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斯密的著作读来亲切有味。斯密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伯克在对《道德情操论》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书中的例证丰富而且确切，表述平易而生动，表明作者是一个具有非凡观察力的人，能使事物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评论不仅适合于《道德情操论》，也适用于《国富论》，只是前者主要观察人们内在的情感活动，而后者则主要是观察人们的外在经济行为。斯密与康德一样终身未婚，一生也大半在学院里和书斋中度过，但从其书中却可看出其知人甚深——知一般的人性和人心甚深，这种知识构成了他展开理论阐述的一个制约性基础。

斯密早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过英国文学的课程，还爱好过诗，不过，他具有无须等待社会上作出判断就领悟自己失败的辨别能力(其生平可参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天职是在学术，在一七五——一七五一年，他讲授过一个冬天的经济学，这份经济学讲义中已经有了自由贸易的思想。不久他又获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随后转任道德哲学教授。按照苏格兰大学当时的学科分类，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则包括四个部分：(一)神学、(二)伦理学、(三)法学、(四)政治学。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道德哲学”学科的广博性，以及对教授所要求的知识的广博性。可惜这全部“道德哲学”的讲义原稿都在斯密的坚持下，让他的朋友在他逝世前烧毁了。后来出版的《有关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只是一个学生听他讲第三、四部分的课堂笔记。当然，《道德情操论》实际上就是从他第二部分的讲义中发展出来的，而在第四部分讲义中，也包含了后来《国富论》的基本胚胎。

这四部分的具体内容怎样，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它们是否构成一个体系？据斯密最喜爱的一个学生米勒说，斯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特性，以及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行的各项原则。其时社会还没有那种“上帝死了”的震撼和挑战，神学的地位和内容主要还是沿袭，这方面看来并不是斯密注意的重心所在。第二部分我们从《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是一种较严格、狭义的伦理学，而尤其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心理学或心态学，但它仍然主要是围绕着行为的适当与合宜性，围绕着正义与德性展开的，而并非全面地论述人的精神世界或心灵最高境界。第三部分即法学部分，据米勒说，斯密在这部分详尽地论述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亦可说是一种涉及政治制度的伦理学，而其中也包含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的内容，斯密遵循了孟德斯鸠的方法，在公法与私法两方面，追溯了从野蛮时期一直到文明时代的法学演进，以及如何相应地引起法律和政府的改善的演变。而在第四部分即政治学部分，斯密考察了那些不是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进国家的富强和繁荣为目的的行政法令，探讨了与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政治制度。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第三、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了伦理学的主体，这一伦理学包括个人道德(突出地表现于情感)与社会伦理(突出地表现为法律)两个方面，只是前者尚偏重于个人伦理学的一个方面，而后者有些内容如法律社会学的内容是在伦理学的范围之外。这也基本上符合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另一方面是德性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的体系形而上学色彩远为浓厚，从内容到方法都更重视理性，重视逻辑的推演，这与重视情感、经验和观察的斯密相当不同。相同的是，他们的学术都有努力脱离神学而独立的倾向，不过康德主要是为理性争地位(可参见其书《系科之争》及《仅仅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斯密是为经验和情感争地位。重视哲学思辨的康德伦理学是从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推出，而重视经验观察的斯密伦理学则向经济学延伸或者说“扩张”，前者较缺少经济学的内容，后者则没有明确的形上学的基础。

斯密也确曾想过要系统地阐述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变革，其中不仅涉及正义，也涉及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他说他的《国富论》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收和军备问题上是这样。他在一些著作和书信中，也曾把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合称之为“我的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古典的、包含四个方面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令人神往的一种体系，它既有向上和纵深的维度，又有向法律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的横的延伸。经济学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它是包含在第四部分“政治学”的范畴之内的，而“政治学”又放在“道德哲学”的名下。所以，今天我们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读到后来发展为《国富论》的一些思想是放在“论警察”的一篇中是会感到有些奇怪的，但当时的学科分类情况就是如此。斯密自己比起重视《国富论》来似乎也更重视自己的《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不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竭尽全力进行修订的一本书，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对这本书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次修订，这说明了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对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贯穿始终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的作者斯图尔特所说：“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的。”(见《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商务印书?菀痪啪?nbsp;七年版)

但在迄今为止的后人看来，显然一般都认为《国富论》要比《道德情操论》更为重要，在斯密的墓碑上写的也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斯密被视作是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和开创人，而他对现代伦理学的影响却不如康德。康德使伦理学立足理性，并摆脱目的、效果方面的争议，建立了一种以规范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伦理学，这显然更切合近代向价值多元社会发展的趋势。康德的伦理学可以在原则规范方面沟通社会领域与个人领域，斯密的伦理学则较集中于个人的道德实践和自我控制，尤其是对人们道德情感的分析，其分析独到、深刻。但这方面内容固然重要，在今天的社会里却毕竟落入了第二义，对何为正当，何为合宜的问题在纷争的现代社会无疑需要更优先地予以阐明和论证。不过，未来时代是否会变化得使斯密的道德理论更为重要亦未可知，如若其然，那一定是一个比现在更为幸福的时代。

斯密的《国富论》之所以较之《道德情操论》发生了更大影响，还与经济生活在社会中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经济学也越来越发展有关。近代以来许多新学科的建立，往往经历了一个首先摆脱神学，然后又从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而斯密也确实顺应了时代所需，在理论上对当时已经呼之欲出的许多经济学思想做了一种相当完美的综合，这不仅要归因于他的天才，也要归因于他所投入的劳动量，归因于他的严谨、细致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评价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75—294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

《国富论》是相当独立的一部经济学著作，斯密并没有让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达的道德观点进入该书起支配作用，这后一本书并不是从前一本书发展和推演出来的，它们确实有着相当不同的主题、领域和重点，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斯密在前书中强调同情、强调利他和自制，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在后书中以此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后书中所表现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独立的经济分析。当然最终的目的还是明显的，即指向“国民财富”、“国富民裕”，斯密把这视作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但他认为这一目的并非能通过个人的禁欲和利他加上严格的政治控制来达到，相反，它倒是可以通过个人分散、自由的自利行为来达到。

斯密两书看上去的分立实际上正表现了人的两面性，即一方面人是更关心自己的，自爱自利的；另一方面人也有一种同情别人，从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我节制的能力，这种同情和自制是通过设身处地、对自己心灵中的“一个理想的旁观者”发生共鸣，从这个第三者的观点进行观察来实现的。罗尔斯正义论的“原初状态”设计曾经从这一观点中得到启发。人类有两面性，然而这人类还是同一个人类，所以，斯密两书的陈述又可以说是一致的，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说明和解释人的活动。

两书的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也是相互贯通或包容的。比方说“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比喻，它是提出来为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的思想辩护的，而这一思想可说是斯密经济学的主旨。在《道德情操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和比喻(参见商务版第229—230页，297页，302页)。更早，在一七五五年，斯密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也陈述了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让事情自然发展的观点(见《亚当·斯密传》第57—58页)。在学生记录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也有同样的见解(见该书商务版176页、196页)，这说明这一思想在斯密那里是始终一贯的，并且不与他的道德观点冲突。

斯密为一种自由市场经济，或者说一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辩护，这一辩护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从行为和手段上，斯密赞成事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反对国家对个人的外在的、强制的干预，因为，在斯密看来，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原则，掌权者和计划者不能像用手摆弄棋子一样来随意摆弄每一个人(《道德情操论》第302页)，计划者不能把他人看作是借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这就使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包括“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也具有了一种道德涵义，而这一点往往不易为人注意。另一个辩护则是从效果上辩护，即认为让人们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利益，反而要比让人人设立追求公益的目标更能促进社会利益。因而，这一对效果的辩护同时也就是对人们的自利的行为动机的辩护了，或至少是一种认可。因而，国家干预个人经济活动在效率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虽然斯密认为人的自爱本性是更为根本的，他并不同意孟德维尔的观点，他不同意孟德维尔把自爱说成是自私自利，说成是恶，然后说正是恶造成了善(公益)，斯密宁可把自爱看成是道德上中性的。他也不是主张人们可以在经济活动中为所欲为，或者说，无论人们怎样追求自律都会促进公益。斯密实际上是提出了某些限制和约束条件的，这些限制条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的约束，即前述的鼓励人们的同情心和要求自制，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在这方面的调节因素中，斯密强调三种德性：出于明智的谨慎；出于道德的正义和超越于正义之上的仁慈，而尤其是强调正义。另一方面的限制则是在制度方面的，即确立一种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制度，斯密的意见似是说，自由的弊病看来也只能通过自由来纠正。他相信通过自由竞争，排除一切专断的干预，人们的自利愿望就会变成有利于社会的力量，竞争的结果将迫使商品的价格降到与生产成本一致的自然水平。今天的人们自然都知道完全的竞争不可能，完全纯粹和理想的东西都不会在现实中存在，人们经常得寻求某种中道，但即便在混合的制度中，也还是要承认有一种主导趋势，以及究竟应赞成哪一种主导趋势。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更偏重于哪一端，始终还是个问题。

我们的叙述事实上一直在斯密的两本书——在他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穿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这两方面在斯密那里并不冲突，甚至不是截然分开的，斯密的两本主要著作实际上也是交替创作，穿插修订的，而这两本书又都放在“道德哲学”的更大范畴之下，而且他本人也更看重他的伦理学著作。从斯密整个治学的初衷和归宿来看，说他首先和始终是个伦理学家倒也并不为过(这也不影响说他是个经济学家)，甚至说经济学是由一个伦理学家创立的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一个新学科大概总得由并非这一学科的专门家的人来创立。《不列颠百科全书》“斯密”辞条的作者说《道德情操论》奠定了《国富论》的心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续篇。《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的作者科斯洛夫斯基也径直说，“政治经济学是产生于道德哲学的”。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国富论》并不是《道德情操论》的推演，而是客观的、独立的经济分析的结果。它的主要内容并非是说教的，而是分析的，甚至《道德情操论》也多半不是说教而是分析描述的。并且，两书共执是同样的人性观，同样注意到人的两面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两书也共执两样的道德观——一种作为公正的道德。只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主要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观察，而在《国富论》中，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观察。这里关键的是如何理解“道德”的概念。“作为公正的道德”与高尚的仁慈、自我牺牲不同，其要义是要在一些基本界限上有所不为，用斯密的话来说，对个人来说甚至是这样：“我们经常可以通过静坐不动和无所事事的方法来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法则。”而对制度来说也就是尊重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除非有某种更重要、更迫切的道德考虑，不应对个人的经济活动加以干预和强制。这并不是说要绝对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而是说干预应比不干预提出更多的道德理由。

而我们今天的争论者双方有时可能都误解了这样的“道德”概念，于是就或者通过完全拒斥道德来试图捍卫经济学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或者强烈地要求诉诸道德，但却是一种要求制度与个人达到比公正更高的“道德”，或者是把“公正”理解为一种“状态的平等”。《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的作者施蒂格勒并不主张经济学家去进行道德说教，但他却中肯地指出了市场交换的自愿性与重复性所隐涵的道德意义：首先是它的非强制性，以及它具有不同于政治和军事交易常常损及一方的特点：它一般是互惠的，或者在惠及一方的同时而无损于另一方；其次，重复性也导致一种信任和信用，能遏制欺诈行为。他认为我们所说的伦理学应是指一套与他人交易的规则，这些规则禁止损人利己的行为，而弄清一套古往今来人们广泛接受的行为戒律与效用最大化行为的一致性是有可能的。

时光过去了二百多年，我们生活的时代毕竟和亚当·斯密的时代已经相当不同了，今天学科的分工日益精细明确，绝大多数的学者不会像二百年前的许多学者那样横跨好几个领域并取得骄人的成绩了。我们的主要精力也应该放在自己的学科、自己的专业上，任一学科的学者都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和范围，有所限制也才能有所作为。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在生态学上，生态补偿分为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和外部补偿机制。其中，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是人类为了推进和加速生态系统的内部自我补偿机制，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所进行的生态建设活动的总称。从生态“经济人”的角度讲，生态补偿给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人带来一定的成本费用，表现为劳务和物质的付出，它的实质是实现经济价值补偿生态价值的过程。从“法律人”的角度讲，既保护环境污染者和破坏者应该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也包括污染者、破坏者支付恢复和重建费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向生态建设者支付一定费用的义务，这一过程在法学上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法学和生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进，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2.生态环境资源是稀缺的

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便产生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延续,以及环境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更加明显。为了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我们就需要不断地保护、改善和补偿环境资源，使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然而传统的经济价值观认为环境资源的天然的，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而没有价值。所以，认为环境资源可以无偿使用，从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改善、整治和补偿措施得不到重视。但现代经济学认为，稀缺的东西具有价值，物以稀为贵，越稀缺的物质，其价值越高。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具有的价值属性为生态补偿奠定了价值理论基础，它要求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人类应当不断地改善、补偿环境资源；同时它还要求将环境资源补偿的具体行为引入到社会关系内部，使损害生态环境者和生态补偿的受益者补偿生态建设者和为生态建设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者，使生态补偿从人对自然的补偿转化为人对人的补偿。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1.生态正义目标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的主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和社会合作利益的划分。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定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正义原则：第一，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分配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位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环境正义是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运用，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环境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包括了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义务分担公平；第二，环境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和费用；第三，环境正义体现了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第四，环境正义必须体现差别对待原则，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利益问题，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利益问题。环境正义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法理学和伦理学的依据，环境正义要求对那些为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做出贡献和失去发展机会者，以及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生态补偿，以达到整体生态均衡。

2.环境均衡目标

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具体到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主要要考虑以下两个均衡：

第一，代内均衡：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对于良好的生态系统享有平等的权利。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不同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造成东西部生态系统负担的不均衡，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地区之间有平等的发展权，上游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下游地区应当给予其适当的补偿，其次，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是由千百年的战乱、自然灾害、政策失误造成的，如果让上游地区单独承担生态恢复和重建的责任是有损生态公平原则的。然而，目前因为地区间的生态效益难以测算，使地区间生态补偿的标准很难确定，加之，地区生态补偿协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地，而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两市都对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非常重视，但在如何补偿的问题上，却各抒己见。黄山市希望能得到浙江省获得生态补偿，并期待浙江省来投资，而浙江省和杭州市则认为，上游没有提供合格的水，特别是总氮和总磷指标甚至达到V类，对下游水质造成影响，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另外还有不同主体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例如当代社会中有人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有人是生态系统的建设者，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出发，享受生态效益好处的人应该给生态环境建设者提供生态补偿。但是因为生态效益的计算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完善，我国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第二，代际均衡：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为代际平等提供了一个起点。罗尔斯认为，假定把每一个人置于“无知的面纱”之后，则是一种可能得到公平的普通标准方法。无知的面纱防止了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真实处境的了解。人们被置于这个面纱后面，一旦他们做出决定，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而且会根据某种原则做出决定来管理这个社会。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代和后代所有成员进行假设性协商，根据这些准则来决定资源的代际间分配。由于无知阻碍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因而人们既不是过度的保护主义者（除非他们变成了前代的成员），也不会过度开发（除非我们变成了后代的成员）。代际均衡的环境正义，确立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地球生态系统的权利，要求当代人在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毁损时，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给地球生态系统以补偿，并公平地负担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成本费用。

三、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

生态补偿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使生态系统保持高的能量转化率、物质积累率和最大的自净能力，这就是生态效益；而经济效益要求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使投入和产出最大化。所以生态补偿中，要用最大的投入换来最大的生态效益，用生态效益更好地为经济效益服务，同时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能为生态补偿提供经济基础，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应该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四、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标准

在考虑环境资源法中权利安排的价值目标时，传统法学往往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但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是基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即使涉及客观的标准，也往往将利益的衡量限于经验的观察，而缺乏理论的例证。事实上，公平、正义绝不是与功利主义相悖的，仅属古典自然法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曾区分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不过是因各自内涵在不同条件、不同价值层面下的差异所引起的，他们完全可能统一于某个价值终点。生态补偿机制应该以效率作为其生态经济学的评判标准，因为其允许生态破坏者对生态建设者进行经济补偿，如果受益者得到的补偿大于破坏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其结果是社会的总体福利增加，那么这就实现了一次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在不违背效率的同时向分配正义的“理想王国”迈进了一步。这也同时表明：在现代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公平原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标准和解释。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资源的分配和调节，这就必然存在着对某一方的损害。帕累托均衡和帕累托改进对现实法律世界的可适用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每项法律在对一部分人有利的同时，必然也会对其他人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所以就有了卡尔多—希克斯改革，这是指在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不受损或受损最小。严格说来，卡尔多—希克斯改革是非帕累托改革通过“赎买”、“补偿”向帕累托改革的一种转化。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意愿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项法律使社会福利总体实现了增值，因而这项法律就是合乎效率的。换言之，只要法律收益获得者能对受损者给予补偿，最终的法律安排就是有效率的。

参考文献：

[1]张炳淳: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J].河北学刊，2008（1）:172

[2]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87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2，105

[4]庾莉萍:水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思考[J].工作研究,2007(10):25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媒介产品，经济学，传播价值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theusageandvaluesofmediaproductfrom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ics,inparticularthecommunicationvalue,whichisusedtoexplainthespecialcharactersofmediaproductandsegmentedasmessagevalue,aestheticvalue,symbolvalue,attentionvalue,socialvalueandcreativevalue.Thesafetyofmediaproductisalsodiscussed.

KeyWords:Mediaproduct,economics,Communicationvalue

当前，媒介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趋势。媒介产品特别是媒介产业在最近一百年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媒介产业越来越多。美国的广电、娱乐、报刊杂志的总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媒介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媒介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对媒介产品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媒介研究的重点。

一、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与效用

恩格斯认为：“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1）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2）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1]媒介产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包括两个方面的形态，即实物形态的媒介产品和服务形态的媒介产品。不论是有形的产品还是无形的服务，媒介产品作为用来交换的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媒介产品同样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媒介产品的经济学分析，最基础的方面就是对其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研究。

任何商品都是一种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品。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裘逸娟，1995）。媒介产品能满足人们信息、文化需求的属性就是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媒介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媒介产品首先应该具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媒介产品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无法交换，最终也就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对于其中的“使用价值”，经济学也称之为“效用”。在一定时间内是否有“效用”是衡量媒介产品使用价值的一个标准，谁接受这种“使用价值”，就由谁支付费用，家庭个人接受，就由家庭个人支付；企业团体接受，就由企业团体支付；政府组织接受，就由政府组织支付。媒介产品具有的特殊性，使它的使用价值不是单一的，包括基本使用价值（基本功能）和传播价值。

1、媒介产品的基本功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2]这一定义同样适用于媒介产品。

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所满足的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需要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媒介产品使用价值的基本功用是能够向社会消费者提供各类信息服务和精神生活方面所需要的文化性、信息型消费资料，也可称为媒介消费资料。媒介消费资料，可以分为独立存在的实物形态和以活劳动存在的非实物形态两种形式，也就是说，它既包括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媒介产品，又包括了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媒介服务。

媒介产品的基本特点就是精神劳动物质化和价值化，取得物的外壳。精神劳动借助于物质载体（书报、杂志、无线电波、音像制品等）直接为社会提供多姿多彩的传播消费品，并构成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成为社会总产品的组成部分。

媒介服务是非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曾清楚地表述：“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3]“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4]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服务作为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作为媒介产品的服务是作为活动而有用，而不是作为物而有用。服务过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也就是劳动本身的消耗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以货币形式在交换中得到补偿，从而具有商品属性。

一般商品（即非媒介产品）如食物、衣饰、家具、化妆品、日常百货甚至住房，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用物质需要，其作用在于保证人的正常生活（在本文中此类非媒介产品被简称为“物质产品”，以区别于媒介产品）。同样，媒介产品也具有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基本功能。正如人饿了需要食品一样，现代人每天在晚餐时大都要边用餐边看电视，食品可以满足人类的生理饥饿，而作为媒介产品的电视节目，则可以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与信息需求。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5]人类在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都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因而需要有丰富的媒介产品来满足这一需求，而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也正是在对需求的满足中得到实现。我国媒体曾报道，在我国沿海某地的人民守岛驻军由于长年远离大陆，文化生活非常单调，虽然食品、燃油等生活物资齐备，但媒介产品严重不足，一张隔天的报纸可以在几个官兵手中反复阅读，连中缝中无人关注的电影信息和征婚启示都成为重点阅读的内容。可见，信息与文化需求本来就是人类在生存与温饱之后的首要需求。

当代中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温饱已经基本不成问题，“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许多家庭的消费结构中衣食住行开支所占比例相对减少，媒介文化娱乐消费比重正逐步提高。我国的彩电、VCD和DVD机器销售量直线上升、报刊订阅数逐年增加等迹象都表明，媒介产品使用价值中的基本功能已经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媒介产品的传播价值

媒介产品使用价值并不只是表现在对人们基本需求的满足上，它的使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传播价值，并进一步表现在对传播需求的满足上。举例来说，同样是一则新闻，其报道的新闻事件的内容完全相同，但由于报道的角度不同，新闻事件原材料经过再生产之后拥有了不同的传播价值，因而可能其中的一家媒介因这条新闻产生了大量的使用价值，而另一家则根本没有。如果只是从商品的基本功能来看，两家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内容并没有不同，都能满足受众的基本需求，但因为优秀的媒介产品拥有更高的传播价值，因此它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其基本功能了。

媒介产品的传播价值是媒介产品研究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内容，也是解开媒介产品众多迷团关键。在本文的论述中，媒介产品的传播价值包括信息价值、美学价值、符号价值、注意力价值、社会价值和原创价值。

1）信息价值。信息是不能脱离物质尤其不能离开媒介而独立存在的。媒介是负载和传递讯息的物质实体。[6]信息价值是媒介产品传播价值的首要价值，媒介产品是否真正有价值，取决于信息价值。媒介产品的信息价值是媒介产品内在价值的真实体现。判断大众媒介产品是否有信息价值，不是取决于传播者和传播媒介，而是取决于受众，取决于信息对受众有用的程度和对受众接受目的的投合程度，信息价值的大小与有用和投合的程度成正比。（邵培仁，1997）

2）美学价值。美学价值是指由于媒介产品或服务所表现出来的美感、和谐的形式与内容从而产生的传播价值。媒介产品的美学价值是媒介通过产品传播所创造的。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都会带来很高的收视率，而地方台类似的晚会就难以达到如此高的收视率。两者所创造的媒介产品的美学价值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产品使用价值和效用的差异。

3）符号价值。符号,指一组被认知主体理解了的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抽象表达(DEACON,1997)。事实上，认知科学的许多课题都与经济学有密切联系，凡是涉及神经细胞和分子水平的信息传递行为，基因生存本能总倾向于服从经济学的能源和营养配置规则。“符号”于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脑按照“思维经济”原则对认知对象之间复杂关系的概括（汪丁丁，2001）。媒介产品就好比是一个储藏和传达意义的器具，如果一个个体在欣赏或使用的过程中汲取了意义，那么这个媒介产品的符号价值就在传递这一意义中得到了体现，而消费者则从中获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走进电影院，除了为了解除疲劳，获得闲暇和美感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欣赏消费过程中，可以汲取媒介产品所传递的“意义”，这就是电影作为媒介产品的符号价值。

4）注意力价值。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出售的是受众的注意力——即媒介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媒介产品的传播价值所在。譬如他在分析免费电视的经济回报时指出，电视台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好的节目来吸引观众的关注，观众付出的不是金钱，而是排他性的关注。[7]社会上的注意力资源越有限，“注意力价值”就越高。

5）社会价值。有些传播产品传递的是一种价值的趋同，有助于个体在社会中明确自己的身份并准确定位，也能够把同类的人群联系起来，具有纽带的联系作用，为理顺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做出贡献，这类传播价值可以被称为社会价值。例如19世纪中叶美国女作家哈里耶特斯托夫人出版了著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于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的黑暗和反动，立即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地位低下的南方黑奴，他们心中愤怒的火焰被点燃，象书中人物那样团结起来，与奴隶主展开斗争，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后来，林肯总统在接见作者的时候称赞她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8]。虽然这里举的是一个特例，并不是所有的媒介产品都有如此强大的社会价值，但从中可见社会价值在传播价值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功能和作用。

6）原创价值。原创价值可以附加在以上的任何一种传播价值中，它所代表的是作品的真实性、原创性、权威性与唯一性。例如广告，作为媒介产品，不仅传递了销售信息，而且还具有美感，传递了灵感。对于原创的广告和抄袭的广告，其传播价值就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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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产品的价值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媒介产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了其价值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具体劳动表现为不同形态，无法进行比较，而抽象劳动是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对于任何商品都是一样的，可以进行比较。媒介产品的基本价值在交换中以货币形式得到补偿和实现。但同时，媒介产品的价值还必须考虑到安全性，如果没有安全性或安全性损害了媒介产品的价值，那么其真正的价值可能没有或很低。

媒介产品的价值包括了其基本功能的价值和传播价值的价值。作为其基本功能的价值而言，媒介产品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是凝结在媒介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精神劳动，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创造媒介产品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决定着媒介产品的价值。媒介产品的基本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第一，生产媒介产品时所耗费的原材料价值、设施和设备的折旧，形成媒介产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例如生产一张报纸，需要耗费纸张、油墨、印刷设备等。第二，媒介产品中劳动者和服务人员的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价值。第三，媒介产品劳动者和服务人员在必要劳动之外创造的价值。

服务类媒介产品的价值在具体表现中，还与服务质量的高低有关。服务方式、效率和态度的差别会产生不同的服务效果。高质量的媒介服务所体现的服务价值量较大，低质量的媒介服务所体现的服务价值量较小。

门格尔在其《政治经济学通论》中所提出的著名的“边际效用理论”，超越了经济学的价值“客观性”，揭示了经济学价值的“主观性”。他指出：价值“是经济人对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货物之重要性所作出的判断”。因此，媒介产品的价值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同样的一台摇滚音乐电视晚会，在某些中老年观众眼里可能就是噪音，而在喜欢摇滚乐的青年人眼里，就是值得彻夜等待的优秀节目。

三、媒介产品的安全性

媒介产品的安全性，是在研究媒介产品时，被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在一定时间内是否有“效用”是衡量媒介产品使用价值的一个标准，但是从行为主体考虑，不能只考虑媒介产品是否有效用，还应该考虑媒介产品是否安全。媒介产品的安全性是指媒介产品是否有益于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知道，随着录音、录像、印刷、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普及，没有文化艺术修养的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动机和目的随意制造、传播劣质的、低级趣味的、暴力色情的产品。美国总统就曾经警告说：美国少年在15岁以前，就通过媒体看到了8000多起谋杀场面和10万多次暴力场景，处在暴力文化的熏陶之下，这对心智发育尚未健全的青少年，自然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伤害（柯可，2001）。

投入媒介产品生产的劳动、资金不一定能使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积极效用，因此只考虑中间消耗是不够的，还要有主观评价。尽管有投入，但主观上是否产生了功用和安全性，如果没有，那么即使有投入，也未必能达到积极的效用。这也是媒介产品的特殊性。

根据某晚报报道，一位中学生由于观看了不健康的录象而产生了模仿的念头，公然施行抢劫犯罪活动，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学生消费的媒介产品——录象，不论是从生产制作、流通过程中，还是从录象本身所包含的一般人类劳动，都是有劳动投入的。但为什么说最终导致中学生做出错误行为的媒介产品消费没有发挥出媒介产品应有的价值呢？因为从主体行为的主观性来看，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其消费的录象产品虽然产生了中间消耗——录象带的制作包括了把塑料、磁粉加工成录象带，录象内容的拍摄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录象带如果只是躺在那里是不构成其作为媒介产品的消费的，所以还需要传播，需要播放设备录象机、场地、专门的放映员和管理人员，但由于这一部录象最终造成了少年的犯罪，在主观上，非但没有产生功用，反而对社会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类似产品还可能会遭到文化检查部门的查禁。所以，由于没有安全性，媒介产品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和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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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CCD(WorldCommitteeof

CulturalandDevelopment),OURCREATIVEDIVERSITY，/culture_and_development/ocd/intro.html，1995

[6]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7]邵培仁，《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喻国明：《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9]吴飞：《大众传媒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10]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文森特·莫斯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

[1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

[13]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14]冯克利：《维也纳人》，《读书》2000年第4期

[15]柯可:《文化产业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16]李向民：《精神经济学》，新华出版社，1999

[17]聂振武：《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8]裘逸娟：《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19]袁志刚：《知识经济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0]汪丁丁：《记住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435。

[2]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635。

[3]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149。

[4]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14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页574。

[6]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74。

[7]

转引自喻国明：《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页5。

[8]

《外国名作家传》（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页392。

[9]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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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霞珊丹《依行为经济学理论分析逃税现象》《研究与探索》2003年第12期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未婚同居；婚姻；理性的选择

前言

所谓未婚同居是指未婚男女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在一定时间内共同生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用合同法而不是婚姻家庭法来调整未婚同居关系，如果未婚同居双方当事人没有事前协议，因同居而发生的纠纷很有可能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男女双方愿意采用这种担负较少义务的形式?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对待愈演愈烈的未婚同居？

一、未婚同居——理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60年代，未婚同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以英格兰为例，1960—2000年，每1000名男性中，首次结婚的人数由70人降到30人。人们新婚的年龄明显上升，例如，在英格兰，男女结婚年龄比以前大三岁。在出生人口中，未婚生育由原来的5％增加到35％。此外，20—50岁的女性中，同居的比例是原来的三倍。[1]在我国正如婚姻法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同居）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2]由下图可以看出，在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下，1994年以来结婚人数在减少。[3]依据中国人口年鉴记载，我国离婚总对数从1979年的31.9万对上升到1993年的90.9万对，15年里增加了59万对，平均每年增长7.8%；与此同时，我国的粗离婚率从1979年的0.33%提高到1993年的0.79%，平均每年增长6.4%；结婚离婚比从1979年的5.04%提高到9.9%，平均每年增长5%。90年代中国平均每10对结婚的就有1对离婚。[4]另椐笔者的调查，长沙地区法院2003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07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048件；2004年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921件，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1168件，近年来长沙地区离婚率持续上升。[5]据新快报报道，按照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的调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6]仅广东省就是如此，全国的情形如何，可想而知。这种趋势说明人们的行为已经不同于以往，正远离婚姻。其主要表现是结婚率下降，而离婚率上升，未婚同居现象蔓延。

结婚注册统计人数图

要分析人们为何选择未婚同居，必须将未婚同居与婚姻对比。笔者一直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契约。在婚姻契约观下用经济分析法对比婚姻和未婚同居，着实更为有说服力。经济分析将婚姻和未婚同居视为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婚姻市场，男女缔结婚姻契约的第一步是寻找，但在一个人到达了寻找过程的约会阶段之前，他还需克服两大主要障碍。第一，向条件合适的大量市场参与者传递自身的信号，并且或者得到对方的信号；第二，该市场参与者必须寻找一个途径，使自己从陌生人的地位转变成熟人。想像中，这些行为似乎很直接、成本很低，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行为常使人们内心感到不安、不确定、困窘甚至痛苦。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向整个市场或特定个体传递信号。可矛盾的是，信号传递的方式的多样化不但没有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导致了交易成本惊人的增长水平。微弱的信号常会丧失或被误解，而明显的信号又经常使信号接受者认为信号发送者缺少应有的社会教养，甚至更糟。对暗示的信号做出反应是极大的冒险行为，最常见的就是使自己陷入窘境。当我想买某物品被拒绝时，我并不觉得丢脸，因为这只是我的要约报价不足而已。但是，如果我对爱情的“要约”被拒绝时，这说明我配不上对方。可见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很高。由于婚姻契约的长期性，离婚成本之高，使得婚姻市场参与者在寻找结婚对象更加慎重，这又增加了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一方可以将另一方驱逐出门，但被驱逐方无权主张任何权利。因此寻找同居对象的成本较寻找结婚对象的成本低。

婚姻和未婚同居都要求双方承诺互相扶持。在婚姻中，夫妻的利益紧密相连，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受法律保护，这种扶持比未婚同居更有价值。由于婚姻、生育子女和年龄增长，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遭受损失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以同居代替婚姻实际上对女性更为不利。由于法定义务的存在，可以说婚姻为当事人提供了保险，特别是对家庭投资较多的妻子更是如此。

在未婚同居下，双方只能依靠同居关系中的自然“抵押”，以避免或限制因未婚同居而带来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抵押’’可能是孩子，有了孩子，同居中的一方可能希望保持这种契约关系。而且寻找新的同居伴侣的成本或单身生活所受的非议，可能会使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在婚姻状态下，这种“抵押”包括子女及配偶的扶养费以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等。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未婚同居解体和婚姻破裂对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没有区别。但对那些希望在关系终结时避免承担义务或减轻义务的人来说，选择未婚同居更明智一些。

表面看离婚诉讼成本的增加，婚姻法定义务的存在，类婚姻状态的未婚同居确实是理想的选择。但未婚同居由于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权威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指引、规范，这使未婚同居产生的纠纷可能得不到合理合情的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未婚同居应有一个理想的水平。

理想的未婚同居状况是什么样的?从同居者的角度来看，当双方彼此了解，知道未婚同居的预期利益，这些预期利益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并且都不愿意受长期的法定婚姻义务约束时，此时未婚同居达到最佳效果。而在存在欺诈时，如一方谎称不能结婚，则同居不是最佳的。同样，如果一方错误地认为婚姻法规定了长期的财产分享义务，而采用未婚同居方式，这时，同居也不是最佳的。因此，借用合同法上的术语，至少有些未婚同居是基于重大误解，这时，未婚同居对双方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为了避免未婚同居纠纷的发生，为了使未婚同居纠纷能较好地解决，当事人应在未婚同居前，就同居签订协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未婚同居并不是结婚的前奏。确切地说，未婚同居是由于各种原因，个体回避婚姻而选择的一种结合方式。因此，可以说，未婚同居是当事人的理性选择。

二、未婚同居——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

关于未婚同居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问题是，同居的急剧增长是否是对社会状况变化的一种理性反应。明显的社会变化是，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男性进入经济成熟期步伐的减缓以及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性，推迟了结婚时间。这时，未婚同居变得更有吸引力。

笔者对有关资料分析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25岁左右的年轻男性的平均收入相对于45岁左右的男性的平均收入来说有所下降。因此，年轻男性需要更多的时间达到经济成熟期。他们对渴望婚姻的女性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失业的几率较大，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很难。现在的工作比二十年前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25—40岁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与同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从40％增长到80％。女性实际工资在同时期也有所增长，尽管仍比男性工资低。女性积极参与到工作中来，尽管她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现象的价值。

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和男性经济成熟期的减缓，增加了过早结婚的不确定性。根据贝克尔[7]的寻找理论，这种情形会引起两种理性反应：其一，人们将更认真更广泛地寻找一个长期的，因此，将结婚推迟了。其二，人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评价未来的伴侣，这样，未婚同居为减少婚姻的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此外，由于现代避孕方法的使用，意外怀孕的风险大大降低。可以说，即使同居关系终结，但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避免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如果上述分析说明了未婚同居是降低婚姻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下面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未婚同居现象的蔓延。

男女两性生物学意义的差异，使他们向婚姻市场提供的服务——丈夫和妻子——也大相径庭。在传统的婚姻里，女性是用家庭服务换取长期的经济扶养。由于女性的生育和扶养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其对婚姻的投资更大，主要是对子女的投资，投资于子女的成本及从中的收益需要一生的时间，这种长期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其特定性，因为在婚姻关系终结时，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会发生变化。在过去(或现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子女是一种投资产品，因为父母期望对他们的投资可以得到经济上或至少是物质上的回报（如养儿防老），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子女主要是一种高成本的消费品。当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子女的出现可以维系其父母的婚姻，或在一方抛弃另一方时，减轻这种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抚养子女可能对父母特别是母亲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高成本)，一旦婚姻破裂，对子女的投资变为成没成本。因此，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女性对婚姻和家庭的依赖减低，类婚姻的未婚同居当然是婚姻的最好的替代品。

三、结语

对婚姻法与个人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表明，未婚同居是双方为减少对彼此承担的义务或为寻找理想的结婚对象的一种高度理性的选择。我们承认未婚同居合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会被无节制的滥用，从而导致社会的堕落。虽然未婚同居的选择可能比较符合经济学原则，但人类的行为动机显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更复杂的众多因素（包括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理想状态的未婚同居以合意开始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生活，它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形式并与婚姻关系并行不悖越来越普遍存在。当然笔者也并不否认婚姻仍然是当今社会两性结合的一种基本形式，法律应该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笔者也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同样应该给子未婚同居以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和认可，不管它是双方最终的选择还是只是婚姻的前奏。法律应该是社会的产物，相信会有相应的法律来回应这一社会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8]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W.丹尼斯编，离婚与结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2]新浪网2003年6月3日报道：访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巫昌祯：同居女性请三思而后行。

[3]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2—2001）[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4]同[3]

[5]王琪主持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之经济分析》调查资料，课题批准序号04C040。

[6]新华网广东频道2003年6月13日转载新快报的报道：“粤200万对夫妇无结婚证(上)”，据广东省民政厅有关部门摸查，在全省1976万多个家庭中，有将近1/10的家庭，即200万个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没有结婚证，不被法律所承认。

[7]贝克尔创立了家庭经济学，他在1960年、1964年和1981年发表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论》三部著作，被看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广义发展论是就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而提出的，它重新回答了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为何陷入危机和发展理论为何在国内外学界的理论研究中处于低潮这两个问题，是针对发展经济学存在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对发展理论研究的要求而提出的一个研究发展问题的新思路。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华文明雅典文明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有学者道：“西方人恰如智者乐水，东方人恰如仁者乐山。”果如其乎？中华文明就其渊源、深度和广度而言，只有希腊文明可以相提并论，其他文明难于望其项背。即便希腊文明，中间也发生过断层。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还是荷马的《伊里亚特》与《奥德塞》；其深度与广度难与吕尚的《周易》、孔子的《论语》相比。其行文的构造的缜密程度与简洁程度以及行文所体现的思想深度都难与中华文明典籍中所体现出来的相提并论。

但同时我们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做一比较大致可以发现其文明差异之处主要表现在：

无论是西方神话还是东方神话，或是法律法典还是政论方面的典籍而言，西方文明一般是反映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即使是它们的神都具有两面性；而东方文明在刻画一个事物都基本是以一个角度去刻画的，朱墨分明，线条清楚；尤其是东方文明在刻画正面人物时都是隐恶扬善，尽善尽美。这虽具有一定的正面宣教引导作用，但同时容易使人们丧失对客观事物的全面判断。

西方文明所体现的制度性文明表现于其法律制度的相对发达与其制订的主体的草根性，东方文明所体现的制度性文明表现为道德规范的发达（礼乐的发达）与其法律制度制订主体的上层性。中华文明在二千多年时间里，在社会秩序中起主导作为的更多的往往是道德规范（礼和乐），而其法律的制订往往是出自皇帝的金口玉律。而西方文明在早期便有元老院与平民院之分，还有执政官与保民官之分；其法律的制订、诠释与执行是多个对立统一体博弈之间的结果。

比较西方文明典籍与中华文明典籍所记载的战争可以发现：西方文明所记载的战争的流血程度没有中华文明所记载的战争那么深，即便是炎黄之争，也是灭了千百个邦国，血流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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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的；西方文明典籍所记载的战争后果基本上不存在把对立面赶尽杀绝，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最终通过双方妥协谈判之后达成新的政治体制，其所形成的新政治体制生物链更长了。而东方文明典籍所记载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经过战争之后，弱的一方便不复存在，又形成新的集权政治，其集权的程度更广更深了。

比较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中的产业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来就强调重农抑末，从商之人为贱藉，而工艺被认为是奇淫机巧；而西方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与工艺的发展的，亚历山大发动战争时便借贷过，其所到之处商人云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商业这个产业的性质是开放的，而农业这个产业是相对封闭的；故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农业体系之上的经济体系；而希腊文明及其随后的罗马文明等更多的表现为商业性文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相对封闭，同时也相对稳定；商业体系相对开放，同时也相对不稳定，具有更大活力的潜力。在市场需求十分有限，生产手段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相对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可能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与挖掘；但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我国的明末清初时，由于海外市场的扩张与生产方式的改善（股份制的出现）以及工业大革命所引致的生产技术的提高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便日益显现出弊端来。在加上明末官僚体系急剧膨胀，管理体系效率十分低下，而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仍旧保持原有的模式，故形势便急转直下，一落千丈了。

关于产业源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就世界整体角度而言，三大产业产生的变迁过程是大致一致的，但为什么中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把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而其他产业是那么的弱势；而西方国家产业之间的差异就没有中国明显，其商业和工业的地位也得到了应有的保持，虽然基督教也是反对高利贷的？比较发现，在早期的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随后的葡萄牙文明、西班牙文明、荷兰文明及其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文明那里，它们所处的地域都是十分狭小，大部分地域濒临海洋，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肥沃土壤肯定有限，故而只能在其他产业当中寻找出路。正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

但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形成比较强大的商业与工业体系呢？要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著名的范蠡隐居之后便成了陶朱公的，可见那个时候的商业就比较发达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商业会衰落下去呢？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当局者所推行的重农抑末的政策有关，但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呢？如果存在，这些其他原因又是什么呢？而当局者为什么要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呢？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当局者的政策之外，肯定存在另外的原因，其中之一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可以称之为引致性变迁。即我们当时的农业生产体系比较健全，其生产的产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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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不需要交换，故不能推动商业的发展。商业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对商业的需求，其深化与推进，来自于需求的深化与商业构建能力的提升。一方面，从农业的引致性变迁角度出发（农业自给自足能力的相对发达导致商业需求不足），商业的需求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从政策的强制性变迁角度而言（当局者对商业的抑制），商业的构建能力受到约束；故而，商业在中国没有取得它应得的地位。

但为什么当局者要控制商业的发展呢？果真如历代当局者所言：商业是农者弃其地，闲游好事之业吗？恐不其然，当局者对于商业发展的控制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在春秋时期，管仲便弄了一个“士农工商，无以杂处”，虽然鼓励各行各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加强了对各行各业的监管与控制。到了唐宋时期，便有了坊市制和宵禁等对于商业限制的制度了。商业强调流动性，如果商业相对发达，必将提高当局者的监管难度与监管成本；另一方面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来讲，中国历朝历代的数字化管理能力比较弱，故而，当局者无论是从成本角度出发，还是从自身的能力着手，都是会限制商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以利于自己的统治的。但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时，当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都在经历革命性的工业和商业变革时，同时在文化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文艺复兴”时，中国为什么仍旧保持着原有的发展轨迹呢？为什么既没有上层，也没有下层来推动这一产业以及文化方面的革命呢？原因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形成的路径依赖所致，因为原有的生产方式在旧有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组织程度条件下是比较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故而中国在物质文明上一直以来处于世界前列，故而从上层到下层养成了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依赖性，对新的生产方式所焕发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同时，从文化文明角度来讲，中国虽一度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过璀璨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历朝历代的当局者对思想钳制都很厉害，故而普通民众在公众场合都是莫谈国事，从而只能为当局者唱唱赞歌，要不只能清谈、空谈与玄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来讲，就比较重视对自然规律的研究和利用，有点机械主义（mechanism）的味道，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时，由于培根的试验主义与后来的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兴起，大大地促进了其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理性的发展；故而最终结果是：中国的孔子可与亚里士多德齐名，但中国未能有人能与牛顿、爱因斯坦齐名。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由思维差异而引致的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在思维上，表达方式含蓄、抽象且跳跃；而西方人表达方式直率、具体且连续（logistic）；中国文化更侧重于对人文文化的挖掘，而西方文化相对侧重于理性、大自然规律的挖掘。故中华文明更体现为人性文明，西方文明更体现为物性文明。

关于文明的分类与差异，顾准曾经把世界文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陆性文明，二是海洋性文明；大陆文明下的政治构架都表现为人身依附性很强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海洋性文明下的政治构架大都表现为相对比较活跃的梯子型的结构。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主要是海洋性文明下的人们经常要通过渡海而迁徙或经商，而在大海之中，任何人必须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重新达成协议以共渡大海。而大陆性文明之下的文明主要通过地产的控制与配置来维护政治构架的。从而大陆性文明表现为人身依附型，而海洋性文明表现为相互依存型。如此，法律的制订、诠释和贯彻的主体都是不一样的，故而法律强制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贯彻的好坏程度也就不一样了。据此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历史以来都表现为一种委托制度一般，海洋性文明下的政治制度更象一个股份公司，大伙都持有股权的，故人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就有可能达到整体的最大化；而我们向来的政治体制下的人，都是希冀不干活又希望能多分一点蛋糕的人。故而委托人和人的利益不一致，监管与反监管越演越烈，随着监管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重新洗牌。故我们历史上的政治体制看似集体主义（皇帝是这个集体的最高代表人），但实际上个个都打着集体的旗号各行其是，中饱私囊。所以可谓：名谓集体，实为私人。而海洋性文明政治制度下的人，虽看似追求个人主义，实则每个人都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把蛋糕做大，也同时更好地划好他们所集体乘坐的这一条船，所以从这方面讲：既为个人，也为集体。

关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我们仔细比较后发现：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始发于宋末年间。人口的快速增加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承载力的大小，二是人口需求愿望的提升。人口快速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所能承载的人口水平比较高，相当于其他国家而言。另一方面，人口需求愿望的提升反映了中国人对力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还停留在早期判断标准上。这种思想同样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引致的，因为在自给自足经济体系里，人们所需求的东西都来源于家族内部的供给，故而看不到分工与协作的必要性与先进性。从而人们对力量的判断便主要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由于政府对其他产业的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土地占有细化，精耕细作进一步深化，从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得以进一步巩固。周而复始，便形成了一个从人口增加到小农经济体系深化，再到人口进一步增加这样一个不利于大生产的恶性循环。但是，西方世界却走的另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方面，商贸往来的增加使得他们日益认识到分工和协作的益处与必要性，从而他们对力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分工和协作的好坏；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类似中国的限制商贸的政策，从而技术革命和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方式革命使得分工和协作进一步深化，进而促进了商贸往来，最终形成了统一世界工厂和市场。

关于人的欲望，东方文明表现为内敛型，而西方文明表现为外张型。中华文明向来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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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克己复礼”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等思想影响下，一直强调对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省和对外在物欲的克制；而西方世界在不断深化的分工和不断促进的贸易往来的交往中，越来越重视对物质世界的征服和对物质的占有。从而相对而言，东方世界的精神文明更为发达，而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更为发达。

总之，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既有很多相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之处。继承自己文明精华之处，同时适当地吸收西方文明的可贵之处，是一个摆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个紧迫且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好了，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真正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关系到我们国家是否真正能长久地繁荣昌盛，关系到我们党、我们人民是否真正能处于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潮流的前列而不是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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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2册）；朱东润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1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1册）；朱东润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14.《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2册）；朱东润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15.《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1册）；朱东润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16.《子史精华》（上下册）；【清】张廷玉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17.《中国通史》（上下册）；周谷城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新1版

18.《繁露集》；戴逸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19.《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0.《新制度经济学》；埃格特森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1.《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克尔著，加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2.《自由、市场与国家》；布坎南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23.《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布罗姆利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4.《新制度经济学》；菲吕博顿、瑞切特著；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朱劲松和徐勇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探讨中，提出了简化补贴程序的建议，并且此建议也已经具体实施，即可以考虑在农户购买家电产品时由销售网点按补贴标准直接支付给农户补贴资金，再由销售网点凭销售有关证件集中到财政部门领取补贴资金[4]。虽说如此可以提高补贴资金的拨付效率，但是，政府和销售商家的委托机制所产生的商家“道德风险”却使得政策偏离初始目标，同时也损害农民消费者的利益。原因在于：一方面，销售商家给农民直补以后，更换价值更高的产品标识卡到财政部门申领补贴，增加收益，如商家销售1台价值2700元太阳能热水器，直补额为2700×(0.13)=351元给农民，然后用另外一价值为3600元的产品标识卡向政府申领补贴，所得为468元，商家从中净取117元；另一方面，因为政策规定每户农村消费者可享受两次同类产品补贴，商家在得到销售证明（消费者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后，增加申报补贴次数，造成政府财政损失，也使得农民消费者失去了二次消费该类产品的机会；最后，更为普遍的是商家对销售给城市用户的产品，千方百计收集农村居民信息后再进行补贴，一个城市销售网点，所销产品却能够实现很高的补贴率，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惠农政策，实则是商家赚的盆满钵满，农民不仅很难享受到利益，自身利益还要遭到蚕食。其一，家电下乡补贴产品施行价格统一和固定制，增加了农民的机会成本，因为这种价格机制使得商家在农村销售终端占据主动，农民消费者失去谈价的权利，同种型号的产品在城市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得；其二，农村恶劣的消费环境，增加了农民消费者对附属产品的购买和额外支出。到2006年年底，全国仍然有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绝大多数村庄没有下水道系统，六成以上的农民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1.5亿农民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3%的行政村不通电话，截至2009年年底，许多地方没有实现城乡之间用电同网同价，13%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共客车，近2亿农村人口存在不安全问题[5]。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农村不通自来水或者自来水压力较小，需要安装增压泵和不锈钢水箱，这两项额外产品的支出在500元以上；由于农村特殊的住房条件，使用此类产品要比城市用户用更多的材料，多出的这部分花费却在补贴价格以外；另外，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运输条件差，气候恶劣从而售后服务频繁，使得售后服务成本偏高，影响商家的售后服务的积极性，农民消费者要多次支付费用。以上因素使得农村消费者享受到的实惠相对于为此而付出的成本，仍然是低水平的，以一款价值2600元的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农民消费者得到的补贴为338元，消费者为此而购买的额外产品和支付的额外费用至少为600元，则实际费用为3200元，实际补贴率仅10%左右，造成农民购买补贴产品的积极性不高。农村消费者对产品了解较少，缺乏品牌意识，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很大一部分消费者认为优等品和劣等品差别不大，只要有太阳，水都可以热。这些均造成其选择商品时的逆向选择倾向或决策误区，同类产品，农村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未中标的低价格产品，这也给劣质产品在农村留有发展空间，不利于产业整合。从1989年到2008年2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99%，而最终消费率迅速下降。20年间居民消费率由当初的64.5%，下降至2008年的48.6%，年均下降0.795%[5]。虽然内需的疲软以及后危机时期外需的不足使得我国制造业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是一味夸大拉动需求、刺激消费的主张不但不能有效消除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虚假需求，供给方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此类战略性产业来说，供给方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太阳能产业为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姜风曾经表示，如果农村地区的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达到20%，将会给全行业带来1200亿元以上的销售额，行业前景的看好必然导致盲目扩张。根据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公布的统计信息，目前全国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厂家有6000多家，年产值500多亿元，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厂家是在家电下乡政策出台以后进入的，行业的快速膨胀导致产能过剩已经开始显现。另据北京清华阳光新能源公司总裁薛祖庆介绍：目前销售额排在全国前十位的大企业的产量之和只占国内太阳能热水器年总产量的20%～30%，产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导致产品质量层次不齐并且技术改进缓慢，同样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在家电下乡产品竞标中失败的企业，通过使用低廉的原材料或者偷工减料等刻意降低成本，以低批发价吸引中间商，提高市场占有率，而且此类产品的中间商往往具有短视性，其游击战式的网点设立策略使产品的售后服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不排除下乡中标企业通过低成本产品进而低批发价吸引销售商家，在补贴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商家利润大增，生产企业也借此提高市场占有率，销售商家和生产企业沆瀣一气，结果是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损害农民消费者利益。另外，生产企业为了吸引销售商家的加入，会刻意放宽准入条件，不仅对销售商家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条件不予考核，而且免除经销合同的签订环节，造成商家责任意识的缺乏，商家取得销售特许权以后，不予重视品牌的培养，售后服务大打折扣，尤其是当经营出现困难时，快速退出市场，先前的消费者将面临售后服务难以实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多种家电行业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行业规范，约束的缺乏更增加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包含的产品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研究报告，2008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和年产量均占世界一半以上，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已经成长为我国新能源产业知识产权最多、生产规模最大、普及面最广的骨干行业。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太阳能热水器还真正处于市场导入期，尤其是在西部农村地区，由于恶劣的消费环境和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平均市场普及率不到10%。对这种产品进行消费补贴，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燃油补贴，其结果可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种消费补贴会拉大贫富差距，产生财政补贴的从富效应。

对策与建议

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应当首先制定严格的行业规范，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恶劣的消费环境，细化产品标准，增加售后服务规范，并且有必要制定相关政府行政条例，增强行业规范的权威性，切实保障农村消费者权益；对销售企业的监管，首先要改进政策细节，如对补贴产品标识卡的配给和同类产品补贴次数严格要求，根据城市销售网点范围内农村住户所占比例规定产品标识卡的配给率，根据家电产品的使用寿命，对销售网点的最短存在时间提出合理要求，不可随意撤销；其次，实时更新和改进家电下乡销售信息系统，增加系统本身的监督和排查功能，杜绝人为排查行为，减少相关从业人员的腐败和投机行为；最后，有必要建立政府、生产企业和销售商家的协调机制，政府在提供完善的服务平台和有效监督的同时，协调好后两者的职能，如售后服务共担机制，以此提升服务农民消费者的效率和质量。卢至燕在研究家电下乡价格补贴形式的效率时，提出“财政政策的目标层次必须提升，不能只停留在反经济周期的层面，而应该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增进社会效益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应该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和谐发展”[6]。在此结合以上分析，将此建议具体化。提高消费环境恶劣地区的补贴比率以减少高昂的费用或者将额外产品的花费纳入补贴范围，使农民享受到真正的实惠；根据区域收入水平的差距以及区域消费特点决定的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普及率，以普及率对等为标准划定区域补贴重点，强化政策的针对性，避免一刀切现象；考虑到家电下乡补贴政策施行期为四年，在有限的时间里，广大农村地区能否改善消费环境进而实现消费尚不确切，不如及时调整政策结构，降低富裕地区补贴比率，节省的支出可以用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不失为一种补救。对家电行业来说，农村虽然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滞后的消费环境甚或是不存在的消费条件使其只不过是画中饼，所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打开农村家电市场来说是重中之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水、电、路三方面，交通改善可以提升售后服务质量，而水、电问题的解决，则直接关系到家电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减少农民消费者的额外支出。

本文作者：寇娅雯张耀东工作单位：甘肃联合大学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硬制度方面首先要采用实验性的改革方式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方案，使各个地方能有因实际情况而调整的余地，其次本区域应该建立起一套由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组成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组织要采取以民营经济为参与主体以政府为监督主体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经济学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3)大力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人力资源素质与其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素质越高，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反之亦同。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设想在一个文盲占比重很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才能使农村劳动力较快向城市转移，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从而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中国各级政府、企业及不少家庭已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连年较快增长。要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来源，使人力资本投资总量能更快增长。同时要不断扩大教育的规模，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利于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使全民族的素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