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震撼有时疑

摘要：本文作者读毕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顿觉震撼。作者首先大略回顾了此书内容与观点，然后对书中的疑惑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文化　，权力与国家》　脉络　疑惑

在读过的历史书籍中，印象殊为深刻的有两本，一本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本是手头的这本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如果说前一本书主要是以其全新的书写历史的方法让我目瞪口呆的话，那么后一本书则更多的是以其实证风格和观点的新颖性、洞见性及穿透力让我震撼。

杜书很薄，不足一百三十页。但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书，眼光独到，新见迭出，读来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作者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主要资料，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叙述和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因作者的研究对象为华北乡村，所以这种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权的下沉，即政权向基层的渗透与扩张)对华北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通过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揭示出国家政权内卷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如何与传统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问题。以下是对该书脉络的一个简章的梳理。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作者认为：“马克思和韦伯，以及西方第一代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在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把晚清以前的帝国政权看得过于强大，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视为国家的附属物，乡村权力结构似乎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20世纪60年代，“这种旧的附属模式被西方第二代史学家主张的乡绅社会模式所取代，这种观点将封建士绅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起着平衡作用，即当专制皇权强盛之时，他们平衡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但在动乱和王朝衰落之时，他们便倾向于代表地方与自身的利益”。然而杜氏认为乡绅社会理论也有缺陷，主要是未能解决传统国家权力如何渗入乡村，以及乡绅权力来源的问题，鉴于此，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

作者通过对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考察认为，权力作为一种“个人、群众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事实上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很难明确分割。它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组织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而文化正是扎根于上述组织(网络)并为组织成员所认可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习俗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比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如关帝、龙王等)，从而赋予文化以一定的权威，使之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由于文化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和象征性符号都护佑正统秩序”，乡村社会中往往存在不一定合法的非正规领袖，而封建国家权力在借助文化网络渗入乡村时。也力图迫使文化网络中各种规范为自己服务。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动机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个人威望、家庭荣耀，并向大家负责的考虑。作者证明。直至19世纪末，在华北，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都严重地依赖文化网络建立自己的权威。

进入20世纪。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加快。实行国家政权下沉，改变以前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相互疏离的状况，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支付巨额赔款的现实需要。在华北，尽管各级政权都在急剧更替，但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社会基层和吸收下层财政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的最有效的手段。

问题在于，以政权下沉和吸纳下层财政为政权建设的重心。导致了对政权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权的合理化与官僚化――着力不够。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的举措失误最终使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适得其反。该书认为20世纪国家政权在华北地区的扩张未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权威，而是采取了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的做法；加上为扩大军事与民政财源，大举无常地进行超过田赋数倍的摊款(此时因人口膨胀，资源平均占有减少，人均财富远不如从前)，民众不堪忍受。而为了反击乡村社会因抵制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兴起的各种斗争，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以赢利型经纪人(亦称掠夺型经纪，指从前知县下面的各级吏役一类人)――吏役来征收赋税。迫使原有的乡村内生保护型经纪――士绅纷纷下台和出走，从而使政权失去其合理性而丧失人心。

与此同时，国家政权却迟迟不能将这些赢利型经纪人，即县以下的区乡下层行政官员官僚化，这一过程直至日军入侵之后才大体完成。但即使在县一级有限地实现了官僚化。它也未能彻底淘汰赢利型体制。这样，一方面是国家政权在下沉，对乡村的控制在加强。另一方面是机构膨胀，雇员众生，半官僚化现象严重，财政需求增大，而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能力，从而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

赢利型经纪主导乡村政权是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相互争权的间接后果。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差异越来越大，双方逐渐互不买账。这种权威危机造成的政治真空，使得从前的赢利型经纪乘虚而入。目前的历史研究也表明：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农村的士绅阶层不断流入城市，新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和城市化，从而导致乡村的劣绅化。与乡村精英相比，赢利型经纪手中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他们唯一的资本是与官府的联系，也因此而拼命保住这种关系。他们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方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自己手中榨取钱财的权力。在这种赢利型经纪人占主导的社会里，国家不仅丧失了大量利源，而且失去了对其官僚额外收入的(比例相当大)监督。反之，国家巨额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一旦落入这些官僚之手，便要大事办小，小事办坏。更为严重的是，官僚们越来越看重这些“额外”收入，其自身也逐渐地半经纪化，从而忘却了国家利益，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国政权的内卷化便达到极点，最后必将导致政权的非法化。

杜氏依据自己构建的分析体系，对中国革命的原因作出了新解析。作者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反对苛捐杂税，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原因不只有一个，如土地所有制或帝国主义，如果要将其归纳为一条，则是它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能有效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华北农村的苦难之一来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强迫专制，乡村公职成为谋利手段等。而华北乡村的研究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赋税、土豪劣绅和是推动群众革命的主要原因。”杜氏指出：“过去认为共产党革命的前提是国 家政权的衰弱，而依据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解释则证明：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

杜书之精彩与深刻，以我之拙劣转述，自不能达其万一。有兴趣者应该去读原书，我相信很多读者一定会像我一样，用“震撼”一词来形容自己的阅读感受。

也许是对该书钟爱有加的缘故。我翻来覆去地多读了几遍，不曾想读来读去，却也读出了一些疑惑来，大胆写出来，以求教正。

疑惑之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杜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毫无疑问，这一概念把握住了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的关键，极富启发意义。但我的疑惑在于，杜氏认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或日国家政权下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之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的文化网络并不一定就是落后的文化网络，传统的文化网络之所以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是因为“现代化”的价值被标签化和绝对化。其二是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忽视和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网络。而未能利用其价值。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到底是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网络。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问题在于杜氏并未从正面论证传统文化网络的合理性(或日非落后性)。阅遍全书，只见其论证传统文化网络的存在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而对其是否具有适应新社会的合理性(功能)并未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杜书中，传统文化网络的合理性来源于对“现代性”价值绝对化的否定，但正如不能因为“现代性”价值绝对化而推导出传统文化网络必然落后一样，同样也不能因为对“现代性”价值绝对化的否定而推导出传统文化网络必然合理，这二者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到底传统文化网络中有多少适应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因子呢?我认为不多，或者说极少。按照杜书分析，传统中国乡村文化网络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关系，但主要的却是通过宗族、宗教及其它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如水会、庙会等)关系中体现出来。传统权力文化网络依附于这些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中国，尤其是传统中国乡村之所以迟迟难以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是主要原因。

至于杜书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忽视和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网络，而未能利用其价值，则更是难以成立。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就提道：“其实，袁世凯政府也力图恢复对关帝等传统英雄的崇拜，而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甚至在新生活运动中也企图恢复某些传统的东西。”我认为，政权(及以前的晚清和北洋政权)之所以未能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恰恰是因为一直未能摆脱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试图利用之。足资证明这一点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正是在“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主要通过宗族、宗教，以及其它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如水会、庙会等)体现出来的传统权力文化网络，一直都是共产党彻底整改的对象。

由之而引申出来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摆脱与传统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共产党却能够呢?杜氏对这一问题也未作出回答，以至有论者称之为该书的一大缺陷③。很显然，仅仅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是不够的。到20世纪30年代，政权已认识到土豪劣绅(赢利型经纪)问题正是所谓的“乱源”。1933年颁发《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其间阎锡山在山西，刘峙在河南，陈诚在湖北，张治中在湖南，均将土豪劣绅与烟毒、土匪等同列为地方社会公害。力图加以铲除。问题是几经努力，最终仍无法解决土豪劣绅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是一个组织动员能力极弱的政党。现有的研究表明，1927年的，不仅重创了共产党，同样重创了，而且自此以后，由陈立夫、陈果夫主控的组织建设一直乏善可陈，信仰软弱、组织涣散、地域和结构分布不合理(沿海党员多，内地党员少；城市党员多，农村党员少；富裕党员多，贫穷党员少)是一直都未解决的问题。这决定了根本无法派出足够的合格的干部去充实基层政权，而到头来只能借鬼打鬼，依靠土豪劣绅(赢利型经纪)来实现政权的下沉，从而走不出政权内卷化的怪圈。而共产党是一个动员能力极强的现代型政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也毋须赘言的。

疑惑之二，今天中国基层政权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否可用“政权内卷化”概念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又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某些地方的乡村干部有经纪人化倾向，干群关系有时较紧张，政权基础有削弱倾向等，于是有学者称之为“政权内卷化”。而我认为，将今天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称之为“政权内卷化”，是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政权内卷化”的核心是政权的控制在加强的同时，政权的基础却在被腐蚀。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根本不存在基层政权控制继续加强的问题。因此用“经纪人”概念来描述今天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尚可讨论，用“政权内卷化”概念则显然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