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浅论

摘要：刘宓庆，中国香港人，祖籍湖南新宁，生于1939年1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语言及语言教学理论，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是中国翻译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刘宓庆翻译美学思想，有助于解释刘氏理论的中国情结，推动翻译理论、翻译美学理论的建设。

关键词：刘宓庆；翻译；美学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87-02

一、导论

刘宓庆（1931-）是对我国翻译界有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学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二、翻译美学的发展及历程

作为同属美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文艺美学主要是由文艺创作者依靠个人审美观点、思想修养去感受生活并把感悟生活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通过文艺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共鸣。而文艺美学是研究文艺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塑造美感规律的科学。美学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有内涵的学科，而文艺美学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美学研究的主要是审美的一般规律，包括审美意识、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和审美艺术等内容。审美的逻辑起点是美的本质，逻辑终点是由美和审美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态。文艺美学则是以艺术形态即美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艺术在美学中是作为审美关系集中体现来研究的，是为了把美和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美学为文艺美学提供了美学基础理论和原则，二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提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体素材。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引申了许多理论资源来表达翻译这门再现的艺术从而再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原作美感规律。简言之，翻译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把一种语言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更完整、更和谐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判断、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翻译美学问题的许多概念都是来源于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美学理论资源。同时，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应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翻译美学理论，采用了“中西并用，以中为主”的原则，将翻译美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较好地融合。

美学最初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美学家也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众所周知，哲学起源于德国，所以德国美学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美国的崛起，美学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翻译美学是翻译和美学的边缘学科，这是因为对翻译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其实美学翻译的实质就是要克服语言、文化以及思维上的差异，让全人类能够共享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个过程或是艺术的再生，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西方的翻译理论都有哲学的思想，而这也是美学的起源思想。泰特勒（A.F.Tyler）在著名的“翻译之原则”中阐述了他对翻译美学的理解。他认为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译作必须能够忠实保留原著的全部优点；其次，译作应该能够还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后，译作应该能够表达原作全部的美。而19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翻译诗歌的精髓在于翻译者对作品中所表达的“真理”的审美感悟，并把这种感悟用流畅、令人惬意的文字表述出来，避免为了追求诗歌的形式而矫揉造作的修饰。在西方早期的翻译理论中，都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撑。费尔迪南认为，语音是最能体现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的。而语音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体现在声音本身，而是体现在韵律和节奏上，从而使得这个句子中的词汇区别于其他句子中的词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语音在朗读同样的作品时，能够表达同样的情感。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的美学仍然有很深的哲学内涵，所以西方的美学家在研究翻译理论时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思想表述对美的理解和感悟。这种表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的美学思潮深深影响着同一个时代下的翻译理论。

三、刘宓庆翻译基本理论

在长达40年的全视界译学理论探索中，刘宓庆一步一步地提出了相当完备的系统化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分布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提出翻译的文化战略观；指出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二）理论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重意义、重描写、重功能；重审美，强调语言生成（构建）与审美判断的“嵌合”；重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理论的体系化；强调文化战略考量；重整合，强调学科构建；（三）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范畴的研究；（四）主张革新并完善中国译学的“对策论”；指出对策研究是功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此，刘宓庆认为，西方译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对应”，而中国译论的对策论（译文操控理论）核心思想应为“功能代偿”，其特征如下：以汉语的词汇手段“代偿”一切英语的时态、语态、语气、时体等形态语法意义；以动态化的“解释”代替“对等”的静态考量；以“同义替代”超越文化心理障碍；（五）大力加强翻译教学事业的建设。

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教学应该有一个与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手段相称的高定位和目的性，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翻译教学应有理论指导，教学思想必须科学化，扬弃将课堂当作教师诠释个人经验的场所的“经验主义套路”。

四、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

（一）刘宓庆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参照学科为外位。为了能更好地进行翻译研究，刘宓庆提出了在构建中国的翻译理论时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学科为“外位”，这里所提到的本位外位，是基于二元论的多元论，具体说来就是以译学为本位，而以美学思想的审美、哲学思想的思辩（刘宓庆经常提到中国墨子的思想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语言学的逻辑架构，以及各种文化科学为外位，给文化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考察提供新视角。刘宓庆提到“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本位观，不仅是中国译论应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自古以来很多翻译家和译论家所提倡的翻译观。一些西方的翻译家如西塞罗和杰罗姆都是本位论者”。

刘宓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他的译学本位，其他学科外位的指导思想。他从翻译本位视角出发，对西方美学进行了梳理并加以借鉴。他借鉴了“模仿”这个西方美学中的表现法命题，指出西方美学对模仿的研究可以支持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以及“翻译是艺术”、“翻译也是原创”等主张，并为译学中的模仿提供审美认知的科学参照，为翻译表现法打开了美学描写的视角，有助于翻译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

（二）刘宓庆指出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在《翻译美学导论》的第一章中刘宓庆就专门论述了意义的复杂性和意义转换的科学性。他指出意义问题非常复杂，要圆满完成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我们必须对之作总体的、系统的科学分析。他指出意义具有多维性，认识到意义转换远不是词与词之间的简单对应，并提出了概念意义及其模糊性，语境意义及其延伸性和功能意义及其多样性。他将意义结构分成了三个层级：本体结构层、社会结构层和功能结构层，用严谨的文字对翻译学的意义问题进行了论证。刘宓庆认为翻译理论家的意义理论是动态观的意义理论，但是他又不完全排斥静态的意义观。他认为静态的意义观关注意义的“原生性”和概指性，排除词语联立变异对意义产生的变化，应该说静态意义观是意义研究基础的必要一步。但翻译学更加关注的是动态的意义观。

（三）纵观历史，翻译一直是一种有文化和政治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在翻译上刘宓庆先生提出了中国的翻译要树立自己文化战略观。对于这一问题不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刘宓庆都多次进行过详细地论述，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的第二章中，他就提出了“文化战略考量”一语，他指出“翻译自在中国发韧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刘宓庆把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分为两种，一种是均势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种是非均势文化间的交流，他所说的均势不仅是指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同时还包括作为文化后盾和基础的“综合国力”。由于国力的差异性，导致了非均势的文化交流在文化输出方面占了大多数。而刘宓庆又将非均势文化交流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良流，就是说在经过了文化交流以后，文化的多元因素开始逐步形成并且交叉影响，共同发展。刘宓庆郑重地呼吁中国翻的译界应树立翻译的文化战略观，以便应对世界大局的反战态势以及我们的经济—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性需求。中国的理论应该源自于中华文化母体，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中国翻译理论界应该掌握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自。总而言之，中国翻译界正处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正亲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变革，因此而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光荣的历史使命。这一切都要求中国的译者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地发展翻译事业，而树立文化战略的发展观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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