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文化建设与民族乡村社会治理良性互动

【摘要】文化与社会治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从深层次上看就是文化问题。乡村治理需要以文化为正向推手，建构刚柔并蕴的制度法规;重构民俗文化以提高治理效能;建设乡村新文化服务乡村新生活;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长久支持。

【关键词】乡村文化 民族乡村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化与社会治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放眼民族乡村社会，正如兰德曼所说：“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①在那里，多元的文化营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环境，并从正反两方面影响着社会治理的效能。

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其实就是文化问题。因此，“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②，以文化建设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不仅贴合民族乡村社会的实际，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精神相一致，而且顺应了“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文化与社会治理关系述略

“文化”和“治理”是近二十年来学术上和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但释义颇多、迄今仍没有获得公认精确定义的词语。综合学术界的各种看法，大致可以这样界定：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后天获得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治理是通过引导、规范和控制各种社会关系及活动，调和社会冲突和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各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寻求公共管理新模式的进程中，在“治理”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构想。结合中国实际，社会治理是政府依法对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事务等的管理、规范和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自我管理的统一，“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一体之两翼。”③

纵观人类社会的实践，文化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联。首先，文化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社会治理所调控或服务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等社会子系统的内在包含着礼仪、风俗、习惯及伦理等文化内容，一旦离开文化，社会治理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任何社会治理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④文化以其特定的方式，为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沟通、理解和妥协创造了条件，文化以其蕴含的价值观、是非观、善恶观及社会理想、知识技能等，约束和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凝聚着社会各种力量、驱动着社会经济发展，体现着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和要求，文化能增进社会认同，化解矛盾冲突，进而优化社会治理。因此，离开文化的功用社会善治难于实现。

最后，社会治理培育出的制度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着文化的生存状态。一定意义上讲，社会越发展，文化与社会治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程度就会越深。文化的不同特质和样态影响社会治理的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文化问题。因此，通过文化的正向引领，可以助推社会正能量充分释放，更好地实现社会善治。

就当前的民族乡村社会治理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以来，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府，依照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对乡村进行了行政管理，而村民委员会则作为村民群众的自治性组织，依法推动乡村社会村实现自我管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民族乡村推行的这种治理模式取得的成效是令人瞩目的。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民族乡村社会的关系日趋复杂，矛盾日益显现，社会冲突加剧，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如民主政治意识淡薄、信仰缺失、价值迷失、矛盾纠纷增多、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制度不够健全、机制运行僵化等原因有关，但其实也可以从文化层面找到根源。

因此，从文化层面对当下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困境进行解读，了解其根本所在，才能通过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利用文化的无形力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推动乡村社会实现善治。

民族乡村社会治理现状的文化解读

乡村社会秩序的总体和谐稳定得益于优秀文化精粹的濡养和维护。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⑤几千年的乡村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明。千百年来，优秀乡村文化以其规范、教化、整合、凝聚、传承、沟通和娱乐等功能，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时至今日，优秀乡村文化依然以其生生不息的活力，巩固着乡村社会勤俭节约、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友善及关心孤寡等美德，规范着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和行为及思想，调控并维持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优秀乡村文化还丰富了村民的生活、调适了民众心灵，保证了绝大多数村民拥有健康的心态、平衡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为乡村社会引进先进管理制度、技术和方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优秀乡村文化还培育了村民理性、宽容等精神，使绝大多数村民能用审慎理智的眼光打量乡村在改革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给予了应有的宽容和理解，这对弥合社会裂痕、消解社会纷扰和震荡，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问题凸显与优秀文化价值观解构息息相关。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民族乡村在经济得到发展、民生得到改善的同时，传统的以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受到了冲击。“半熟人社会”带来的舆论压力的减弱，使传统乡村社会里村民们时时刻刻能感受到的来自礼俗、习惯和人情等传统规则的压力也极大地减弱了，再加之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破坏了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

在新型乡村文化未能及时重构的情况下，一些村民价值观歪曲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在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难以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容易政治盲从，简单诉诸暴力，导致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秩序的不稳定;邻里关系日渐冷漠，尊老爱幼美德受到冲击，使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婆媳之间、邻里之间的纠纷增多;村民生活缺乏安宁，农村的黄赌毒日益弥漫，偷盗等不良现象频发。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关系对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族里合作、邻里互助的关系逐渐代替，又致使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益淡化，村庄性公共活动没有得到村民响应，乡村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的衰落使乡村治理工作愈加难以组织和开展。

民族乡村治理效能不高与传统文化心理定势相关联。对乡村治理模式作了宏观性规定的国家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对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作出具体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各类地方性法规制度等的推行，总体上使村民的民利、乡村的治理水平及社会稳定等得到了重要的保障和推进。

但是，由于民族乡村的文化教育水平至今仍然比较落后，积淀己久的强调权威重要性的传统文化心理定势并没能随着体现人权、民主、正义、法治等观念的现代制度、法律法规的建立而立即改变，服从权威的原则从人伦领域延伸到治理领域，容易致使乡村干部“在处理村治与乡政的关系中就会更多地体现传统的行政思维惯性，习惯于过去的纵向行政管理模式，力图通过种种手段干预、操纵选举”。⑥而村民，特别是固守乡村本土的中老年村民，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家庭、家族、宗族并推演到对行政权力的依附心理，因而不易感觉自治的需要，也不了解自治的意义，民主意识和参政热情缺乏;当自己权益受侵犯时不积极向乡政府及村民委员会传递信息、表达利益诉求，而选择了忍气吞声、抱怨甚至消极抵制的做法。以上种种情形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

文化的视角：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文化氛围的转换影响着人们的心态和思维定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因素，它间接地影响着社会体制的调控过程。”⑦因此，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对乡村文化的治理，以促成乡村社会治理的良好局面。

融入人文关怀，建构并推行柔性与刚性并蕴的社会治理制度及法律法规。对于长期受行政化监控和政治动员渗透、目前仍处于半封闭状态、村民的观念和偏好还明显具有狭隘性及保守性、自我自治能力的建构还有困难的民族乡村来说，国家建立稳定、程序化的配套制度、法律法规是非常必要的。制度法律体现管理者的意志和价值导向，公正合理地规范权利义务，规定大家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或办事规程，利于社会由无序变有序、由分散变凝聚、由摩擦变协调，因而是乡村社会治理运行的基础，也是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然而，制度法规只有被民众认同，其设立的价值才能得以显现，其应有作用才能得以发挥，否则只能是摆设或一纸空文。而能让绝大多数人认同并能遵守的制度法规常常是富于人性的。

因此，乡村社会治理制度法规的构建，应该充分尊重并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对乡村民众生命存在、发展状态、主体地位及价值理想的人文关怀，在坚持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尽快完善乡村社会最关注的诸如政绩考核制度、职责权限的法律制度以及利益表达机制与协商制度等等。相关制度法规在执行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奖励与约束、惩罚相结合，对于后者要辅之以春风化雨式的沟通和教育。

尊重村民的文化取向，重构民俗文化以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作为民族乡村社会的内生文化，民俗文化历经了几千年之久，至今仍是村民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事象。这些形成于过去却延伸至现在甚至是将来的民俗文化，渗透到了乡村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嫁娶丧葬、岁时节日等，随时随地影响着村民的心理和行为。因此，乡村社会治理要体现以人为本，就应该尊重村民的价值取向，关注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具有的规范、教化、整合、传承、凝聚、沟通和娱乐等功能，它维系与调控着乡村社会的秩序，赋予了乡村生活更多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社会互助的治理难题。但民俗文化伴生的消极因素和发展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着乡社会治理的效能。

因此，乡村社会治理要取得更好成效，就需要承担起重构民俗文化的使命，理性辨风正俗，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植入现代文明元素，尽可能减少民俗文化与现代治理要求的摩擦性和不同步性;发掘和提炼民俗文化中同社会治理目标要求相融合的资源，借助稳定的力量和载体，实现其与正式法律法规和治理制度的有效衔接。只有以治理促民俗文化健康重构，才能以“良俗”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使乡村社会治理更加有效。

建设乡村新文化服务乡村新生活以调动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受各种因素冲击，当前民族乡村的文化既不是完整的现代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传统文化，外来的与本土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各种文化相互激荡，既有优秀成分也有消极因素，既相融又排斥，令人难于取舍，容易使人产生思想上的困惑和情绪上的波动。倘若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就很容易被糟粕文化所吸引，一些拜金、色情暴力及道德滑坡等现象就是这样渗透到了乡村生活中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难度加大。“社会治理的根本就基于全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没有这个价值观的参与和运行，社会治理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因此，民族乡村必须在尊重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主流文化，发挥网络、影视、广播、报纸等的文化传播教化功能，贬乡村社会之假恶丑，扬乡村社会之真善美，引领社会风气，引导村民树立思想和行动上的正确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夯实乡村治理的目标认同基础。乡村新文化的构建，要突出村民的主体性地位，用村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和方式，开展精彩纷呈、充满正能量的文化活动，以遏制低俗文化、封建迷信等的趁虚而入;建立健全包括人才队伍及基础文化设施在内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鼓励、扶持各种社会力量兴办乡村公益文化，催生乡村的自发文化力量;只有让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接受并形成国家所倡导的治理理念，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真正被调动起来。

通过教育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为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长久支持。大部分的民族乡村地处偏僻偏远，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教育水平较低，村民文化素质偏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需要村民自身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推进教育以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为民族乡村社会发展提供长久的支持。

通过加强民主、法制教育，促进村民思维与观念的更新与进步，激发其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学会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在更多层次上发展成为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加强乡村基础教育，减少甚至消灭乡村文盲，提升乡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拓展市县党校教学功能，将党校培训延伸至乡村党员、延伸至乡村实用技术，以提升乡村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双带”能力;加强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职业教育，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要努力落实关于教育、文化的政策及设施建设，打造具有现代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的文化环境，以良好文化氛围推动乡村社会文化繁荣，提升村民人文素质。

诚然，以文化建设助推乡村社会治理的探讨是一个动态过程，难于一劳永逸。但是，应该相信，只要以诚意和实效取信于民，民族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就能长久。

（作者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3年广西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13ZD037）

【注释】

①[德]米希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泽，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60页。

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③俞可平：《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④《改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有主张有定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开班式上的讲话，新浪网，http：//.cn/china，2014年2月18日。

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⑥付金柱：《内部生发与外在规制的互动：黑龙江省村民自治及乡村治理考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⑦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8页。

责编 / 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