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交往的主体依托实证分析

［摘 要］农村的社会交往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农村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农民的社会交往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对社会交往的喜欢会推动农民社会交往的发展，农民从社会交往中获得的满足会促进农民社会交往的发展，农民对现有社会交往的不满映射出农民对社会交往的潜在渴求，因而现代农民对交往的心理和情感渴求是新型农村交往的主体依托。

［关键词］社会交往 主体依托

交往是人们之间通过一定方式交换或交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一种活动或行为，它的发展必然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的提升、发展和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

一、农民对社会交往的喜欢会推动农民社会交往的发展

许多情绪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情绪与动机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情绪具有特殊的动机功能：它能以一种与生物动机或生理动机相同的方式激发和指导行为；它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背景影响行为的动机状态；甚至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动机系统。汤姆金斯认为，情绪不仅可以放大内驱力信号，其本身也是一种基本的动机系统。与内驱力相比，情绪是更强有力的驱策因素，情绪系统具有更概括化的性质，它无论在发生的时间、对象和强度上，还是在各种情绪的相互补充或抵消上，都比内驱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例如，任何食物都能满足饥饿的生理需要，但情绪却使人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因此，情绪比内驱力具有更普遍的动机作用。如果是兴趣和高兴的情绪反应，人们会继续该行动；如果是憎恶、愤怒或内疚感这样的情绪反应，人们会终止这种行动。具有这种情绪信息读出系统，人们的动机和行为得到很好的协调。

农民对社会交往的心理感受会影响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从表1能够看到：60.5%的农民“喜欢”社会交往，16.4%的农民“非常喜欢”社会交往，总计76.9%的农民喜欢社会交往。根据心理学原理，喜欢是兴趣和高兴的情绪反应。显然,由于农民喜欢社会交往，就会继续社会交往这一行动，而且是主动地自觉自愿地进行社会交往。

二、农民从社会交往中获得的满足会促进农民社会交往的发展

社会交往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吗？调查统计表明（表2）：仅有5.9%的农民认为交往能够“完全满足”需要，而80.3%的农民认为交往“基本能满足”，这就是说总计86.2%的农民认为现在的交往能不同程度地满足他们的需要。自然而然，需要的满足又反过来促进农民社会交往的发展。

三、农民对现有社会交往的不满映射出农民对社会交往的潜在渴求

调查研究还发现，有13.9%的农民认为不能满足。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社会交往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呢？为此，“对现交往不满的方面”、“交往不能满足的原因”和“限制交往的因素”进行了调查。

通过“对交往不满的方面”的调查（表3），我们发现“交往面窄”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交往内容简单”；而“交往的人都是同地方的，外地的少”、“交往的人水平都差不多，高水平的少”和“交往的人大多的农民，其他职业的少”等交往对象方面，总计45.6%，这就表明农民对丰富交往内容和扩大交往对象的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对象范围）非常渴望。这在“交往不能满足的原因”的调查（表4）中得到证实，在“扩大信息方面”不能满足需要的所占的百分比最高，占20.4%，其次是“情感交流方面”和“提高知识技能方面”，再次是“实现创业增收方面”，而这些方面的满足，离不开交往内容的丰富和交往范围的扩大。

是什么因素限制了农民的社会交往呢？表5表明：限制因素首推“费用”，占21.2%；其次是“社会地位”，占20.2%；再次是“时间”和“交往能力”，分别占19.5%和18.1%。可见，虽然农民喜欢社会交往，但由于收入不够高，难以承受因丰富交往内容、扩大交往范围及使用交往工具等所产生的交往费用。而且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国民待遇还没有根本提高，这使得农民在与其它行业的人进行社会交往时，难免有“社会地位低下”的自卑感，而自卑感在社会交往中会极大抑制农民进行社会交往的兴趣。另外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还不高，既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也没有形成产业化，目前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仍占主导地位,虽然合作社发展较快,但尚处于初级阶段,合作社平均会员不到30人,多数合作社规模较小、不够规范,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比重较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3]。因而农民的大部分时间被束缚在一家一户自主经营的小块土地上，相对来言，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缺乏相应的交往能力来进行社会交往。一旦这些限制农民进行社会交往的因素消失，农民还是愿意进行社会交往的，毕竟交往成为当代社会人类突出的生存境界，而且从调查数据来看，仅有0.2%的农民讨厌社会交往，而高达76.9%的农民主观上喜欢社会交往，而22.9%虽然主观上不明显喜欢社会交往，但客观上在进行社会交往。可见，无论从主观看还是从客观讲，农民都对社会交往有较高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调查研究还发现，农民的个人的、现时性的交往渴求较强，宏观的、长远的较弱。(表6)“有问题找人交流”、“有困难需要帮助”时，最渴求交往的占48.3%；而对通过交往“提高自己的知识、技术”占13.7%，“表达自己对村务或其他社会现象的观点或建议”占5.7%，大大低于前者，表明农民交往动机的个人的、现时性的比较强，而宏观的、长远的比较弱，从交往渴求的角度说明农民通过交往提升、发展自身的意识不足。

由此可见：通过社会交往提高自身素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农民的迫切需求。造成交往不能满足需要的原因：一是自身原因，占58.7%，其中自身的客观原因包括交往的能力、时间、文化水平、个性等是其主要原因，占51.4%，而主观原因包括对交往认识不足、对交往结果不满意只占7.3%；二是社会原因，占41.3%，其中经济原因占21.1%，政治为主的综合原因占20.2%。可见，农民主观上他们热切地期盼改善、提高他们的交往，但客观现实中却有更多的因素在限制着他们的实际交往。农民在现实交往过程中的努力和奋争，是必须加以支持和保护的；农民对通过交往提升、发展自身的意识不足，是必须加以引导和启发的，因为交往是人们之间通过一定方式交换或交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一种活动或行为，它的发展必然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的提升、发展和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因此，要解决农民社会交往中的这对矛盾，只能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自身已经奋起的前提下，各级政府的农村工作政策支持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就成为解决这对矛盾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乔建中《情绪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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