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有关“重庆钉子户”新闻

今年4月初，为世人瞩目的“重庆钉子户”事件终于以和解的结局而落下帷幕，这一结果是令人欣慰的，也是值得称赞的。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解读其中的某些现象，颇有可供玩味之处。

玩味之一，报道前期的记者倾向

当重庆九龙坡的拆迁“钉子户”与当地开发商（其背后是房管局与地方法院）对峙三年、旧房几成“孤岛”的事被披露后，顿时全国各地的记者云集重庆，密切关注着这起纷争的进展与结局。这些记者都是代表媒体前来采访的，而新闻媒体又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但是他们对此事的态度居然大多站在“钉子户”一边。以固有的思维方式看，好像他们都丧失了“是非判断的能力”和“正确的立场”。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干脆“打破天窗说亮话”。这些年来，随着各地城市改造与开发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旧房被拆迁。本来，地方政府理应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协调开发商与动迁居民的利益关系。然而他们为了政绩与自身的利益，往往与开发商串通一气，共同对付被拆迁的居民。于是形成了力量对比悬殊的两方：一方是拥有巨大财力的开发商与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一方是一群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一方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王法”和各种各样的内部动迁政策；一方处于信息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

与此同时，大众媒体作为民意的重要渠道，本该反映百姓的利益与呼声。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动迁中的纷争成了新闻报道的，媒体噤若寒蝉。在此情形下，在动迁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百姓诉告无门，只有“上访”一途。但是这条仅有的路也被堵住了：地方的有关部门对此不是先倾听百姓的声音，为何上访？原因何在？基层工作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不分是非曲直，先入为主地将其视为“影响稳定大局”的“不安定因素”，是“刁民”，从而采取了各种强行手段予以压制。老百姓在这样到处碰壁的无助困境中，什么样的“过激行为”不可能发生呢？

住房本是人最起码的挡风避雨、安身立命之所。记者的采访虽是职务行为，但他们回到家里也是普通的百姓。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动迁”给百姓带来的切肤之痛。聚焦“重庆钉子户”事件的记者们的同情倾向，或正是这种社会情绪的真实反映与流露。

玩味之二，“重庆钉子户”最后达成协议的背景

最后达成协议的具体安置内容是：在相应的区域内实物安置商品房一套，价值为306万，业主除了需支付与旧房的差价46万之外，还获营业损失的补偿90万。两者相加为350万，仍在开发商所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个结果的取得并不简单。从客观情况来看，业主的旧房在最后被法院裁定（支持当地房管局搬迁裁决）执行拆除的关键时刻，是各地记者的云集关注和物权法的恰逢颁布，促成了这一善始善终的结果。其实物权法所涉的范围甚广，也包含着很深的法理。百姓不可能弄清其中的所有关键与所有问题，但最简单要紧的一条却是大家所明白的，这就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它将与国家、集体财产一样得到保护。各地的城市动迁居民，在困境中对这部物权法的出台，真如大旱之望甘霖，以致将它直接拿来，当作赖以抗争的法宝。重庆“钉子户”当场就在屋顶,挂出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标语。

在这一为中外瞩目的僵持中，它已经不再是一起普通的拆迁纷争，而是非常实际地考验着刚刚通过的物权法，究竟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它使对峙双方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使得“钉子户”的抗衡得以维持。假如没有这样特定的事件背景与众多媒体的关注，这座九龙坡的“孤岛”恐怕早已被强制执行了。

玩味之三，报道后期媒体的故态复萌

“重庆钉子户”事件平息后，媒体采访有关理论界的专家发表对此的看法。报道强调了专家的意见，认为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应该有度，不能“漫天要价”。也有媒体报道，有关政府部门表示，莫无限放大诉求。这些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仍然是百姓的错，是百姓难弄，不讲道理。

专家的话当然没有错，然而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漫天要价”历来是个贬义词，也是社会是非判断的一个常识，无需加以强调。专家倒应该深入分析百姓在动迁过程中为什么会“漫天要价”，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多年来在各地的动迁中，动迁户拖延不搬的（不论是有理还是无理），大凡都能得到优于先搬迁者的安置待遇。客观的事实正在不断地“教育”百姓：老实会吃亏，当“钉子户”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利益。这种动迁的弊端也反映出安置谈判中巨大的伸缩余地，就以“重庆钉子户”事件而言，开发商当初对其旧房的评估为247万，凭什么可以一下子增至350万？又凭什么可按照“拆迁方案”外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他不当“钉子户”，这增加的利益岂不是白白损失了么？而且这种“优待”，对那些先搬的动迁户是否形成了新的不公平？

另外，动迁方与被动迁的居民之间往往存在彼此消长的利益关系，克扣被动迁户的安置面积或安置货币，相应就是动迁方的实利。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动迁方在丰厚利益的驱使下，必然会采取种种掊克的手段；被动迁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会“漫天要价”。因此，“漫天要价”，实是百姓长期来被这种动迁手段所“调教”出来的。他们只能用这“漫天要价”的无奈方法或者说策略（所谓“头戴三尺帽，准备砍一刀”），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造成动迁矛盾尖锐、民怨沸腾的原因，媒体何尝实事求是地公开反映过呢？

玩味之四，仍是新闻禁锢的阴影

事后的许多相关报道，好像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动迁与物权法的联系。相反，“央视新址一‘钉子户’被强行执行”的报道赫然在目。这很令人担心，物权法将来实施的情况究竟会如何？一是物权法今后是否也会纸上谈兵，规定的是一套，实际又是另一套？在现实生活中，权大于法、有法不依的事情实在太多。二是物权法需要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来配套，在这些配套法规尚未制订好之前，动迁中侵害百姓利益的事发生后怎么办？比如有专家就表示，目前法律对何谓“公共利益”并无明确的界定。因为在城市改造中，是出于“公共利益”还是出于“商业利益”，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拆迁是否出于“公共利益”，就是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

新闻报道仍然缺少对以往动迁政策与手段的检讨与反思，诸如那弊端丛生、广为人们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如何看待？怎样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合法的好机制，从根本上杜绝“钉子户”与“漫天要价”现象的产生？在媒体上，多的还是倾向于官方的对于动迁户今后可能“漫天要价”的批评意见,少的仍是广大百姓的呼声与要求。

或许这类内容的报道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一些压力，然而有些压力又有什么不好？我不明白，广大百姓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大众媒体可不可以报道？应不应该报道？诚然，百姓的意见不会像歌功颂德的那样入耳中听；反思检讨自己的工作也不会有像谈成绩那样的好感觉。然而既然行使着国家的权力，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倾听百姓的意见、检讨自己的问题，正是承担责任的题中之义。地方政府有些压力，公仆们才会兢兢业业地“权为民所用”；地方政府有些压力，公仆们才会实实在在地“利为民所谋”。没有批评的声音而实际民怨鼎沸，有批评的声音而使公仆勤政为民，是哪种状况更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呢？

网上有人评价“重庆钉子户”事件是“一个伟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倘若从某种意义上去认识，或许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事件给了那些无良法规存在的现实一个震动，给了人们一次民主与法治的熏陶，也给了大众新闻媒体更多的思考：我是谁？我应该为百姓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