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研究

摘 要：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了多样式的特殊过渡型政区，其相关的名称、内部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等都与内地县级政区存有较大的差异。浅要研究了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并通过对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设置背景及过程、相关行政要素的形成以及殖边督办的演变等方面予以简要阐述。

关键词：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74-02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由当时政府的规划，设置了多样式的特殊过渡型政区，其相关的名称、内部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等都与内地县级政区存有较大的差异。设置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主旨在于增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力度和开发力度，为在边疆地区设县级政区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民国时期设置的政区过渡性较强，是典型的预备县。在历史上，云南边疆地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对其管理力度较为薄弱，因而促使其逐渐成为正式县级政区具有一定的困难，但经由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设置的大量特殊过渡型政区，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后对边疆县级政区的规划与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等地政区建设进程，为全国政区建设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设置背景及过程

（一）设置背景

清代初，地方各省的管理秩序处于混乱时期，大多数地区各自为政。晚清时期，中缅、中越之间的宗藩体系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造成云南边疆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变化，危机重重的云南边疆地区外交问题较为重要。直至北洋政府才有暇期能够将各类机构及其相关称谓统一实现，以便实现各地区的规范化管理，虽其效果并不明显，但也导致在民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及职权局部处于调整变化趋势。云南沿边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为高山深谷和重瘴叠加，这对国家行政管理深入边疆地区形成了一道天然阻碍的生态屏障，妨碍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一管理，以至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缓慢，甚至滞后于国家其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其中流官势力在进行边疆管理时需借助于当地土司的帮助，采取间接管理方式，最终导致云南边疆地区土司林立、县级政区设置较为散乱无章、国家行政管理力度较弱等局势。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的边疆危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则需破而后立，挣脱云南边疆原有的政区体制束缚，创建新兴、有活力、合理的新政区体制。针对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行政地域结构、民族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民国政府采取预备县的设置措施，构建大量的特殊行政区划，以渐进式的发展速度，推动云南边疆地区行政区划体系的重建进程。

（二）设置过程

为应对边疆危机和加强边疆地区的管理、控制，设置边疆县级政区将有力地推动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发展，对西南边疆政区的改革起着推动作用。据历史相关资料显示，晚清政府曾在云南边疆地区尝试设置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但由于当时政治条件较为复杂，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民国初期，当时政府采取“废府存县”的政策，造成云南县级政区呈现出向边疆疏散式的空间分布态势，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利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控制和有效化解边疆危机。从而完善云南省县级政区迫在眉睫，民国政区采取的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推动了县级政区的发展。

民国时期，云南县级政区改革基本完成，这为后来的云南省现行行政区划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云南省县级行政区划的改革措施大多在边疆行政管理的薄弱环节，从而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对云南县级政区的改革，主要对其边疆县级政区的改革，有效弥补薄弱地区存在的缺陷。因此，国民政府在云南边疆行政区划建设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并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边疆地区人民而言则是增强了其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利于化解边疆危机，以便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全国统一行政政策起着重要作用。

二、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政区要素形成

（一）对汛督办向准县级政区演变

在中法战争之后，中越边境地区外交环境日渐复杂，交涉事务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增多，常会发生“游兵散勇”扰乱边境的社会秩序。针对此现象，中越两国皆设对汛督办，主要管理军事、国防以及外交事务，这为专门处理边境交涉事务的便捷性起着较大帮助，其中中方在边境主要设置了河口、麻栗坡等对汛督办机构。民国时期，对汛督办在县级政区规划改革中相对削弱了外交和军事权，新增行政司法权；并设立相关的行政机构，驻地在河口、麻栗坡，以固定的行政治所予以当地管理，并且直属省政府；与此同时，还对边疆地区幅员和边界予以明确勘划，并以户口调查方式管理和控制区域内部的人口，完成“掌土治民”的计划。对汛督办所凝结成的行政区划条件利于转变国防外交机构为行政区划，向正式县级政区的过渡做好了准备，促进了河口、麻栗坡等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内地发展形成一体化局面。

（二）土司行政管理制度

车里靖安宣慰司，在明清时期设置，属于云南布政司，在1434年则废入车里宣慰司，其以十二版纳作为基本的地理单元，随着日益完善，逐渐形成较为严密而等级森严的土司行政管理制度。在民国时期，将十二版纳划为八区，并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以及相关的分局，以便完成车里地区政区改革。这种政区改革挣脱出土地地区原有行政架构的束缚，并完善了流官体系，对车里地区的土司政治地域结构有一定的解构作用，为该地区与内地行政区划形成一体化发展趋势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土司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过程意味着政区过渡进程，以便利于车里宣慰司地区能够与内地正式政区规划形成一体化发展。

（三）设治局的设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地方行政区划采取划一调整，相关规定表明能够设县的地区必须设立县级机构予以管理，而其他不具备设县条件或者设县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则设置相关的设治局，并以后设县提供准备条件。云南省共设置了二十一个设治局，在空间分布形状上，展现出沿边疆地带环弧形带状分布，主要是结合展开的各项行政措施，打破当时边疆土司政治格局，及时跟上内地发展速度，以便缩小与内地的差异、消除管理控制上的障碍，为边疆政区逐步向正式县级政区的过渡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全国一体化发展进程。

三、云南边疆特殊过渡型统县准政区殖边督办的演变

（一）民国初期云南边疆地区行政制度的变化

“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云南省的地方行政机构短期内沿袭着晚清时期的道府厅州县制度，以便能够保障当时地方的社会稳定。但是，国民政府为良好控制地方割据分散造成的混乱局面，采取统一全国政令的政策，以便巩固初建政权，从而，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一整套治国方针，以便完善各省县级地方组织体系建设，推动国家政治一体化的发展。1913年，北洋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在云南地区废除府、厅、州级相关制度，并将其改以县称，在全省行政区划上主要分为滇中、蒙自、普洱以及腾越等四道，完善实行省、道、县等三级制度。沿边地区地广人稀，民族结构较为复杂，在设县条件并不具备的地区增设弹压委员，即后续的行政委员等机构予以管辖，直属与省道，为后来的县改做准备。

（二）建立云南边疆两殖边督办署

1929年，当时云南省政府依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废除道制，采取省县两级制管理，并调整云南地方行政体制，在县级地区设置警察、财政、建设以及教育等四局，并改革原设弹压、行政委员等管理区域为设治局和督办区，以便能够加强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管理。两殖边督办署直接管理边疆防守、交界事务、交通、文化教育、治安、慈善、卫生等方面；对省政府相关的办理事项，两殖边督办须妥拟办法以及相关程序，最后呈请省政府予以核定执行；此外，两殖边督办具有考核辖区内的县长以及设治局局长，并呈请省政府对县长及设治局长施行奖惩措施；两殖边督办还有直接调遣各县级、各设治局相关的保卫团等。两殖边督办署在组织结构上主要分为三科，第一科主掌防守、治安、交通、不属于别种科事项等方面；第二科则主掌边界事务等；第三科则主掌文化教育、实业、慈善以及卫生、考核等领域。在每科设立科长一名，予以统管每科人员，对于雇员以及兵役则由督办予以酌定。在两殖边督办署经费开支上主要为行政费与事业费两种，其中行政费则由各督办予以预算，并由省库提供；事业费是指两殖边督办在兴办某项事业时，提供专案以呈请省库予以核定筹发。总之，两殖边督办的权利范围较广，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管理力度较以往增强。

（三）殖边督办署相关治边措施及历史作用

殖边督办署的设置有利于加强边防、巩固边疆，对国家的捍卫起着重要作用。云南边疆地区边界连接着法属越南、英属缅甸的滇南、滇西南等广大地区，国防重要性凸显。在民国初期，普思沿边一带地区设有普防殖边统领部，但是当时的人数较少、装备落后，在管理上明显存在不足；后经一定的改革，云南边防建设发展相对较快，普斯边区的发展较为突出，加强了云南的边防力量，同时还有力地推动了边地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匪、瘴、赌等现象在云南边地危害严重，设置殖边督办不仅能够节约行政经费开支，还有效简化了办事程序，提升管理效率，具有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边疆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云南边疆设置的对汛督办、弹压委员、设治局以及殖边督办等特殊政区形态，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正式县级政区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完成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县政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直接行政管理职权。推动边疆开发进程，有效缩短了边疆与内地的差距和差异，实现边疆行政的管理和控制，以充实国家行政区划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段金生，郭飞平.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J].文山学院学报，2012（1）：63-68，72.

[2]马亚辉.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述略[J].文山学院学报，2012（2）：54-58，89.

[3]凌永忠.论民国时期的云南边地教育[J].教育文化论坛，2013（5）：56-60.

[4]杨明辉.浅析民国时期云南的保甲制度[J].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