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原彰晃案与日本司法改革

这个冬天的东京，格外清冷。12年前，那场地铁沙林毒气案曾经震惊世界，如今早已化为了烟云往事。对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沙林毒气与恐怖袭击，犹如伊拉克酷热干涸的沙漠般遥不可及。然而，当《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时报》等知名媒体小心翼翼地提及一个人名时，死亡阴影和极端憎恶仍会缠绕人们心头――他便是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

看似平庸与沉默,然而，正是由于他的丧心病狂，27条无辜生命先后陨落。2004年2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以杀人罪、拘禁罪、非法制造武器罪等13项罪行的“首谋”罪名，判处麻原死刑。两年后的9月15日，日本最高法院决定驳回麻原辩护律师的特别上诉，维持东京地方高等法院的死刑判决。

消息甫出，人们不乏额手相庆者，可是已然没有了昔日的慷慨激昂。这种疲倦的心态，恰如当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得知东京检察院要求处决麻原彰晃后的感叹：“这的确是个复杂的案子，但要审7年也太长了。”是的，7年再加上5年，押赴刑场更尚有时日，又如何不教人“心力交瘁”？不过，对于日本司法而言，过去的12年却并非毫无价值，就在麻原彰晃案件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也徐徐拉开了帷幕。

正义姗姗来迟

麻原彰晃案件审理复杂冗长、耗时太过长久。自1996年4月开庭以来，东京地方法院对麻原的个人审判长达7年10个月之久，其间开庭257次，传唤证人522人次，累计开庭时间超过1000小时。但在实行三审终审制度的日本，一审判决还仅仅是开了个头，走完终审已是两年半以后。回首12年的漫漫诉讼长跑，唯有日本历史上最冗长的里库路特公司行贿案可以相“媲美”，后者审理总共历时13年，开庭达到了322次。

一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罄竹难书的斑驳罪行，司法正义为何如此姗姗来迟？不可否认，为麻原彰晃担当辩护的八人律师团“居功至伟”。尤其案件一审中，他们以充分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为突破口，对当事人、证人进行了事无巨细、不厌其烦的调查和问讯，并不顾反对多次重复这一过程，致使案件审理长期化，最后变成了“马拉松诉讼”。

与此同时，麻原彰晃那装聋作哑、装疯卖傻的“鸵鸟”战术也“立竿见影”。从1998年开始，麻原便在法庭上否认自己是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案的主谋。此后，他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基本不发一言，甚至公然在法庭上打瞌睡。比如，在东京地方法院的一次受审时，检察官控诉道，在1994年长野县毒气袭击中，一名与无冤无仇的年轻人，是如何在中毒后极度痛苦地死去，麻原彰晃竟然不以为然，打了个哈欠。对于这种法庭丑态，日本警方和检方却只能强忍愤怒。因为依据日本现行法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沉默权”受到严格保护，所以麻原的“不合作抵抗丑剧”就这么一直演了下去。

麻原彰晃案头绪繁多、涉及面广。根据日本现行的司法制度，很难在短期内结案。例如，东京地方检察院最初对麻原彰晃提出了17项指控，其中涉及27位死者和3900多名伤残的受害者，总共189人。根据司法惯例，如果按案件分别审理同一个人，每次都要先判定此人是否有罪，而到全部案件结案，才能对被告作出判决，如此下来，再简单的案件审理，也会变成一场漫长的“垒积木游戏”。事实上，许多受害者和家属还没有看到案件结果就已经含冤死去。照如此进度，可能在麻原彰晃的有生之年也难以结案。

为了最大限度缩短时间，东京检方模仿了美国审理1995年俄克拉何马州联邦政府机构爆炸案的做法，主动撤销了4项有关制造等罪名较轻的一些指控。在那起涉及168人死亡的案件中，为了从速审理，美国控方只选择控告杀害8名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一项罪名。因为在美国，对谋杀政府官员的惩罚，要比对杀害平民重得多。

不过，这种选择并不怎么讨日本民众的喜欢。虽然东京检方只选择了13件案件，让案件审理事件缩短至11年，仍受到了许多受害者家属的抨击。因为从本质上，日本依旧是一个东方国家，“以命偿命”的观念仍深居人心。

司法为正义提速

西方法谚云：迟到的正义就不再是正义。提高审判效率，既是节约司法资源的客观要求，也是保护当事人利益的需要。目睹司法审判在麻原彰晃案件中四处碰壁，难以作为的怪现状，迫使日本司法界深入思考、反省，最终推动国会启动了司法改革程序。

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审判迅速化法》，规定所有案件一审原则上应在两年内结束。同时计划改革审判团制度，吸收民众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刑事案件。根据这项司法改革方案，将来有三种案件可以由平民代表和法官组成的混合审判团共同审理：需要3个法官进行商议裁决和量刑在一年监禁以上的案件；涉及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案件；被告被指控为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案件。在混合审判团审理的案件中，法庭无权让审判团的平民代表长期审案，因此这类案件可很快结案，一般不超过1个月。2009年，这种由国民担任陪审员，组成陪审团参与判决的制度将正式实施，今后再有麻原类似案件，审判过程可以大为提速。

同时，日本还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三方在案件审理前就应进行案件要点和人员的整理、归纳和分类，防止因纠缠于某些细碎枝节问题而延误整个审判进程；对于辩护律师的违规行为，要果断采取措施，严加管制和惩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4月，日本国会在通过《团体限制法》的同时，专门通过了一项《被害人救济法》。该法作为对被害人救济特别法，“救济”主旨鲜明。据此，与特定破产法人有“特别关系”的法人、团体、人员，均无法摆脱受该法中“资助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的受害者”条款的追究。

罪大恶极仍然死刑

麻原彰晃案件受到了国际废除死刑潮流的强烈冲击。其实，在日本，早就拥有了要求废除死刑学术群体。以潼川幸辰、木村龟二、正木亮、团藤重光等为核心，要求废除死刑论法学家组成了一支力量强大的学术压力团体。这些似乎有些固执的法学家们，积极阐述他们的观点，传播废除死刑思想，并得到了司法界上层的有力支持。从1989年11月至1993年3月日本3任司法部长拒绝签发死刑执行令。

在厌恶犯罪的社会舆论，以及刑法学界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司法界迅速地站在了受害者的一方，结束了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

促进立法反邪

审视奥姆真理教，、反人类和反科学的性质非常典型。从2000年起，日本公安审查委员会开始对该组织实施24小时监视。日本国会也迅速立法，最大限度压制的生存空间。

1995年11月13日，日本政府修改了《宗教法人法》。在该法的财产目录制作、备附及提交项里特别规定，宗教法人必须制作设立之时的财产目录及收支计算书，必须在每一财政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向所辖厅提交职员名簿、财产目录、收支计算书、借贷对照表、有关境内神社、寺院内建筑物的书面材料、责任者及有关机关议事的书面材料及事务处理簿等，如有不实记载或延误提交，要受到处罚。

不过，这些法规对于反的作用并不明显。东京地方法院曾在确认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宗教法人法》解散了奥姆真理教。尽管作为宗教法人被解散，但是其作为“任意教团”，仍在继续活动。司法实践上的紊乱，对活动起到了反推作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奥姆真理教的活动再度猖獗，促使国会立法应对。

1999年11月18日，日本众议院针对奥姆真理教，审议通过了《团体限制法案》和《被害人救济法》。《团体限制法》中，作了特别注明：该法所说的“团体”是指为达成特定的共同目的，多数人的持续性结合体或联合体。所谓的“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是指1952年制定的《破坏活动防止法》中阐明的“暴力破坏活动，杀害不固定且多数人，或者着手实施未遂之行为”。不过，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这项反立法仍显得非常谨慎，奥姆真理教仍未被真正取缔。

值得肯定的是，《团体限制法》对“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实施“观察处理”、“防止再发生处理”，将此类置于法律的严密监督，严格控制之下，这些规定已经成为较《宗教法人法》更为严厉，制约的有力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