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学术独立思想新探

摘 要：冯友兰先生一生致力于高校教育，有着深刻的教育思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学术独立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冯先生在学术独立的维度、举措、意义等方面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我们当下的高校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冯友兰；学术独立；教授治校中图分类号：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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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01-03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的巨擘，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也是一位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在冯友兰的教育思想中，学术独立是一以贯之的原则。早在1925年，冯友兰就呼吁中国学术要实现独立，此后，他多次论述了学术独立的地位及作用。在冯友兰看来，学术独立不仅是大学建立和发展的前提，而且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学术独立的维度1.学术独立于西学近代学人提出“学术独立”，首先是对西学东渐的回应。清末，留学日本欧美的浪潮蜂起，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学渐退，西学疾进，实为中国近代历史无可否认的现实。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不少国人陶醉于欧风美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薄成为流行观念，“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废汉字、废国医的举动，无不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但是，在如此观念笼罩下却有一些理智清醒的学者，不无担忧与激愤，1905年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提出“学术独立”的观点，他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1]，开始强调学术独立的重要意义。其后，黄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也呼吁中国学术要独立，不做西方文化的婢女。冯友兰无疑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学术要独立，一方面要输入西方学术，更重要的是保持自己本土文化的特色，不能做西方文化的附庸。他在1925年写的《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一文中呼吁大家认清中国当前的现状，其中就提到“中国现在须充分地输入新学术，并彻底地整理旧东西；中国现在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2]23，并且认为大学聘请老师，最好用中国人，以利于学术的独立。1929年他在《一件清华当做的事情》中讲到，中国学术要独立，要发达，只有“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2]33。此外，他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中认为清华的发展是中国文化渐趋自觉而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而这种独立就有摆脱西方文化控制的独立。总之，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冯友兰认为中国学术要独立，要立足于吸纳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保护中国学术传统，保持中国学术的特色。2.学术独立于政治近代学人既有担忧学术依附于西方，也焦虑学术受政治干扰或依附本国政治。中国古代就有“师吏”的传统，以吏为师，实则官方政治在干预学术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清朝康熙时期的“文字狱”等，都说明以政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随着西学东渐，许多学者开始放眼看世界，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纷纷提出政学分离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给学术发展的空间和自由，不能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严复早就强调政与学的分离：“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3]主张政学分离，其立意是使学术能自由发展，保护学术自身的独立性。其后熊十力、钱穆、贺麟等人也发文论述学术要独立于政治。对此问题，冯友兰也作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看法。冯友兰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学术应该独立于政治，但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政治和教育是不同的，政府不能干涉大学内部的事务，其实也是要求学术独立于政治，政学分离的一种表现。冯友兰认为大学不是教育部的下设机构，也不是政府机构的职能部门，因此政府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干涉大学的事务，“对于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那一种学问的人有发言权，别人实在说来不能对专门知识发言，因为他没有资格”[2]144。大学是一个特殊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它的成员都是专家与学者，他们才是大学事务的管理者。只有做到这样，大学才能成为“大大学”，也才能实现学术独立。1944年，冯友兰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又专门指出教育和政治的目的是不同的。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应该是什么”；政治的目的是承认“人是什么就是什么。”目的不同，手段就不同。教育重在教化，政治主张强制。“恃人之为善，是就人的应该是什么着想，这是教育的希望。用人之不得为非，是就人的是什么着想，这是政治的实际。用教育的希望，去对付政治的实际，是定不能成功的”[2]132。反之，如果用政治的强制性措施，取代教育和学术对人的感化作用，就会扼杀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同样不能成功。因此，教育和政治是根本不同的，大学应在教育和学术上有自。3.学术独立于功利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认为读书考中了科举，就能升官发财，显妻荫子，光宗耀祖，学术和功利交织在一起。清末，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还是把自己当成秀才、举人或进士。办校的人和一般进学校的人，都认为学校与以前的科举，在目的上是没有区别的。蔡元培到北大后，提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希望学生远离政治，以研究学术为终身事业，终身为学术服务。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国人又围绕学术独立的观念，又提出了“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求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为经学而治经学”等观点，希望学术能超越实用价值和功利思想，学术能纯粹化、立足于纯学术研究。从冯友兰的诸篇文章来看，他无疑是赞同并支持这些观点的。1945年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提出国家社会不能用急功近利的眼光来看待大学教育。他认为，学术知识的价值，有些是短期能看出的，有些是长期才能发现的，有些是永远不能看出来的。因此对于“‘红’的、有出路的学问大学应该研究；而‘冷僻’的、没有出路的学问，大学更应该研究”[2]144。1950年，冯友兰撰写《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等文章，指出：学术不是任何东西的附属品，它自身有独立的价值，不在于满足任何功利的目的，学术独立的价值就是发现真理，“学术的价值就在于发现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不能问为什么发现真理，也不能说某一个真理比另一个真理更有价值”，因此，研究学术不能抱有功利的态度，要有“无所为而为”的精神，致力于真理的发现。如果研究学术不是以发现真理为目的，而是以功利的态度，这会阻碍学术的独立，最终会妨碍学术的发展。二、学术独立的举措1.充分输入新学术，“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冯友兰认为争取中国的学术独立不是要拒绝西方学术，相反，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引进西方现代学术，实现中国学术的“近代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其‘近代化’含义而言，不仅在于必须面对新时代的社会、政治、人生的问题，而且应当吸收西方哲学以及西方其他学术观念，以构成不同于传统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阅读视角、诊释方法。”[4]通过学习西方文化，丰富和拓宽中国学术的领域，更有利于学术的独立。冯友兰认为输入新学术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派人到西方留学，一是翻译外国著作。冯友兰自己就留学美国，对派人去西方留学的意义认识得很清楚，只有派人去国外留学，才能深刻掌握国外的学术，并将其带回国内，促进国内学术发展。但派人留学毕竟会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冯友兰非常重视外国著作的翻译工作，认为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就是要“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1929年在《一件清华当作的事情》一文中提出:“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他认为，在中国学术高度依附西方的情况下，大学应该制定一种办法，使教授能够从教学、研究、翻译这三方面，出其所长，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独立。

2.国家社会要集中财力办好大学冯友兰认为，中国要强大，要实现知识上独立，学术上自主，“其办法是把现有的几个有成绩的大学，加以充分地扩充，使之成为大大学”[2]133。“大大学”能够引领一个国家学术的发展，推动知识的创新，实现学术独立；同时，也是国家的智囊团，对国家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校不是盈利机构，尤其是要创办一个国家学术中心的大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大学本身无法承担的，需要国家的支持。一方面，国家和政府要在财政上尽量予以支持，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营造良好的办学环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尤其应集中人力财力办好几所“大大学”。另一方面，社会上应该应该捐助办学，虽然每个人的捐助不多，但如果社会上捐助的人多了，就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给大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3.引进高水平教师，并为教师发展创造条件冯友兰认为，大学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主体是教师，教师的学术水平决定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因此有了高水平的教师，大学才能成为“大大学”，才能成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冯友兰的思想，显然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影响。梅贻琦的“斯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出身北大、任教清华的冯友兰影响很大。因此，冯友兰非常重视对教师的聘任，同时主张为教授创造良好的条件。他说：“我们办大学，仍应以请中国人做教员为原则：不过（一）所请之人，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二）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2]24针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学多聘请留学生为老师，但又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科研条件，致使这些留学生数年之后荒废的现象，冯友兰深表痛惜，“留学生才回国，多如刀之新发于硎，以后渐钝，数年过去，成废铁矣”[2]24。对此，冯友兰认为大学应通过设立研究部等途径，为引进的教师提供研究条件，让有兴趣的老师能够有研究学问的机会，这样他们自然能学问日长，也能促进学生的独立和发展。4.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受德国洪堡大学治校模式的影响，于1919年任北大校长后将这一管理模式付诸实践，在北大建立了以教授为主要管理者的教授会、评议会以及行政会议来作为“教授治校”的实施主体。冯友兰非常看重通过“教授治校”的民主方式，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由的学风，并且继承了蔡元培的理念，极力主张教授治校，尤其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时，更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为清华大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冯先生晚年还说：“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是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问题……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5]“教授治校”彰显了大学特殊的性质和地位，突出了教授的专家地位和主人翁地位。三、学术独立的意义冯友兰认为学术独立能够自觉续接民族文化慧命，传承民族文化根脉，是国家民族独立的基础；学术独立还是文化创新的源泉，是国家民族富强的根基。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也是极为深刻的。1.学术独立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冯友兰认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有自己的独立文化，“这种独立的文化，不仅支持了中国民族的独立，而且使中华民族在东亚取得领导的地位。”[2]139但是近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在学术上渐渐依附于西方，这不仅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也不利于民族的独立。冯友兰以二战日本失败为例，认为日本自珍珠港战役之后，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海陆大国，但是不数年间，便又土崩瓦解。归根结底，冯友兰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虽然日益强大，但是没有做到真正认识到学术自主独立的地位，这就是他的失败根源”[2]133，而同盟国的胜利则是学术独立发展、知识创新的结果。如果没有学术独立，中国学术将逐渐依附西方，继而民族独立也会丧失，最终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因此，学术独立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2.学术独立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基冯友兰认为，只有学术独立，才能在学术上创新，使本国的科学文化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如果一个国家学术不独立而依附于他国，那么在学术上就不会创新，这个国家就只能学习别国，依附别国，而不可能超越别国。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冯友兰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中国在战后必须实现学术独立，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成为世界强国。他说，“现在的世界是斗智的世界。谁要知识落伍，谁就要归天然的淘汰”[2]133。中国要努力抓住战后的有利机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而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其中最基本的一件，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2]133。冯友兰的学术独立思想，对我们当下的大学教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当下的大学教育有不少弊端，其中最严重的是学校管理行政化、官僚化，学术研究功利化。学术研究不独立、学校管理不自主是当下制约大学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冯友兰的学术独立思想告诉我们，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学术的，高校的组织管理和一切活动都要以学术为中心，学术权力是大学权力的核心，教授自治是维护学术独立最基本的方式，这也是我国高校改革的方向。参考文献：[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37.[2]冯友兰.冯友兰论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C]//严复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89.[4]陈来.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念说起[J].学术月刊，2002，（1）.[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