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研究

摘要：当今世界，自主创新已成为高新技术及新兴事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而自主创新的效率又受到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的影响。运用因子分析法和DEA-BCC模型分别对政府干预（外部制度）和所有权（内部制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不同所有权形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各有差异，政府干预扮演着“援助之手”的角色。

关键词：政府干预；所有权；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新技术；新兴产业；创新效率；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3-0089-07

一、引言

在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纷纷把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牵引力。自主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如何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掌握更多的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成为政府和学界讨论的热点。

与研发投入、物质或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赫尔普曼，2004）。制度体系对创新过程、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价值具有巨大的影响力（Steven，Catherine，2003），其创新能显著改善技术的流动效率，使与先进技术相关联的生产活动得以正常运行（North，1994）。政府干预是制度对企业影响最直接的外在表现，转轨期间，政府在企业中扮演着无为之手、帮助之手或掠夺之手的角色（Frye，Shlerfer，1997）。所有权结构是企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张维迎，1999）。受各种历史路径依赖的影响，企业中不同性质的所有者会对企业施加不同的制度压力，导致企业的创新战略决策过程与创新方式均不同（Xu，Zhang，2008）。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离不开外部（政府干预）制度和内部（所有权）制度因素的协同作用。

以往多用专利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总产值来表示自主创新，关于自主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研发效率上，忽视了生产性投入要素的作用，加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因而关于其自主创新效率测度的研究鲜有。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所有权对R&D绩效（Lee，O’Neill，2003）、企业绩效的影响（Tylecote， Conesa，1999；Carney，2005；温军，冯根福，2012），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Wang Jiwei，2002；陈信元，黄俊，2007）。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只选择一种所有权形式进行分析，例如，股权集中度（Shleifer， Vishny，1995）、机构所有权（Hoskisson et al.，2002）、外资所有权（David et al.，2006）、国有与非国有所有权（Keister，Hodson，2009）等，缺乏将不同所有权形式纳入一个框架内分析其与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研究。政府干预变量多用樊纲指数、企业是否为政府直接控股（陈信元等，2007），实际控制企业的政府行政级别（屈文洲，2008），企业所有权性质（方军雄，2008）等变量来表示，这些变量均从微观企业层面变量反映政府干预行为，缺乏从宏观层面反映政府扶助、政策支持等干预行为。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从内部和外部制度因素协同作用角度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微观和宏观层面选择政府干预指标，综合测度了政府干预变量，克服了以往研究中采用单一微观变量的片面性；从自主创新既是生产过程（考虑其生产性投入要素的作用）又是知识创造过程来考虑投入产出指标，运用DEA―BCC模型测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并对所有权变量进行细分；将政府干预、所有权与自主创新效率纳入同一理论模型中，深入分析和探讨了政府干预和所有权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微观机理，在微观层面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更细致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一）政府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

转轨经济时期，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难以完全依靠市场竞争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而政府通过对新兴产业的重点扶持，为其提业扶持基金、各种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等科技政策的激励，能够间接引导市场化程度不高国家的企业技术创新（Amsden，1989；Haggard，1994；Motohashi，Yun，2007）。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中，有相当部分为政府直接控股，政府可以通过主导企业的日常经营，将自己的意愿转嫁给企业。同时，国家干预有利于促进国家初始创新的基础建设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提供研发的基础保障。以往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均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Kole，Mulherin，1997；Sun et al.，2002）。据此提出假设H1：政府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正相关。

（二）股权集中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

适度集中的所有权，有利于几个大股东力量在董事会的制衡（Kang，Kim，2012），并对经理实施有效的监督，对公司的研发和创新发展等战略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Hill，Snell，1988；Baysinger，1991；Belloc，2010），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然而，股权的过度集中往往会产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在行使控制权时获取隐形收益，即大股东的“堑壕效应”，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股权过度集中不利于解决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问题，容易出现与企业研发支出负相关的现象（Yafeh，Yosha，2003）。据此提出假设H2：股权集中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

（三）内部人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

Jensen和Meckling（1976）首次提出“利益趋同效应”，并认为内部人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并得到大量验证（McConnell，Servaes，1990；Chang，Hong，2000；Gompers et al.，2010；Suk et al.，2011）。企业内部人往往比外部股东更加了解企业的状况，更容易获得内部信息。作为内部人主体的经理和大股东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更可能投资于保持企业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研发项目，对研发采取支持激励的态度，其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Chang et al.，2006）；此外，企业员工期望寻求技术创新以得到更加稳定的长期劳动合同，而不是短期的回报，从而更积极致力于企业创新。据此提出假设H3：内部人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

（四）机构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

机构所有权不仅对企业绩效起到积极促进作用（Del Guercio，Hawkins，1999；刘星，吴先聪，2011），而且对企业的R&D、多样化等战略决策具有积极影响（Bushee B.，1998；David et al.，2001；Tihanyi et al.，2003）。机构所有者与企业创新效率之所以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有：第一，在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第二，机构投资者不仅要保障企业长远发展的利益，满足员工短期利益的需求，而且在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政府、董事会、员工和供应商）间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第三，机构投资者作为监管者、公司治理和金融市场的研究者，具有信息收集方面的优势，能够持续对管理者研发、投资决策等行为起着积极影响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4：机构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有正相关关系。

（五）外资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

外资企业不仅为国内公司提供金融资金，而且能够提供先进的技术、创新资源、特定的创新和管理知识（Chibber，Majumdar，1999；Khanna，Palepu，2000；Douma et al.，2006），为国内企业发展技术和创新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模式，鼓励了国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同时，外国投资者也鼓励国内合作者利用他们所有权的股票作为杠杆，投资于更多的技术开发（Chang et al.，2006），往往比国内企业更具有创新性（Falk，2008）。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我国转轨经济期的主导产业，引入外资股东更有利于先进技术的引入、技术转移、技术合作和管理资源分享，促进尖端技术的创新突破、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效率。据此提出假设H5：外资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有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算

（三）样本和数据来源

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股的划分方式，本文选取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开的七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为样本。原因主要是：（1）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很难收集未上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的相关数据；（2）由于2007年，新的会计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的处理进行了改革。大多数上市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才开始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研发费用。

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在线数据库。研发指标数据来自于迈博汇金网站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所有权、政府干预变量通过国泰安数据库、色诺芬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剔除相关数据不全以及ST的样本公司，最终有效样本包含266家企业，其中包括43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81家节能环保企业，32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26家生物医药企业，32家新能源企业，42家新材料企业，10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四、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样本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由表2可以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均规模效率要高于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均值最低；股权集中度较高，平均为53.6%，内部人所有权和机构所有权平均比例接近，外资所有权在所有所有权构成中份额最少，对自主创新效率影响可能会较小，具体还需要进一步模型的检验证明。由企业平均年龄8.4可看出，这些企业都属于新兴企业，因而风险水平相对较高，风险水平差距较大。

（二）模型检验

由于本文数据为时间短、截面多的平衡面板数据，横截面个数远大于时序个数，此时运用OLS估计可能会产生结果失真，因而为了消除横截面的异方差性，采用截面加权估计法（Cross Section Weights，CSW）估计模型（1-6）。本文通过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证明模型适合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及相关检验统计量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

1. 各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模型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检验和调整后的R2说明模型整体拟合较好。

2. 政府干预与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1。然而与以往研究不同，由模型（6）可见，政府干预与规模效率呈明显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政府主导其发展方向，并对其自主创新提供各种补贴和政策优惠，因而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得以明显增加；然而政府干预达到一定程度，反而限制企业的市场化过程和规模化经营，因而导致规模效率降低。

3. 股权集中度与自主创新效率均无明显线性相关关系，呈现明显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适度集中的所有权，使得企业在降低与创新相关的成本和签约成本方面是有效的，当股权过于集中时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导致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效率负相关的现象，反而制约创新的发展，因而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验证了假设2。

4. 内部人所有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3，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明作为内部人主体的经理和董事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更加重视研发及创新的投入，其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对企业自主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5. 机构所有权对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4。然而其对规模技术效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机构投资的增加会促进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会增加其监督和管理成本，加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将阻碍企业进一步扩大研发规模，从而影响创新规模效率。

6. 外资所有权与自主创新各技术效率均无显著二次曲线关系，与规模效率无显著相关关系，而与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有明显负相关关系。假设5没有被验证，原因可能是：第一，外资持股不利于企业的财务冗余资源流向研发投资活动，外资进入抑制本土企业创新的力度较强，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一定阻碍作用；第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B股、H股市场外资持股比例较低，近三年平均持股比例为2%，远远低于其他所有权构成比例，说明外资引入较少，导致其对自主创新效率影响较弱，甚至负相关的现象；第三，随着外资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的扩大，加上技术壁垒的制约，使得尖端技术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技术转移方式引入国内企业，比如95%的数控技术、84%的高性能集成电路等还依赖进口；合资企业的子公司，只享用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很难获得母公司的先进复杂技术。

7. 从各控制变量来看，均与企业自主创新效率呈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企业风险与自主创新技术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盈利能力与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纯技术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导致企业研发灵活性不足，成本更高，反而阻碍企业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企业年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与规模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年龄越长，企业规模相应增加，但是更容易依赖以往成熟技术，缺乏自主创新动力，资金大多数用于企业发展而不是研发创新，因而导致技术效率降低。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中，规模小而新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 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干预在目前特有的制度环境下，可作为弱产权保护机制的一种替代机制，对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扮演着“援助之手”的角色。然而过度的政府干预会阻碍规模效率的提高。

2. 不同所有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具体影响形式各有差异。股权集中度与自主创新效率呈明显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提高内部人所有权和机构所有权，可以有效减少管理层所有权和员工所有权的成本、监督成本，防范道德风险，并激励员工和管理层积极致力于企业自主创新。外资所有权由于其持股比例低、技术壁垒等原因，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创性技术和产品少，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对自主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3. 作为新兴产业领域最具市场活力的中小企业，大多数掌握着核心关键技术，在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规模小而新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往往由于技术路线未定，市场需求不明确，创新风险较高，导致企业和政府都不愿承担创新风险，企业风险与自主创新效率成反比。

（二）政策建议

1. 根据产业发展特点，从战略高度加以部署，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引导和保障体系。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应继续增加相应产业扶持基金、技术供给、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重点放在科技基础设施和公共技术平台建设上，培育产学研联合体，提高原创技术供应能力，促进自主创新技术的利用和扩散，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导向作用；产业发展后期，应适度减少政府干预程度，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作用。

2. 调整和完善所有权结构，形成良好公司治理制度。同时，依靠企业自己研发创新、开发尖端技术、掌握更多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已成为当务之急，传统产业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从仿制到自我设计、直至创新，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不再适用。

3. 通过政府加大财税政策的倾斜力度、完善金融投融资政策、强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促进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等措施，建立政府、企业风险分担机制，分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风险。

注释：

①由于篇幅有限，数据量过大，用DEA法得到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因子分析得到的政府干预指标值无法一一列示。

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中均无员工持股，因而本文内部人所有权不包括员工持股比例。

③实际控制人分类标准见国泰安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说明》。实际控制人性质取值标准为：如果属于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省、地区、县级及以下政府、国资局、机关事业单位，其中，直接控股股东为国有时，取值为2，为非国有时，取值为1；如果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国企业、自然人，取值为0。

④国有股东控制力取值标准：用1、2、3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若1>50%或1>（2+3）×（1+10%），则认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取值为3；若1≤50%且1≤（2+3）×（1+10%），则认为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取值为2；若1≤（2+3）；则认为第一大股东股权均衡，取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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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and key of high technology and the emerging development.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got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stitution. By using the factor analysis and DEA-BCC model respectively to measu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ystem（external）and ownership system （internal）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ownership emerging industries affect strategic innovation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but the specific impact forms var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play a "helping hand" role.

Key word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wnership；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Efficiency； New Technique； Emerging Industry： Innovation Efficiency； Scale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