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峁到喇家

关于华夏文明的远古辉煌，过去的国学研究是紧跟着文献记载亦步亦趋——先看孔孟等圣人留下的经典是怎么说的，再看左丘明和司马迁等早期史官又是怎样记述的。如今世风大变，我们处在一个考古大发现层出不穷且日新月异的时代，古史研究者需要以高度的敏感紧紧跟随新发掘的遗址及文物，展开前沿式的追踪探索。唯文献马首是瞻的学问格局就此走向终结，而“格物致知”式的古老问学方式获得重新理解和再造的契机。

近年来，笔者曾先后两次到青海民和喇家遗址，三次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研，为的是解开一个文献知识中根本没有涉及的难题：史前玉文化的传播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完成对中国多数地区的覆盖？换言之，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出现，到4000年前玉礼器的生产和使用波及到河西走廊地区和广东珠江流域，中国版图的大半已经被玉文化及其崇拜观念率先统一了。现在需要梳理和求证的是具体的过程：5000年前先覆盖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玉文化，是怎样随后覆盖到中原地区，又最后覆盖到黄河上游地区及珠江流域的？今年5月去广东韶关考察石峡文化，7月再去青海考察喇家遗址，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推测性答案：玉文化传播大体沿着河流行进，河水流向一方面充当着史前部落迁徙的指路标记；河水的流动又能担当起水陆运输玉石原料的交通功能。对于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玉礼器生产而言，山西芮城清凉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墓地是在约5000年前率先揭开中原玉文化序幕之地，该地南距黄河不远；随后是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在4500年前继承着晋南玉文化发展，并且出现王城规模的大聚落，该地虽然不在黄河边，却也西距黄河不远。较难辨识的是从晋南陶寺玉器到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玉器的传播路径，这也相当于中原玉文化拓展到西北玉文化的传播过程。陕北石峁遗址龙山文化城池和玉器的新发现，恰好填补了这个文化传播轨迹的空白点：原来中原玉文化是从河东先到河西，再沿着黄河北上河套地区，在距今4300年之际催生出史前中国北方最大的石城和建城用玉器的现象。这一时期河南和陕西关中地区的龙山文化虽然也在发展，但是因为玉料的匮乏并没有形成繁荣的中原玉文化景观；等到距今4000年之际石峁古城衰落和废弃时，玉文化又再度沿着黄河或黄河支流向西传播，那个时期恰好是齐家文化在西北崛起之际，齐家文化的玉礼器生产如同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牌那样，标示出中国史前玉文化传播的后发地域。

这次从石峁到喇家的考察，自然将如下问题带到青海、甘肃交界处的积石山：距今4000年出现在黄河边上的喇家遗址玉文化景观，是否意味着这里开启西北地区玉文化的先河？是否标志着史前玉文化千年大传播运动的“东玉西传”过程之终结？对此如果能够给出肯定的答案，则意味着喇家遗址考古发现的双重意义：一方面，长达4000年之久的史前玉文化传播至此宣告大体完成，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再到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峡文化等，最后到齐家文化；另一方面，齐家文化本地的玉器生产之数百年历程由此开启，从距今4000～3600年，用数百年时间覆盖了除新疆以外的整个西北地区。随后则又影响到商周两代的玉文化发展，成为史前各地玉文化之中同中原文明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要寻觅夏文化的玉器之来龙去脉，目前没有比齐家玉器更接近者。齐家玉器与二里头玉器的关系研究，当为此打开窗口。

7月13日，到定西参观国内目前收藏齐家文化玉器最多的博物馆——众甫博物馆；7月14日，在喇家村请教考古队的叶茂林先生，确认有关喇家遗址的年代，他回答说就是距今约4000年之际，相当于齐家文化的早期。喇家遗址发现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墓，共出土玉器15件；后来的武威黄娘娘台齐家文化墓地随葬玉器数量大大增加，最多的一座墓有80多件玉石璧出土。不知能否从玉礼器使用的数量变化关系上，看出齐家文化玉器逐渐发展繁荣的演变轨迹？

7月14日这一天的天气预报有中雨，我们一行在喇家村享用过考古队驻地的午餐之后，即要告别喇家村，驱车三个半小时返回兰州中川机场，搭乘当晚的航班飞往上海。依依话别之际，叶茂林先生特别建议我们再多走一点路，到黄河边上的大河家渡口看看山川形势。这一建议对我们理解喇家遗址的地理位置太有益处：我们不仅目睹了雨季中滚滚激荡的黄河上游之水，依稀想见喇家遗址当年遭遇大地震后又被泛滥的黄河洪水淹没的情况；遥望着河水对面的积石山，回想当年大禹治水开始的地方——“导河积石”。

把石峁遗址所在的河套地区和喇家遗址所在的积石山地区联系起来看，积石山也有可能是古人想象中的神山昆仑，因为它大致符合所谓“河出昆仑”和“玉出昆岗”的地理条件。在齐家文化沟通西域与中原的交通作用下，中原王权第一次认识并得到新疆的和田玉，有关昆仑山的想象才开始进一步向西移动，越过整个祁连山到达塔里木盆地南边的昆仑山。

2012年以来的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石峁遗址史前石城及其建筑用玉现象，昭示出以石峁为代表的河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社会，它以其强大的地方性方国政权统治形式，在距今4300～4000年之际，大批量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玉兵器，在当地迄今没有找到玉料矿藏资源的条件下，面积达400万平米的石峁古城政权很可能同时充当着史前期“东玉西传”（玉教观念和玉文化的传播）与“西玉东输”（玉石资源的传播）的双重中介作用，石峁玉器群在今日的重现天日，对考察华夏文明发生期的玉石资源依赖与具体运输路线图，意义非同小可。

在关于世界文明起源的理论中，有所谓“大河流域”说。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经典著作《技术与文明》一书指出：

文明总是沿着大河的流域在发展：黄

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莱茵河、多瑙河以及泰晤士河。也许海洋两端的文明算是某种例外，在那里海洋代替了河流。各种早期的技术就在这种原始的流域背景下发展着。

从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情况看，芒福德列举的几大河流还应该加上印度河，这样即可完满地将每一个古文明的发生落实到一条母亲河的孕育。依次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合称两河流域）孕育的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孕育的印度文明；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文明。由于大河流域与文明古国发生的对应性十分明显，以至于美国理论家魏特夫在20世纪提出一种新的文明起源理论，即“水利灌溉说”。魏特夫认为每一文明古国的起源都遵循着人类应对大河泛滥的环境挑战需求，通过人工建设水利设施而实现灌溉农业，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伟大的城市文明。如果仔细地辨析华夏文明起源与黄河的关系，可以看到华夏文明初始期并没有利用黄河之水利建立大规模灌溉农业的情况。黄土地的生态特性选择的唯一本土性粮食作物是耐干旱的小米，这样在外来输入的小麦进入黄河中游地区以前，也就不需要什么灌溉农业。这个事实意味着华夏文明起源的“黄河摇篮说”需要重新界定理论方向：黄河不是作为集约化农耕生产的水利灌溉条件而发挥拉动文明起源之作用的，穿越整个黄土高原区的黄河，作为东亚地区的第二条大河，主要是作为中原文明所依赖的外地资源的水路运输渠道而拉动文明起源的。仅此一个微妙的区别，就让我们不能认同魏特夫的“水利灌溉说”文明起源的普世论调，需要提出符合国情的中国人自己的华夏文明起源论。玉石之路黄河段的研究课题，将会带来研究格局的更新与文化观念的更新。从《尚书·禹贡》到《水经注》，华夏九州大地上的河流怎样从文明起源期就承担远距离的资源调配之运输作用，各地史前文化怎样从满天星状态过渡到中原独大状态，需要结合考古新发现的玉料资源供给情况做出全局式的考量。从石峁看到喇家，只要二者之间再发现一两个中介环节的玉文化遗址，相信“母亲河”提供新的证明这一天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