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

[摘 要]重农抑商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是商鞅。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事本”还须“抑末”，提出“轻金重粟论”。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虽然变法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但总的来看应是瑜暇互见。

[关键词]商鞅；重农抑商；经济管理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公室后裔，历史上又叫卫鞅或公孙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求贤，商鞅离魏入秦，时年29岁。入秦后，受封于商，史称商君。商鞅力劝孝公变法图强，孝公纳之，使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乡邑大治”[1]P2231，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史称商鞅变法。商鞅是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鼻祖，他在秦国把“抑商”与“重农”定为基本经济政策大力推行，竭力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孝公死后，公元前338年，商鞅被他的所诬害，享年52岁。商鞅的思想被编成《商君书》而流传后世，成为战国法家的重要代表作。《商君书》共29篇，现存24篇。叙述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提出了较完整的法家理论、路线和政策，因较适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商鞅死后，秦国历代仍然继续奉行其法，遂使秦国力强盛，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在农业生产部门中合理地组织生产力，正确地处理生产关系，适时地调整上层建筑，以便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合理地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调动广大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

西周、春秋时期，统治者注重通商、宽农、利器，对农、工、商三业一视同仁，无分厚薄。重要原因就是工商业一般为官营，处于统治者的直接控制下并为他们服务。战国中期以后，社会经历大变革，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加强了，商品交换随着封建土地新有制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P3256，私人工商业应运而盛。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逐什二以为务”，谋取超额利润。不少人鉴于“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P3274，便产生了背井离乡、弃农经商的观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来土著的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益的地方去。”[2]P13由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会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起到侵蚀和分解的作用，封建统治阶级为压制这种潜在的威胁，维护农业在封建经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便对新兴的私人工商业采取了压抑的政策。

战国时期，法家是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现实政治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它不遗余力地以维护、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作为惟一宗旨，坚决主张以封建法制为主要手段统治社会。法家的抑商思想要求经济发展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听任工商业的发展，会引起以下较严重的社会后果。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极力主张限制工商业活动，其理由是“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3]P469，“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3]P74因此，要固“本”，就须抑“末”。换言之，要确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须严防工商业对农业的侵蚀，最大限度地排除它们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商鞅对工商业等采取了苛严的限制。

一、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

商鞅认为农业是富国之本，重农是富国上策。“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3]P109商鞅认为，“国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于治国的人，“仓廪虽满，不偷于农”[3]P60，不论丰年或歉年，保证必要人口开垦荒地，专心务农，国家的富裕才有保障。国家富了，农民财产也必然随着增多。农民财产增多了，便会安土重迁。这就有利于生产的进展和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稳定。“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3]P74《商君书》的其他篇章多处提到商鞅的农本思想，如在《算地》中说道：“圣人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生而致也。”《慎法》中又说：“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3]P518

商鞅理论上阐述农业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农业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商鞅提出：“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3]P388-389意思就是说，粟米珠玉虽是财富，但这种富是靠不住的，必须立足生产，做到“入多而出寡”才是真正的富。又说：“明君修改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3]P75在此强调重农，是商鞅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体现。同时，必须做到“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这里的“男事”指“耕”，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收入大于支出，就是财富的源泉。所以商鞅指出，如果人民都选择从事农业为职业，“则国富”。也就是说，农业发展了，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增加了，国家必然强大起来。商鞅这种将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与夺取战争胜利，实现统一大业相联系，实为远见卓识。[4]P52

商鞅既树立了重农的指导思想，便力主采用各种手段安抚、招徕和驱使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将民力集中在土地上。提出“使民无得迁徒”和令“农民无所闻变见方”等建议和措施，力图安定农民务农的情绪，既让农民灾年不致轻易破产、流落，又令他们见识短浅，安土重迁，只知一心一意地耕田。主张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3]P329即以较优厚之待遇（给予田宅，免除三代的赋税徭役等），广招别国的人民来本国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既能开辟原野，利用荒地，又可保证战时从事农作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