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因素导致投资持续高增长

一是我国高储蓄率决定了高投资增长。

目前我国投资率高达42.7％，创历史新高，而消费率却降至50％，创下历史新低。各国投资率水平本质上由各国储蓄水平决定。真正决定高投资率的是高水平的奖金供给，奖金供给的关键在于高储蓄率的长期持续。由于我国重储蓄的社会文化传统、人口红利以及分配制度、劳动制度、社保制度调整的影响，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有明显变化，因此中国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

根据研究发现，经济人口结构是影响储蓄和投资的主要因素，其变化导致三高，即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一般认为，20－60岁工作年龄的人口决定了储蓄的动态。如果这部分人多，该国家储蓄就高，这部分人少，老龄化程度高，工作人口越来越少，储蓄就很低。目前我国正处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期。另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储蓄也是上升的。一个农民人口转移到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个储蓄额，因此总人口中工作人口比重上升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是造成中国长期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

高储蓄对应的是低消费，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2.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0.2％。而财政收入3.9万亿元，增长22.4％，工业企业的利润1.88万亿元，增速高达31％。也就是说，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所占比重越来越少，而政府和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多。

二是要素价格低廉、投资回报丰厚。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利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企业投资的资金成本较低。其次，由于大量过剩的劳动力的用工工资相对低廉。第三，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较低，普遍存在资源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进一步减轻了企业投资成本。第四，我国企业投资并未充分考虑环境保护成本。上述因素使得我国企业投资具有丰厚的投资收益，促使投资快速增长。

三是投资低效率增加投资需求。

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发达国家有巨大差距，城市化、工业化长期性决定了中国的高投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特别是我国存在的大量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也就是说，同样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支撑。我国每单位的GDP产出需要的投资由2000年的0.33个单位上升到0.52，呈持续上升趋势。这表明经济增长的投资代价越来越高。

四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资金十分宽松。

近一个阶段，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从当前我国的情况看，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过多。货币供应量过度既表现为近几年货币供应量增速较快，又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相对实体经济较多。二是银行体系资金过多。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日趋扩大。这表明银行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间市场。三是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水平较低。近年来，尽管央行多次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行的流动性，但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表明银行的资金面是相当宽松的。

流动性过剩的持续发展，使得投资资金供给量非常宽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投资快速增长。

(摘自6月26日《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