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银行中介发展:特征与态势

摘要：银行中介在长三角地区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其发展规模总的来看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但在区域内也呈现出较严重的非平衡性。长三角地区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其信贷配置市场化程度居于全国前列。部分得益于区域良好的法治水平，长三角地区银行中介具有较高的效率。

关键词：长三角；银行中介；规模；结构；效率

JEL分类号：R19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2－0039－05

一、银行中介相对于其他外部融资渠道的地位

中国金融体系具有鲜明的银行主导型特征，在长三角地区也概莫能外，见图1。在2006-2009年期间，长三角地区银行融资占企业外部融资的比重平均高达85％以上，其中江苏与浙江两省的平均值在90％以上，高于全国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2007-2010年各省《金融运行报告》整理。

在融资渠道较丰富的情况下，企业所采取的融资形式往往与企业规模有关。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严重，直接融资成本较高，因此其更多依靠银行中介进行间接融资。当然这主要得益于银行中介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能力，见Mishkin(p.169－176)。可以发现，在企业融资渠道较丰富的中国东部地区。银行融资占企业外部融资比重的均值与企业平均规模(用企业户均资产衡量)的均值是显著负相关的，见图2。非常典型的是，浙江经济以中小企业扬名，在2001-2009年，浙江企业户均资产均值仅在5千万元左右，在东部地区排名垫底。然而，浙江企业银行融资占外部融资的比重其均值高达94％以上，在东部地区排名第一。因此我们认为，中小企业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长三角地区银行中介相对于其他企业外部融资渠道的重要性。

二、银行中介发展的规模

我们首先以银行贷款／GDP这个指标来衡量长三角地区银行中介发展的规模。根据Levine＆Zervos(1998研究)，这样的指标是对银行中介深度的一种笼统性测度。长三角地区该指标的平均值从1998年的91.4％跃升至2009年的147.3％。并且从2001年起开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3。

在长三角区域内，银行中介深度表现出明显分野，其中上海市的银行中介发展规模遥遥领先，而江苏省的水平则远低于它的两个毗邻，甚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不过有趣的是，尽管江苏省其银行中介深度在长三角区域内排名垫底，但有研究发现，就银行中介深度与经济增长的联系紧密程度来看，江苏省在区域内表现最好(郑江淮等，2007)。

在图3中，南京、上海与杭州三市在1998年其银行贷款／GDP的值皆超过1，属于长三角地区银行中介发展之极。1998-2009年期间的数据显示，这三个市的领头地位一直都存在，显然这很大程度上与三市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地位有关。

图3暗示，尽管总的来看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银行中介深度上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但区域内的非平衡程度也甚为严重。最近几年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发展的呼声很高，在此背景之下，我们非常关心区域内银行中介深度的非平衡程度是否存在改善的态势。分析长三角地区16个行政市的数据，见图4，我们发现，银行贷款／GDP这个指标在1998年的水平与其后的平均年增速只具有很弱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用银行贷款／GDP这个指标所衡量的银行中介深度在长三角地区并不存在明显的收敛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文献对利用银行贷款／GDP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区域层面的银行中介发展水平提出了质疑，其理由是，中央政府对银行信贷配置进行干预，以使银行信贷作为一种降低省级经济发展差距的工具，故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省份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Yao，2010)，因此银行贷款／GDP这个指标反映了中央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而非银行中介发展水平。然而，观察由银行贷款／GDP在1998-2009年的平均值与同期人均实际GDP(1998年价格)平均值形成的散点图，见图5，我们发现这种质疑的理由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与经济较不发达的省份(人均实际GDP平均值低于1.5万元)相比较，经济较发达省份的这两个指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而非负相关关系。图5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经济较发达地区其银行信贷配置决策更趋于市场化，政府干预的因素更弱。因此我们认为，用银行贷款／GDP这个指标来衡量长三角地区的银行中介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银行中介发展的结构

市场结构高度集中，国有银行占垄断地位，这曾经是中国银行业饱受诟病的一个主要问题(易纲等，2001；林毅夫等，2001)。市场结构问题似乎积重难返。在2006-2009年，就全国来看，如果以资产比重来衡量，国有银行仍占半壁江山，见图6。长三角地区国有银行资产比重仅略低于全国水平。在区域内，国有银行的强势地位在江苏省表现尤为突出，其资产比重平均高达53％左右，远高于同期浙江与上海两省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分省数据表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并未与其他经济部门的非国有化进程齐头并进，见图7。就长三角地区而言，尽管江浙两省的经济非国有化进程(用非国企职工人数占就业人员比重来衡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其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程度仅处于全国中游位置。银行业市场结构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从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型转变为大、中、小银行共生型，其过程任重道远。与之相比，银行贷款结构更易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我们以非国有企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反映银行业贷款结构问题，按照樊纲等(2010)的研究结论，该指标反映了银行信贷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基于樊纲等(2010)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1997-2007年平均信贷配置市场化指数与同期平均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显著正相关，见图8。

与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江浙两省非国有经济水平的领先地位相匹配，长三角地区银行信贷配置市场化程度也居于全国前列，其中浙江与江苏两省的平均信贷配置市场化指数分别排名前两甲。基于图7与图8，我们认为，银行业贷款结构与市场结构只存在微弱的联系，随着外在经济环境出现趋同的变化，银行业贷款结构也将产生趋同的态势。因此。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诸如国有银行其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这样的判断或许显得过于草率。

四、银行中介发展的效率

金融发展经验研究文献一般通过银行利差和营业费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银行中介的效率(德米尔古克一肯特和莱文，p.24)。然而，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的背景之下，银行利差收入无法被用来反映银行中介效率的变化。另外，有关银行营业费用的数据也很难被获取。因此，为测度中国银行中介的效率，我们不得不另觅他途。有理由认为反映信贷资产质量状况的不良贷款率指标可被用来反映中国银行中介的效率问题，因为不

良贷款最终会以管理费用的形式被冲销。当然这种管理费用可能被转移至资产管理公司而并不由当事银行所完全承担。不过从全社会来看，不良贷款所导致的管理费用仍是一种成本，反映了银行中介活动的低效率。

数据显示，在2007年及以前，长三角地区平均的不良贷款率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9。在2008年及以后，尽管不良信贷率全国平均水平显著下降，但其仍高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因此总的来看，长三角地区在银行中介效率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区域内，江浙沪三地的不良信贷率在2007年及以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浙江省的不良信贷率处于最低位。从2008年起，区域内不良信贷率的差异趋于消失。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江浙两省不良信贷率皆为0.86％，而上海市为0.79％。

为了进一步反映区域内由信贷资产质量状况所衡量的银行中介效率的趋同态势，我们接下来分析泛长三角地区22个市的数据2，见图10。

图10的数据集可划分为两个子集：子集一由江苏省的连云港、镇江、宿迁、扬州、南通和泰州六个市构成，其基本特征是初始信贷资产质量得分较低，但后续质量改善速度较快；子集二由泛长三角地区其他16个市构成。其基本特征是初始信贷资产质量得分较高，但后续质量改善速度较慢。总的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得分这个指标在2007年的水平与其后的年平均增速具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用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得分这个指标所衡量的银行中介效率在长三角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性质，银行中介效率起点较低的地区正迎头追赶区域中的领先者。

长三角地区银行中介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背后决定因素非常令人感兴趣。一些文献如张建华(2003)等认为，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银行中介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但图6表明，长三角地区银行市场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其差异不明显，因此市场结构因素不可能是长三角地区具有较高银行中介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注意到长三角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中介效率皆处于全国前列的事实，我们可能从直觉上判断，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对银行中介效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图11显示，2005-2009年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与人均实际GDP(1998年价格)平均值显著负相关，这似乎支持了上述直觉判断。

然而上述直觉性判断所面临的问题是，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因素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银行中介效率的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中介效率出现“伪相关”关系。在其他一些因素中。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法治水平属于一个关键性因素。图12显示，平均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与法治水平(用“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表示，见樊纲等(2010))的平均值显著负相关；与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法治平均水平相匹配，长三角地区平均不良贷款率之低也名列前三甲。

现在我们将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对法治平均水平进行回归，然后保留其残差以作为不能用法治平均水平予以解释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最后再对其与人均实际GDP(1998年价格)平均值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见图13。可以发现，在剔除了法治平均水平的影响之后，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与人均实际GDP平均值的相关关系非常微弱。图12与图13暗示，法治水平的高低对银行中介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中介效率的联系可能并不那么紧密。

五、结论

在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长三角地区在银行中介发展的很多方面也领跑于全国其他地区。本文从银行中介相对于其他外部融资渠道的地位、银行中介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率这几个层面对长三角地区银行中介发展的进程进行了梳理，其初步结论是：

第一，银行中介相对于其他企业外部融资渠道显得更重要，这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尤其江浙两省经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有关。

第二，银行中介发展规模即银行中介深度平均来看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水平，但在区域内表现出较严重的非平衡性，而且这种非平衡程度并不存在明显的改善态势。

第三，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其差异并不明显。与区域尤其是江浙两省非国有经济水平在全国所占据的领先地位相匹配，区域银行信贷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名列全国前茅。

第四，在银行中介效率上长三角地区具有非常抢眼的表现，并且区域内银行中介效率正迅速趋同。较高的银行中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良好的法治水平而非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