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探解

摘要：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属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罪名体系中的"种罪名"，也是民族地区刑法变通路径探索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在探析本罪构成特征和司法认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宜将本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的立法建言。

关键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犯罪

每一个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怀有特殊的感情，往往会把其他人对于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态度理解为对于自己整个民族的评价。对于任何民族风俗习惯的嘲弄、侮辱、侵犯都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和裂痕。从法律上观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实质上是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侵犯也就意味着对于民族的平等权利的侵犯。[1]因此刑法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作了"入罪"的规定。根据现行刑法第251条的规定，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罪的构成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和行为对象

刑法将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罪归类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由此可以认为，公民的民利是本罪的同类客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格习惯是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少数民族公民个人的民利的体现。而本罪侵害的直接客体则应界定为少数民族保护和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由的权利。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是一项法定的平等的权利。该政策包括了"保持"和"改革"两个方面的内容。保持就是奉行和传承，他人不得干涉。改革就是变通或废除。一般来说，凡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有利于民众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就应该"保持"。那些妨碍生产、教育，不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少数民族有权加以革除。当然这种"改革"应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1]本罪的行为对象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风俗习惯，指的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在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传的喜好、风气、习俗、禁忌等。

2、本罪的客体行为表现和行为结果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干涉、破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具体表现为：1、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如强迫回族实行尸骨火化，改变其饮食禁忌的行为；2、破坏少数民族的民族风俗活动，如不允许少数民族进行传统的节日活动，阻碍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仪式；3、禁止少数民族自愿改革本民族的陈规陋习，等等。上述行为都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该罪的行为结果必须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并且达到情节严重。所谓情节严重，从司法实务中看，通常是指：（1）采取暴力手段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2）多人多次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3）引起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的；（4）引起械斗造成人身伤亡的；（5）造成停工停产、游行示威和社会秩序混乱的；（6）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的；（7）导致少数民族家庭破裂或人员自杀的，等等。破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是情节犯，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是区分本罪之罪与非罪的界限。具备上述情节之一的，即视为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

3、本罪行为人之主观罪过形式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后果而追求或者放任其发生。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行为不能构成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本罪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有的行为人是出于民族歧视，有的是为了挟持报复或侮辱他人，有的是为了挑拨离间或扰乱社会秩序等，此外，司法实务中也曾出现过行为人是出于善意的动机，为了改变少数民族某些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以职权强迫少数民族改变其生活习惯。行为人动机如何，不影响本罪的认定，但应当作为刑罚裁量时的酌定情节予以考量。

二、本罪司法认定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行为的非法性和方法手段的强制性是本罪成立的必要因素

行为的非法性和方法手段的强制性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行为构成犯罪的必要因素。具体言之，一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如果行为人是依法实施的职权行为，就不能认定构成本罪。二是行为人破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必须具有了强制性。如果只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不能认定为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

2、厘清本罪与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的界限

正确认定本罪，还须厘清本罪与关联罪的界限。现实中，我国少数民族的风格习惯往往与宗教活动交织在一起，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往往也是非法剥夺了少数民族和自由权利。从犯罪特征上看，两罪的主要区别有：（1）侵犯的法益内容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少数民族在饮食、婚姻、丧葬、礼仪等方面的风俗习惯，不包括少数民族的信教权；非法剥夺自由罪侵犯的主要是公民的自由权利。（2）犯罪行为不同。本罪在犯罪的客观行为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强制手段破坏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的行为；非法剥夺自由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非法剥夺公民的自由的行为。

三、宜将本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

1979年刑法将本罪的主体限制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排斥了普通人。1997年刑法对此则作出了进一步限定，把本罪主体最终定位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而又将准国家工作人员排斥在外。有观点认为，主体的进一步缩小，反映出了立法者指导思想的转变。首先，从行使的权力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拥有的权力更多地带有行政管理的性质，权力行使对象包括了一定地域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因而权力一旦遭到滥用，损害的后果往往是十分严重的；相反，准国家工作人员被授予的权力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当中。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完善，这种权力的影响范围已在逐渐缩小，难以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权力的普遍影响力，因此其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往往只能波及到个人或少数人，难以造成影响民族团结的严重后果。其次，从身份表征的意义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天然地与政府具有直接的、固有的联系，因而其行为往往是政府意志的体现，象征着政府行为。即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纯属于个人好恶的行为，在常人眼里，由于他们与政府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也使得评价对象演变成了政府行为。尤其在对于管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活动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言行就是国家和执政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实施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由于其特殊身份的影响，也使得人们对其社会危害性量值的评价增加了很多；然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更多地是以一种与其他经济组织人员平等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行为在普通人看来并不代表着政府的意愿，而是一种个人行为。相比之下，同样的危害行为社会危害性就小了许多，经过立法者的主观选择，它就可能被排斥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外。[2]

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第4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0条均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护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少数民族拥有的这一宪法权利是一种对世权，其义务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尊重民族风格习惯是每一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无疑会使行为的危害性更大，后果更为严重，影响也更为恶劣。但应该看到，本罪的构成与身份和职权无必然联系，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实施如前文所述的情节严重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因此，将本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仅不利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自由权的保护，也不符合本罪发生的实际情况。法律是以其理性来解决社会纷争所形成的规则，是凝结在规则中的理性。[3]为了更好地规制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犯罪行为，宜将本罪主体拓展为一般主体，并增加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此罪应该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

[1]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篇[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00-301.

[3]赵秉志.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上)[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224.

[4]韩轶.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探解[J].江淮论坛,2010,(5).

作者简介：韩轶（1964-），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