，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满足是卑微的，人不应当“为物所累”。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说“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和不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可见中西方思想家都将无功利性的愉悦感当作真正“美”的判断标准与向度，追求不为物质所绑架的高尚人格和高雅情趣。现实中，当大学生遇到物质的诱惑与胁迫时会怎么做呢？部分大学生身上所呈现的精神危机、精神贫困告诉我们：精神文化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物质发展。问题在于尚未真正投身社会的大学生何以会形成这样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大学生朋辈文化在大学生的心理模式、行为选择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全世界的市场，也要求把人们的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释放到极致。以消费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通过品牌效应、符号标识诠释成功、地位与能力，大学生所使用的物品、参与的活动与部分人际关系的建构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开口说话———人们倾向于认为“成功就是掌握财富，财富赋予你所有期望的东西”。受这种文化影响，大学生对成功、能力的理解与物质、消费能力挂钩，崇拜商人（金钱）、政客（权力），对科学、艺术、人文研究缺乏热情。媒体面向市场之后，以报刊、杂志、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竞争压力加大。为了占有市场、提高收视率与点击率、获取经济效益，媒体推出的节目、栏目刻意迎合大众，宣传中的金钱色彩浓厚。身处信息时代前沿的一部分大学生跟着媒体走，自觉将金钱的光环放大，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还有一些大学校园则被部分大学生通过各种活动将大学俨然演绎成了名利场、生意圈、社交圈，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除了亲密的朋友关系之外往往还混杂有功利的色彩，以图建立一个以后为我所用的关系圈。高校的主导文化如“修德、博学”成为了悬挂在学校宣传栏里的标语，成为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目标，抄袭之风、逃课之风悄然盛行。大学生年轻有活力，关心国家与政治，关心社会发展走向。他们深知国家的发展变化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期待体制改革与完善、期待国家进步与发展。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所不同的是，他们关心政治却又以娱乐的心态谈论政治、评价政治，对国家政策、学校教育的看待功利化、金钱化。一部分大学生将自我确立为价值评估的中心，评价指标以有形的物质为基准，以可估的、确定的报酬返还为目的，人际关系网络化、情感功利化、政治态度娱乐化、审美情趣庸俗化、休闲消费时尚化，学习态度技术化。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风险、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压力倍增、焦虑、短视，为了在就业市场上能够有主动权与比较优势，他们不得不去学习各种实用的技术、考取各种资格证。学习实用的技术原本无可厚非，它能促进社会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大学生过度重视技术而轻视人文素质、科学素养的培养。他们中一部分人将人文科学与“忽悠”、“吹水”划等号，把综合素质等于证件、成绩单、参加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的简单相加。这种朋辈文化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的技术意识与学习精神，提高了大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短视、过于功利化、个人主义化弱化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不利于大学生、高校、社会、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消费主义文化让他们在物质的狂欢中陷入精神的“囚牢”，迷茫、焦虑的大学生身上少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社会担当，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短了教育“而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

二、科学的校园文化与现实朋辈文化的错位

校园文化和朋辈文化同属于社会亚文化，不同的是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群体而言是校园主导文化，而朋辈文化是在校园文化的影响下自主自发形成的文化，它包括宿舍文化、班级文化、社团文化、学院文化等。校园文化作为校园“应然文化”是“表达社会主体意志、国家意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主流，是促进社会与人健康向上发展的精神动力。”是贯彻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为指导的文化，校园制度与管理更是与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学习生活紧密相联的文化，这二者之间应该是紧密相联、良性互动的关系。校园文化集中展现学校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生活作风、价值取向、行为选择，是大学生及教师心理文化、行为文化的反映。它的建设承载着国家、社会、教育主管部门的办学理念、教育理想、社会期望，在文化选择上具有稳定性、系统性、传承性与高层次性。然而，科学的校园文化与现实的大学生朋辈文化之间却表现出了脱节与错位，他们之间的互动性差、一致性低，主要表现如下：

（一）大学行政化倾向将大学生引向权力崇拜，科学的吸引力不足

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没有行政事务、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那也不符合学校健康发展的方向。大学的行政组织与管理应当服从于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各个大学更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国家需要培育自己独立的大学精神，教师当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思想。事实却是中国的公立大学都被赋予官级，管理人员的职级、教职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政府官员级别一一对应，级别不同则话语权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学术受到行政的左右。科层制管理模式在政府内是一种相对比较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是对学术教育则具有一定的弊端。相当院校的管理模式都是学本位让位于官本位，部分教授为行政事务缠身，偏离科学研究的道路，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当一个学校的教授们争当官员，为了行政职务、职称的晋级而学术造假、上课敷衍学生时，学生们将准确无误地收到信号———做科学研究是没有地位的，科学研究得服从于行政权力的安排。自由、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被破坏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丧失了，国家的科研发展受到阻滞，大学的科研精神失落。大学生看到这些又当如何？他们将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对大学、对教师、对社会予以评价，也重新建构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他们也将选择远离科学而深究权术，将权力与金钱奉为宗教。如此，学生便会重视关系圈的建立与官员素质的培养，而轻视人文素养、科学知识的学习。

（二）考试制度不科学致学风懒散，社团活动组织过多、管理欠科学致学生于活动中迷失求学方向

“高校学生社团是由志趣或爱好相同的学生自愿组织并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的群众性业余团体，是高校校园文化和隐性课程的重要载体，是高校人才培育的有效手段，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不可或缺的途径。”大学生通过参加社团活动确实提升了自己的综合素质，使他们的沟通能力、自我展示能力、动手能力、就业能力增强，知识面拓宽。然而，社团活动必须处理好与高校专业知识学习、人文素养培养的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学生才能够获得全面的发展，校园文化、社团文化、朋辈文化才能得以贯通，反之，过度重视课堂知识的传授，只会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社团活动过多则导致学生浮躁的学习心态、功利的价值取向。当前，部分高校社团活动组织过多，学生为参加活动而向任课老师请假，无心深入专业学习、提高人文哲学修养，将“为了社团活动而逃课”演绎成时尚。相关管理部门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为目标，问题出在管理与引导上。很多学校在对大学生进行综合测评时，学生考试成绩占70％，社团活动占10％，体育活动10％，思想品德占10％，具体到各个学院与学校的操作则可能是考试成绩50％，其它50％，分数总值的高低与学生的奖学金、出国交流等挂钩。表面上看，这个设置非常合理，以学习为主导，兼顾学生德育、体育、社会活动。然而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使得大学生一个学期的学习可以通过最后一个月甚至是半个月突击考试就可以得到高分，体现不出创造性、反思性与综合运用能力，不能培养学生端正的学习态度。但是，社团活动的多样性、丰富性却既能体现学生工作的成绩，又能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相关管理部门的“成绩观”决定了社团活动的数量，这跟中国官员曾经的“GDP政绩观”、“形像工程”是一致的。这种激励机制、管理模式终将导致大学里学者意识、精英意识日趋消亡，功利意识、官宦意识兴起，也就有了相应的“逃课文化”、“社团亚文化”、“抄袭文化”。在这种文化主导下，很多大学生不是感叹“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而是感叹“大学是社会大学、活动大学”，认为教师考试不划重点不划范围是不正常的，学生不逃课、论文不抄袭是非主流的。

（三）校园文化建设未能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不能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

校园文化归根到底是由学生、教师共同来建设的，学生作为建设主体之一其价值诉求应该体现在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当下的校园文化建设多侧重于道德培养、知识传承、科学精神、治学态度。但是，能否真正的关心到学生的成长却是关系到大学生德育、智育、美育教育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当下的大学教育模式使得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疏离、学生不能完全信任政治辅导员、心理咨询教师与学生交流不够，特别是专业课教师、公共课老师、心理咨询老师与政治辅导员的交集有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完全脱钩都导致我们无法全面真实的了解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学习状况及思想动态。学校把大学生定位为能够理性思考、自我管理的“成年人”，事实并非如此。当学校把大学生定义为理性思考、自我管理的成年人时，大学生们茫然、焦虑，需要有长者勉励、点醒、规劝，因为他们心理意义上的独立成长还不够。低年级的大学生在适应大学松散的管理模式、专业知识的接纳、自我的认知、情感的处理等方面都需要有人引导。高校教师，无论是从事什么专业的教师，都应当成为大学生可倾诉的对象；不仅要认真的听他们说，而且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以朋友的身份、师长的身份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意见与建议。然而，我们欠缺的恰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和及时、贴心的关怀。

三、校园文化与朋辈文化良性衔接互动机制的建立

若要使校园文化与大学生朋辈文化形成良性衔接互动，则必须针对校园文化与朋辈文化的错位与脱节做出相应的完善，可以从社会文化环境、大学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大学生个体三方面入手，保证校园文化与大学生朋辈文化良性衔接互动机制的建立。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稳步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积极引导商业文化发展的同时

有选择的吸收引进西方文化，实现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对接的同时抵制低俗文化现实的校园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庸俗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激荡碰撞的结果。以消费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凸显，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功利性、去中心化及大学生价值观的偏差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出现断裂，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大学师生价值观中的“博学”色彩弱化，“金钱”立场前移。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传统文化、当前社会文化、校园文化、朋辈文化的对接是必然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还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站在文化舆论、潮流时尚最前端的媒体不可过度逐利，当有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传播优良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抵制低俗文化的道德自觉，为国人创造洁净的文化市场、健康的文化氛围。新闻、广播、影视作品在合理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元素的同时，应把文化产品的立足点着眼于本民族，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应当尊重历史、尊重本民族文化传统，把人物的精神升华到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上，而不是让自己的作品充满金钱、暴力、欺骗、权术。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网络的影响力低下而网民众多的状况，国家应注意借助网络技术提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共享性、渗透性、扩散性与整合性，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示范力、外交力，还要加快传统文化资源的数据库建设与应用。当优良的传统文化渗入现代文化，社会文化环境便得以优化。此时，金钱受到道德的规范，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文化与人性之美的契合度增强，校园文化、朋辈文化便也随之更加科学、合理和富有人情味。

（二）大学管理去行政化，回归“学本位”；改革考试制度，体现学以致用；科学地组织与管理社团活动

大学管理去行政化，回归“学本位”。“教育行政化所滋生的功利潮流引发了教育领域中极其严重的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在这种庸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能够期望他们成为纯洁、高尚、自强、诚实的人吗？”缺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态度决定了大学中浮躁、功利、虚伪、浅薄的风气。所谓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而是将行政权力支配下的“以权力为主”的科层制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教学、科研为本位与中心”、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第一．设立高等学校教师委员会，实现教授治校，各专业和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的代表，禁止跨专业的直接管理。当选为委员期间，如果出现谋私、不公、学术腐败等问题经全体教师三分之一以上人数联名可罢免相关责任人。第二．从事教务、财务、后勤等工作的行政人员职称评审条件按照其工作范围与对象单列细化，避免教学与行政人员所谓的科研交叉，为教师与专职科研人员提供公平的学术环境。第三．办学以学生为中心，整顿学风教风，科研以研究成果为中心，去课题中心化。改革考试制度，体现学以致用。一方面要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各专业应当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制定考试规则，侧重于大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运用而不是死记硬背。如法学院的学生可以分组以模拟法庭的形式进行考试，这其中既有辩护律师又有法官，既涉及到法律的运用，又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食品质量与安全学院的学生则可以抽样调查市场食品的质量，写出调查性报告等。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末位淘汰机制，在原则性、灵活性、专业性、实践性相结合的考试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末位淘汰，对未达到合格水平的学生将其分流至下一个年级。科学地组织与管理社团活动，摆正社团活动隐性课程的地位，保证大学各类课程的开设时间与显性课程地位。学生工作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辅导员老师应当把学院、班级的学风建设放在第一位，端正大学生对待科学、对待知识的态度；组织活动以不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为原则，社团活动既要是德育载体又要是知识载体，反对社团活动多而滥，提倡适量而精致。大学生综合测评中要切实保障知识学习70％的比例，合理确定参加社团活动的具体小项分值，避免大学生为了“加分”而将学习下移、疲于参加各类活动与社团的行为。

（三）积极介入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健康的朋辈文化

介入与引导大学生价值观是政治辅导员、心理咨询老师、各门课程老师、班主任共同的责任。朋辈辅导员、朋辈助理班主任可以与大学生“零距离”接触，真切的了解到大学生思想的各个方面，但我们更要关注朋辈辅导的内容。如果朋辈辅导员与班主任对学生的引导是功利色彩的活动指引、以不挂科为指向的学习指引，那么这种朋辈辅导起的是负面作用而不是正面作用。对朋辈辅导员与班主任的挑选当以积极向上、富有爱心、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科学素养和对本专业有比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为准。只有这样的朋辈辅导员与班主任，才能做好大学生的班风建设、学风建设，才能带领大学生营造出积极、健康的社团文化、班级文化与宿舍文化。心理咨询师、政治辅导员与各任课教师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予以全面评估。可以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一份德育电子档案，档案号由辅导员根据学生课程安排通知相关教师，由教师根据对学生在课堂、课下的观察具体填写，学期结束再由各学院各级综合测评小组汇总平均。除此之外，还要对部分学生辅以个别谈话、集体谈话、小组谈心，鼓励、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大学生活“导师负责制”，鼓励年轻的专业课教师、通识课教师接受基本的心理知识培训，然后以“生活导师”的身份深入学生，做大学生的听众、教师与朋友。“导师”要关心学生的生活现状、学习现状，既要了解自己所带学生的兴趣、爱好，也要了解学生的困难，处理问题时力争全面周到，鼓励教师与学生分享自己的人生理想、学习态度、工作体悟，教人以爱、授人以智、育人以德。

作者：李若衡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