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艺术

古代中国、古代东方的钱币文化和古代希腊罗马、古代西方的钱币文化之间，除了采用原材料不同外，还有两个明显区别：一是钱币的修饰手段不同，西方是以写生写实的图案作为钱币的主要修饰，东方则是以文字的书法作为主要修饰；二是钱币的制造工艺不同，西方是以打制工艺为主，东方则是以浇铸工艺为主。正是有了这两条，所以中国的古钱，东方的古钱便和书法篆刻艺术有了不解之缘。

一、中国古钱与书法的关系

关于币面的纹饰，对于设计者有几点要求：一是美观，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乐于接受，美不胜收。钱币本身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又是物物交换的媒介，而钱币的美感可以增添人们求索的欲望；二是清晰明了，使人们一目了然，一望便知；三是时代感和地域性，以区别于其它钱币；四是防伪，使伪造者不易仿制，人们容易辩识。西方钱币上的图纹和东方钱币上的书法，都具有这样的效果，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分别被选作为钱币币面的主要修饰。在中国书画诞生的时候，书和画之间本来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本是同根，出于同宗，现在我们看到的早期的象形文字，如：日书作“”、贝书作、鱼书作、可见当时书画之间并无严格界限。

中国书法蕴涵着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书法给人以美的享受。方孔圆形的钱型，加上简单明了的钱文，使人一目了然，即可断定它是中国的钱币、东方的钱币。不同时期的不同书体，不同作者的不同手法，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充满着变幻莫测的个性特征。每一个钱文的神韵气息，使伪造者犯难，无法完全做到形似，更难以真正做到神似，从而，为人们的有效识别，为钱币的防伪，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国古钱的发展足迹，形影不离，钱文书法成为古钱文化最突出的代表。同时，古钱上钱文书法的变化，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钱币上的文字是当时流行的大篆书体，它们既保留着商周甲骨文、钟鼎文的遗风，还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实用书体。特别是战国钱币上的文字，又体现了战国七雄，不同地区的不同书写方法(图1)。

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后，又统一文字的书法为小篆书体(即秦篆，亦称李篆)。随即又统一了货币，不仅统一了钱文的内容，还统一了钱文的书法，即以小篆书体来书写钱文(图2、3)。汉(公元前206年)继秦制，钱文仍为篆书。新莽时期(公元9―24年)，王莽对钱币的铸造非常重视，钱文的书法更为考究，钱文采用铁线篆，亦称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特别的书体，笔道上粗下细，用笔刚劲有力，艺术性、装饰性极强(图4)。南北朝时期，钱文的篆法多有创新。南朝刘宋(420―479年)铸钱钱文采用薤叶篆，如“孝建四铢”、“永光”等(图5)；北朝后周(557―581年)铸钱钱文则用玉箸篆，如“五行大布”、“布泉”等(图6)。

隶书在钱币上出现，最早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成汉李寿汉兴年间(338―343年)铸的汉兴钱，钱文“汉兴”两字有两种排列方式，两种不同的书体。一种是传统的左右横列篆书书体，一种是上下竖列的隶书书体(图7)。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隶书钱文，则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钱(图8)以后的事情。

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古钱铸造的顶峰时期。由于铸造技术的成熟，可以保证书法艺术在钱币上的充分反映，宋钱上的钱文几乎包括了真、草、行、隶、篆各类书体(图9)。尤其是在推行“对钱”制度(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钱)的时期(990―1180年)，每一种钱都会采用两种以上不同书体的钱文同时铸造。宋朝的皇帝有不少是书法家，他们亲自书写钱文，被称之为御书钱(图10)，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书法艺术在钱币上的应用和再创造。各种书体在宋钱钱文上争奇斗艳，甚至出现了九叠篆的钱文(图11)。九叠篆书体一般用于官方的印玺，由于篆文复杂难读，民间很少使用，把它用来书写钱文成为宋钱的一个特例。

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以后，宋钱钱文的书法逐步统一为宋体字，此后的钱文书法比较注重实用性，一般都采用楷书书体(图12)。元、清两朝，钱币上的文字除了汉字外，还出现了蒙文、满文、维吾尔文等民族文字，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多种文字并存的特色(图13)。

中国古钱上的钱文，多数是出自书法名家之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诸如：唐欧阳询书写隶书“开元通宝”，南唐徐弦书写篆书“开元通宝”(图14)，宋太宗赵光义书写真、行、草三体“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宋徽宗赵佶书写瘦金体“崇宁通宝”、“大观通宝”，金党怀英书写篆书“泰和重宝”(图15)，元周伯琦书写楷书“至正之宝”(图16)，清戴熙书写“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图17)等等。其实，秦汉以降，钱币上的文字应该都是书法家的作品，西汉的“五铢”钱，王莽的六泉十布，钱文都非常考究，自然都是由书法家所书，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而已。先秦的钱币，因为铸造工艺原始，只能“一范一钱”铸造，所以先秦钱币上的钱文变化无常，几乎找不到书写完全一致的文字，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先秦钱币上的钱文不是由专门的书法家所为，但它们也是由长于刀笔文字，或者说工于刀笔文字的专门的匠人所作，其笔锋之犀利，运刀之娴熟，钱文疏密繁简之布局，决不是随心所欲的随意之作。

二、中国古钱与篆刻的关系

中国古钱的铸造，采用浇铸工艺。这种工艺需要先刻制模具，早期称之为“钱范”，即用刻有钱币外型的阴纹范模来浇铸钱币(图18)。钱范分有陶范、石范、铜范等等，就性质而言又可分为母范、子范。铸造钱币时，钱币的模型和钱币上的文字，都直接刻制在由土坯或石板制作的原范上，或者是刻在最初制作的母范上。唐宋以后，改为翻砂法铸钱，钱模被称之为母钱，即用母钱为模在沙盘上印制钱腔，浇铸钱币。最初的母钱又被称为“雕母”(图19)，是用铜、木(硬质杂木)等材料直接雕制而成的。无论是钱范的雕刻，还是母钱的雕刻，都和篆刻技术有着不解之缘。更有甚者，在钱币制造过程中，也曾经直接使用过印戳。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楚国金版上的文字，如“郢再(爰)”、“陈再(爰)”、“邴”等，便是在金版浇铸成型后，趁尚未完全冷却时，由专门的字戳钤印上去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60年曾经购得一枚“郢再”戳印，戳印呈圆槌形，长106mm，戳印方框的边长为13.5mm，尾端圆形的直径约为42.5mm，据说是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所以旧时古钱界也称楚金版为“印子金”(图20)。后来在方孔圆钱的制造过程中，偶尔也会借用钤印技术，如唐朝的会昌(841―846年)开元钱(图 21)，并没有雕制专门的母钱，而是以盛唐时期标准的开元通宝钱为模，在沙盘上印制，其钱背的文字，则是由专门的单字印戳，加盖到沙盘上的。这样的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是孤证。总之，中国古钱的铸造，和篆刻的关系密切，古钱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受篆刻技术高低的制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元(1279―1368年)、明(1368―1644年)以后，篆刻家在研究篆刻技术，篆刻历史的时候，都十分注重“印外求印”，其中自然会包括有关古钱和书法、篆刻的关系。篆刻家邓散木在他的《篆刻学》一书中，提出了泉文(即钱文)“足为治印之助”的主张，并把王莽钱币的拓本收入书中作为证明。方孔圆钱，外圆内方，文字布置其间，如何布局，确有值得研究的地方，程邃(1605―1691年)、赵之谦(1829―1884年)等篆刻家都曾治过古钱形的印章，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效果(图22)。

三、书法篆刻艺术是中国古钱文化的精华

中国古钱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中国的古钱诞生于青铜时代，是青铜铸造技术的产物，自然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结晶；因为古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自然会是中国货币文化的一个载体；因为古钱中除了正式作为货币铸造发行的“正用品”外，还有大量的“非正用品”，诸如吉语钱、镇库钱、打马格钱、人物故事钱、庙宇钱(佛藏钱)、信钱、秘戏钱(春钱)、瘗钱等等(图23)，因此古钱还包容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自秦始皇以后，中国的古钱统一为方孔圆形，它包容了天圆地方的哲理思想。因为有了中间的方孔，钱文分列在穿孔的上下左右，对称平衡，规矩端正，朴实大方，它又体现了东方人的审美观点，东方人的美学思想，是东方文化的集中反映。然而，书法艺术是古钱文化的精华，古钱的美，古钱的艺术魅力，主要集中在书法艺术上，集中于书法艺术在古钱上的再创造。因为上面所列的众多文化，众多思想和艺术，最后留给人们最直接的感受是钱文的书法。我们在鉴定古钱真伪的时候，最重要的依据，在于其神韵气质是否符合当时的时代气息，是否符合它铸行区域的地方特征，是否符合它自身创作过程中带来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起来，最突出的反映，就在于钱文的书法艺术，而钱文的书法艺术，又是通过篆刻技术再生到古钱上的。因此古钱文化无法脱离书法和篆刻艺术，书法和篆刻艺术是古钱文化的精华所在。

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体现在中国古钱上，而是体现在整个东方的古代钱币上。日本著名的皇朝十二钱(708～958年)，就十分注重钱币的文字书法，它们和中国古钱上的钱文一样，也都是由著名的书法家、遣唐使者、名僧、重臣，甚至是由天皇亲自御书的(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