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进化

飘扬的米字旗下，流光溢彩的伦敦碗中，灯光拼成的孩子笑脸图案，变换成了NHS三个字母缩写。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600名医生和护士们载歌载舞，向世界展示当代英国的骄傲：“童话和国家健康服务体系”。

硬场面与软实力的争论，成为这16天以来，媒体特别是微博上火热的讨论主题。

“如果哪位纳税人，在看到如此壮丽和激动人心的情景时无动于衷，那他显然不是爱国者，也不是真正的公民。”这段评论，来自115年之前的英国报纸。

曾几何时，英国人才是真正的“场面专家”。在上一次女王登基60周年的阅舰式上，日不落帝国的战舰一眼望不到边。舰上飘扬的旗帜，一直延伸到天际。1897年的那次庞大集结中，“165艘皇家海军的战舰中，甚至都不需要从本土舰队以外的其他分舰队中抽调一艘。”英国《每日电讯》的记者托马斯·哈丁，如此追忆女王统治万里波涛时的“十全武功”。

“而现在，需要重新定义我们在世界的角色。”开幕式的导演博伊尔这样解释。国力的此消彼长是一个表象，长久以来以物质上进取，经济上扩张为基调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着。”这是英国电影《女王》的经典台词。或许当今的英国人眼中，文化、保障和社会建设，同样是由大而强、引以为豪的成就。

童话背后的角力

覆盖全民、按需分配、由国家税收支持，雇佣了150多万医护人员——这样的医疗体系，听上去确实像个童话。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也最早面对了养老、失业和疾病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二战后国民保险与国家健康服务，构成了英国福利体系的两大支柱。按经合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其人均医疗费用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在健康公平性方面，还超过了一向以“平等博爱”为豪的法国。

“不同政策模式的背后，一直是思潮的角力。”李玲是北京大学教授，长年研究医疗改革。在医疗政策上，开始是德国于1883年领先一步，其所实施医疗保险制度，被后世称为“俾斯麦模式”。

而到了1942年，与英国在二战中对峙的德国正如日中天。一年前闪击苏联的势如破竹，让希特勒预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45年结束。为了鼓舞士气，他的想法包括将柏林重建为宏伟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此时的英国，则公布了一份由贝弗里奇爵士主持撰写的报告。这份称为《贝弗里奇报告》的纲领，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改良，走向福利国家的。“它解除了英国民众在健康方面的后顾之忧。”李玲这样评价其历史贡献，“不仅给了战争中苦苦支撑的英国人以希望，还为战后的重建奠定了基础。”英国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经济繁荣，靠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援助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观念的轮回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先生在黑板上列了17项经济与治理指标，逐一对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这样回忆老师宋承先最得意的一堂课。“还有我的博士导师王传纶，他在当年求学时，选择的是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这座亚当·斯密的母校，到1949年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重镇。

资本主义，或者说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一直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反思靠的却是几次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搞得家破人亡。”按李扬的梳理，经济史的背后其实是思想史。涉及政府与市场，发展与治理，是反思推动着改良。

“一个社会的观念，大约每隔二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较大的转变。有的阶段，社会时尚是思想和政治；而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又沉湎于财富的追逐。”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何帆，专业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缓，可能会从埋头做蛋糕的时代，转变为关心分蛋糕的时代。”

几乎是作为印证，近两年来，中国大陆的各类“思想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涉及经济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讨论，开始从学术界、业界更多地走向大众。“政府派”和“市场派”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辩，从传统的公共舆论一直延伸到“粉丝们”的微博。在北京，各类思想性主题的读书会明显活跃起来，场地纷纷从最初的会所扩到更大的报告厅。为了缓解挤破头的问题，最近的流行规则，是在微博上进行答题报名抽签。

科技也深刻改变着当今世界。伦敦奥运开幕式的表演中，两位青年男女通过社交网络相识相恋。此时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敲击出一句话：“为了每一个人”。其后的15天里，中国的社交网站上也经历了一轮的喧嚣，年轻人们相互测试：“你对伦敦奥运上的种种争议怎么看？”从体育判罚争论到各种公共话题，或大或小，其实都与中国崛起与社会转型有所联系。“价值观不同的人怎么能谈好恋爱，走到一起？”调侃的背后，透射出一个社会寻求共识的过程中，观点与思潮间的相互竞争。

世界性的反思

不单是中国如此。金融危机和衰退的世界背景下，西方各界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现有各派学说不仅对这轮危机的爆发缺乏预见，其后的政策应对也乏善可陈。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几次误判“复苏的绿芽”，也无法解释很多新出现的困局，比如为何会是“缓慢而没有就业的复苏”。

“答案是强健的经济需要聪明的政府，”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新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书名在英文中一语双关：“重振就业、重回正轨”。

克林顿在书中写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味反对政府履行角色，可以使美国在21世纪取得成功。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于‘个人理性、责任自负’的理念，而非‘同舟共济，携手并进’。”

他批评了关于“政府还是市场”僵化的意识观念斗争，认为其严重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只有私营部门与明智政府之间通力合作，使所有人之间分享机会、分担责任，才能使美国恢复繁荣与进步。

在其新书出版之前几个月，也有一批经济学家聚首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公园”。

67年前这里进行的一次会议，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此时，这些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号召下，就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进行了回顾。而这个智库的发起人，是当年曾在欧亚翻云覆雨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