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税意识”到“纳税人意识”

各位读者，你们有没有想过每个月你们家庭或者你个人的支出大概是多少，其中自己交了多少税？想必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没有概念。这就涉及本文所谈的“纳税人意识”，我主要谈谈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纳税意识”不等于“纳税人意识”。毋庸讳言，纳税意识里面有没“人”，更多指的是没有合法权力保障的利益交换意识。直言之，合法性没解决时，在这种权力所保障下的国家与国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交换，仅仅是一种形式。但“纳税人”与纳税者不一样，纳税人本身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意味着保障其权利和义务分配的这个税权是合法的。这是因为，只有在合法权力保障下的国民与国家之间公共产品交换这一活动，才具有正当性的，也才可能是公正的。纳税意识不等于纳税人意识。

第二，当代纳税人意识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毋庸讳言，当代纳税人意识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传播终极目的模糊，二是传播主体错位。由于我们是纳税者意识导向，是纳税意识信息的传播，所以，传播主要是政府导向的，其突出特点就是“选择性”。这首先表现在税制的安排方面。比如，现行的税制安排“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格局，就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因为间接税与直接税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间接税可以转嫁税负，纳税者不知道交了多少税，因此也就不大关心税款的用途和效率，无助于税权的监督。相反，直接税不能转嫁税负，而且纳税者知道交了多少税，因此“税痛感”强，乐于监督税权，关心税款使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如果非要在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做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直接税，因为选择直接税利大于弊。好比本文开头提到的我们的日常消费，一般情况下已被政府征了13%―17%的增值税，或者一定的消费税与营业税，但作为交税者，我们并不清楚。

同样，在具体的财税信息传播方面，更是充满“选择性”。比如，据周天勇教授计算，2013年中国政府全口径收入21.9382万亿，其中，财政预算内收入12.9143亿，政府性基金收入52239亿，社会保险费收入约28000亿，可能如交通、计生、城管等没有纳入政府基金的收入最少约10000亿。2013年GDP总量57.2万亿，因此，宏观税负达到38.35%。同样，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大大提高，2013年占到46.6%。

当然，从用税角度看，也存在信息的“选择性”传播问题。比如我们的用税传播，目前基本处于秘密状态。还是以2013年为例，全国财政支出13.97万亿元，增长10.9%。其中，全国教育支出21877亿元，仅占财政收入的15.65%；医疗卫生支出8209亿元，仅占5.8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417亿元，仅占10.31%；住房保障支出4433亿元，仅占3.17%，四项合计仅占35%。而且，如果把非税收入也纳入总预算的话，这四组数字之低，或让我们更为尴尬。

总之，目前中国纳税人意识的传播层次与质效都不是很高。可以说，我们纳税人意识信息传播面临体制性与机制性的受阻压力，但纳税意识信息传播却比较畅通。就传播内容而言，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为高税负辩护（避谈宽口径税负――政府全部收入与GDP之比）；而且关于直接税优点的传播明显滞后，关于“用之于民”财税信息的传播更是大而化之。同时在传播途径上，也基本由政府控制，由税务机关和政府媒体掌控传播。

因此，未来纳税人意识的传播，一是重在纳税人主体传播权利的归位；二是重在纳税人意识传播内容的优化与人本化，要多传递人道自由、公正平等、法治民主等信息；三是传播目的一定要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而且，要通过纳税人意识的传播，促进财税权力“闭环式”监督机制的形成，让财税信息公开透明成为常态。

财税是最大的政治。英国、法国、美国包括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大多都是因为财税风险，或者说，这些社会的大变革都是从财税开始的。如果中国不是一个例外，那么，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危机与风险是什么？在哪里？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都值得深思。

（作者系西安市税务学会副秘书长。文章系作者在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第二届公共治理与政治传播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