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1890－1969年)，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右铭)，为时期的湖南巡抚，主持湖南新政，维新失败后被革职。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亦为维新党人。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1925年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至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惟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和历史组主任。西南联大时期，同时兼有“部聘教授”荣衔，并被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为第一位华籍汉学客座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堪称名满天下的国学泰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所崇奉、践履的为学准则，为后人治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1927年端午节前夕，身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王国维先生纵身投入颐和园昆明湖。1929年，他的清华同事、好友，另一位学术巨擘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为他写了如下碑文：“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两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己。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以永其念。佥日，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竞。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茨不获已，谨举先生之至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斯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率，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70多年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他的墓碑上。这种治学思想，已成为当今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路甬祥评价陈寅恪说：“先生以其学术架构宏远、博大精深、学贯东西为海内外学者公认为一代宗师。先生向有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和学人风骨，实为学界之楷模，先生一生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学界影响深切久远矣。时下我中华行富国强民之路，以科教予兴国，学界当以国学大师自勉，为强国鞠躬尽瘁不已!”

一、求真学问，为学术而学术

陈寅恪先生可谓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但有趣的是陈先生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取得高学位，哪怕是最基础的学士学位。按照人们的惯性思维，如此大家肯定是师出名校，至少取得博士学位，但陈先生却没有一样学位。陈寅恪先生海外游学断断续续近20年，恰如天马行空，忽来忽往，池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而在广采博收，获取学问上的真知卓见，因而未取得任何文凭或学衔。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闻名遐迩的权威学者，美国、英国等众多世界知名大学都对陈先生高薪诚聘，为了坚守自己对学术的追求和心中的信念，他断然拒绝了这些邀请(王学信：《永远的陈寅恪》，《海内与海外》2002年第1期)。

1953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的自述中，陈寅恪先生明确指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在这篇自述中尤其可见陈寅恪先生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学术宗旨的强调。我们要探究真学问，就必须勇于而且敢于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做学问不但要知然而且要知所以然。如果不具有这种科学的做学问的态度，在研究某一问题时，或随俗附势，简单地凭借一己好恶进行判断；或存有功利之心，为了追求“名利”或“稳妥”，到最后也便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研究的问题变成了一纸空文，成了研究“没有思想的问题”，这实在是真正的学人所不能取的态度。

陈寅恪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国文化有只重实用的倾向，这种倾向至现代更表现为视学术为手段、技艺，不仅在学科上国人偏重实用、应用科学，而且在研究方式与目的手段上也唯求速效实用，至于以治学为谋求个人私利者更屡见不鲜，对此，陈寅恪持批判态度，且贯穿治学始终。做学问要排除心中的私心杂念，拒绝学术为其他所用，这样才可以从中真正体会到做学术的乐趣，也才可以发现真理。

二、学统应独立于政统、道统和法统之外

牟宗三先生提出要从“道统、学统、政统”(道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系统，学统即学术文明系统，政统即政治文明系统)三统来解读和诠释文化系统，为人们展示了一种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路径。王鸿生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从现代文明的理论视野对人类文明进行系统分析，还要加上另外一个统――“法统”(即法治文明系统)，也就是说，要变“三统”为“四统”，整个文明的文化格局才算完整。因为法治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给政治活动提供了规范和合法性。缺少了法统，仅仅由政统、道统和学统支撑的文明，肯定不是现代文明。(王鸿生：《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及其现代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学统主要包括知识、理想、科学和技术等因素，如果“学统”在此仅指做学问、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的话，我认为，不论是“三统”说还是“四统”说，都必须将“学统”独立于其他之外，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而不受或者尽量少受其他因素的干预和影响。中华传统学术自身的特点是信仰与道德交织，意识形态与学术之间相互影响，学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渗透。以至于到了今天，学统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不能摆脱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因此，就进行学术研究而言，要尽量减少这些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和制约。如果做学术研究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那么势必影响学术自由发展，使自己的思想囿于外部因素，久而久之。就会缺乏独立思考、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势必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解放前夕，在离开大陆前开始“抢运学入计划”，陈寅恪先生自然是首批抢救的“国宝”。坚持爱国立场的陈寅恪没有追随去台湾，而是南下广州，执教于岭南大学 (后为中山大学合并)，因为他对政府感到失望和愤恨。但是他也不愿意留在首都北京，而是在南国中山大学的康乐园度过了最后20年。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北上担任中古所所长，郭沫若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亲笔写信并委托陈寅恪的心爱弟子转达，他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所的人都如此”。人们对此事有许多误解，认为陈先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陈寅恪先生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主义，而是感到学术研究不能受政治干扰。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恐怕是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即他既不愿跟随已经厌恶的政权，也不愿意同中共的政治中心密切接触，以妨碍自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慕陈唐：《陈寅恪的学人风骨》，《学习月刊>)2006年第2期)。

三、为学之人的信仰和追求：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信仰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信仰的确立出于人们自身的要求。信仰在人生中具有重要作用：赋予人生以意义，赐与人生以定力，给予人生以动力，为人生提供奋斗的方向，能充实人的精神生活。人生信仰的作用之一，就是使人有一份认定自己的事业和目标的执著的力量。理想和信仰能给人生一种动力，一种推进的力量。信仰为人生实践提供动力和毅力，是人生的力量源泉。理想和信仰引导人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目标，使其对于世界和人生有更为正确和彻底的理解。对陈寅恪先生而言，追求“独立之精神、学术之自由”乃是他自己最崇高的理想和毕生的信仰，同时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在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是追求知识的自由、捍卫学术独立性，他留给世间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无形的人格遗产(其中包括个性、人格完整性)，是一个人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那才是他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傅国涌：《陈寅恪时代“硬朗”的人格底气》，《乡音>)2007年第6期)

陈先生终其一生都没有在为人为学的原则上做过妥协。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人交往，还是民族大义的去留之间，都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而其研究学问，始终保持着“独立、自由”不由外物支配的宗旨，从而达到了做人、做学问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