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叹文字”与文本解释中的自我理解

摘要：金圣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评点蕴涵了深刻的解释学思想，他从批《西厢记》的“圣叹”文字中表明文学解释是一种“自我理解”行为，必然带有读者的理解视域。但在他那里，这种理解视域不是封闭的，而是在过去一现在一未来的时间维度中保持开放性。金圣叹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超越了世俗的利害关系，上升为对人生意义、人类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引领。

关键词：金圣叹；文学评点；自我理解；意义解释

作者简介：光，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山东　济南　250300)

金圣叹在批《西厢记》时说“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张竹坡在批《金瓶梅》时说“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哈斯宝在批《红楼梦》时说“那曹雪芹有他的心，我这曹雪芹也有我的心”。评点家的这些话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解释学命题，即意义解释是读者的一种自我理解行为。从哲学解释学看我国古代叙事文学评点，可以发现，评点家从自我理解的境域出发，在作者一文本—读者的关系网络中开启了一个意义世界，并在这个意义世界中理解自我，理解人生，筹划一种生活的意义。

一、“圣叹文字”与评点者的自我理解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若夫好事者资其谭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尽管这里只是为了表明独得作者之志，但也涉及读者既有经验在文本意义发现与建构中的作用，这在《水浒传》评点史上也是较早谈及读者经验在文本理解中的作用问题。在李贽看来，《水浒传》是作者“泄愤”之书，是颂梁山英雄“忠义”之书，认为“忠义”在水浒不在朝廷，“此传所以发愤也”。但何以“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从意义解释的角度看，他存在一个明显倾向，那就是欲将文本意义建立在过去的情境中，也就是《水浒传》创作或解读只是为古人鸣不平。但从李贽实际的评点看，并不是这样，与其说是施罗二公的“泄愤”和“忠义”，不如说是李贽的“泄愤”和“忠义”，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而借《水浒传》“发抒其愤懑”，有着“借他人之酒怀浇自己之垒块”的解释意图。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理解行为。

至金圣叹，这种评点中的“自我理解”意识得到了突出强调，他看到了读者经验在文本解读中的作用，而且直接把这种解读看作是一种融入个体经验的自我理解行为。其《西厢记读法》说：

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

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

在哲学解释学看来，读者不可能摆脱掉自己的既有经验，不带“偏见”地把握作品的客观意义，文本解释实际上是将作品所代表的过去视域融入现在视域、并延伸向未来视域的过程，因而“自我理解”就是将作品意义“应用”于现实情境的一种解释行为，是古与今的视域融合。《西厢记》是“圣叹文字”、是“后世才子文字”的说法即揭示了这样一种古与今的视域融合，金圣叹凭阅读经验而直觉到“天地妙文”在后世读者的现实情境中会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并揭示出这一意义理解的方向性要求，即文本意义永远处于古人精神“贯注”一现实“自我”理解一未来读者“应用”的解释之链中。他揣测《西厢记》创作意图说：

今日提笔而曲曲所写，盖皆我自欲写，而于古人无与。与古人无与，则古人又安所复论受之与不受哉。曰：古人不受，然则谁受之?曰：我写之，则我受之矣。

这是金圣叹的一种创作解释思想。他认为，创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再现古人的过去生活，而是为了表现现实处境中“我”的意图，“我”的精神需要，这一理解无疑是深刻的。《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迁“借来自吐垒块”，《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是如此。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讲过“《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在不同的时代，梁山泊的故事也就呈现不同的面貌，这的确是“于古人无与”，是“我写之，则我受之”的一种“自我理解”行为。

阅读同样如此。根据文本解释学的观点，文本一旦成为书写下来的东西，它便与过去的情境脱离了联系，这就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新建立文本的语境关联，让那些过去的东西在读者的现实境域中生发出新的意义。伽达默尔引用黑格尔的话说：

缪斯的作品，就像那已经从树上摘下来的美丽的果实，现在，这些艺术给予了我们，就像一个姑娘端上了这些果实一样，而这里并没有它们具体存在的真实生命，没有长有这些果实的树，没有土壤，没有特性的气候，更没有支配它们成长过程的四季变换——也就是古代的艺术作品尽管给予了我们，但是，它周围的世界却并没有给予我们。

复原过去的世界是不能的，唯一可以做的是将过去的作品建立在新的情境之上。对照评点家的解读活动可以发现，随着文本将自身的艺术之光投射向读者，读者也就将文本所代表的过去世界建立在了现实情境之中，艺术文本的生命力就这样持久地渗透到后世读者的自身境域之中。李贽、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处处可见他们自身的影子。李逵对于李贽来说是“童心”说的典型例证；对于金圣叹来说，那是“八十翁翁道不得，周岁哇哇却行得”的“忠恕之道”的最佳代表。对《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破坏性爆发力”，李贽连称“佛”，金圣叹连称“妙”。《西厢记》“拷艳”一折，因张生、莺莺私情泄露，老夫人审问红娘，反倒成了红娘审问老夫人，李贽评“红娘真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金圣叹连称“快文，妙文，奇文”，“人若胸膈有疾，只须朗吟《拷艳》十过，便当开豁清利，永无宿物”。这些情节之所以引起他们的共鸣，从根本上讲，是由二人所处的相似的现实处境以及由此而来的期待视域所决定的，文本世界那种冲破旧束缚、追求新生活的内在意义恰好满足了他们对这一意义的期待和要求。

二、“异样心力”与评点者的境界追求

意义解释固然是一种现实情境的“应用”，但这种“应用”的高度却与解释者的眼界有着很大的关系。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这固然也是将文本意义置于现实情境的一种“应用”，但却让艺术文本带有了浓厚的功利色彩，未免过于狭隘。对于文学文本的理解，高明的读者总是要凭借“无功利”的审美方式实现其“潜功利”的意义要求，从而直抵一种诗意的、审美的生活方式，使有限的“自我理解”上升为无限的“境界追求”。金圣叹正是这样的一个评点家。他一直要求读书要具有“异样心力”，具有“别才”、“别眼”。他评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说：“此是王宰异样心力画出来，是先生异样心力看出来，是圣叹异样心力解出来。”他评《西厢记·请宴》说，无论是洞天福地，还是一水一村、一篱一犬，抑或是“无峰无岭，无壁无溪，无坪坡梁硐之地”，之所以发现“奇妙景观”，全在于读者“先有别才而后翱翔，先有别眼而后排荡”的眼光和境界。正是这样的“异样心力”和“别才”、“别眼”，才让金圣叹超越了狭隘的功利性理解而上升为对人生意义、人类生活和宇宙境界的追求。“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令人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二回中这样评鲁达。看来，“缓急人所时有”不只是司马迁的著书旨意，也是金圣叹向往的一种精神。甚至对宋江邀武松同榻，“叙说一年有余的事”，他都深情地评说“我于世间无所爱，独爱此一句耳”，显然金圣叹从中又发现了一种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东西，感受到亲如兄弟、四海一家的美好情感。当然，我们无法以抽象的概念去概括影响评点家的那种艺术魅力或精神意蕴，因为艺术作品本身总是在有限的言说中关联着无限的意义，以在场的东西显现出那些隐蔽的世界，从而激起读者内心深处的鸣响，引发读者更多的人生体验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