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陶瓷书法装饰的演变规律

摘 要：明清之际，陶瓷工艺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书法装饰于陶瓷也达到了我国历史的高峰，明清陶瓷书法对陶瓷和书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深入研究明清陶瓷书法装饰对现代陶瓷书法的装饰提供理论依据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陶瓷 书法 装饰

一、由图案化向文人书画的转变

明初陶瓷书法装饰，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总体呈现以纹饰为主的图案化构图方式，其表现手法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着，明代中期，开始呈现出由图案化向文人书画的转变。明清时期陶瓷上的书法装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在明代早期，由最初的以图案装饰为主，慢慢过渡到明末以书画结合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经常出现在明代末期民窑瓷器上。陶瓷书法装饰由以平面化的纹饰与书法的结合，逐渐发展为以文人绘画为主的装饰，其题材形式更为丰富多样，有以花鸟虫鱼、山水风景、人物故事和神鬼风俗为蓝本的装饰，画面上的书法笔法特征、绘画技法及表现题材，可与同时代宣纸上的绘画相媲美，充分反映出陶瓷上的书法、国画水平。

到了清代这种以书画结合的方式装饰在瓷器上成为陶瓷装饰的主流。陶瓷上的花鸟画在明清时的发展，就是以清新淡雅的风格为主，尤其是梅兰竹菊这样的题材非常盛行，多是写意之作，而到了清初康雍乾三朝，大多是工整细腻的工笔花鸟。山水画装饰在明清时期非常盛行，在题材内容上，由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辅，发展到以山水为主人物为辅，再到山水画作为独立的装饰，发展为人物与山水相结合而存在。从美学追求上看，自然山水经过画家的改造，成为了“人化自然”，这种自然的人化过程，意境更加深邃。人物画在明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与书法结合的装饰则很少见，到了清代才达到鼎盛，五彩、珐琅彩、粉彩、斗彩等人物画装饰在整个清代瓷器装饰中占有很大比例，并且每个时代都有其典型特征，如康熙雍正时期工整细腻，乾隆期富丽堂皇，清末时期人物多“形似神非”。

二、 由吉祥寓意向文人逸趣转变

明清时期，陶瓷书法装饰的演变规律都体现了一种从吉祥寓意向文人逸趣发展的规律。明代早期，官窑瓷器装饰中，常见有花卉纹饰与书法相结合的装饰，但还称不上有意境的表达，这种带有吉祥寓意的装饰，多书于器物的外壁或者底部。吉祥寓意的陶瓷题记，在汉代时就已经很流行了，是人们表达祝福或者是祈愿等美好愿望，这种款识既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更是一种书法展示。其形式和种类也是丰富多样，如单字款“福”、“禄”、“寿”、 “吉”等；双字款有“积善”、“福德”等；四字款有“天下太平”、 “福寿康宁”、“吉祥如意”、“金玉满堂”等，另外还有六字、八字等吉祥语，最多的还是四字吉语。这类吉祥语明代大多出现在民窑，到了清代，官窑器物上也大量出现，但它并没有表现出针对特定的消费对象或社会阶层的性质。这些吉语与吉祥图案相结合，装饰于陶瓷上，使整个器物洋溢着吉庆祥和的气氛。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广大消费者一般的世俗的“求富贵”、“图吉利”的消费心理。

明代陶瓷上的文人书画意境从发生到发展，与吉祥寓意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陶瓷书画装饰上配以大面积的如意纹，局部有文人逸趣的山水纹饰，整体看来是吉祥寓意的表达；明中期，吉祥寓意的纹饰已很少见，而文人逸趣的书画装饰得到发展；明代晚期，文人书画装饰陶瓷的发展更为成熟，诗书画的完美结合在文人画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壮大。陶瓷书画装饰完全以文人画的标准来创作。由此，具有文人逸趣的陶瓷书画装饰完全取代了吉祥寓意的陶瓷装饰。并为清代陶瓷书画装饰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场的需求使得瓷器上的绘画多以仿古画和写生为主，瓷器上的仿古画多是绘画者临摹的古画，仿古是以古雅为范本，这是其创新的渊源所在。一件优质的、纹饰生动的、工艺精细的高雅瓷器，其消费对象是文人士大夫和城市商贾之户，他们在购买或者收藏瓷器时自然会对瓷器的纹饰有所要求，纹饰表现的或者他们熟悉的生活，或者有有古意的宋元院体画，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对瓷器纹饰的兴趣决定了瓷器绘画的面貌。这一时期的文人画蔚然成风，瓷器绘画所呈现的面貌是：人物画表现世俗生活或者源于典故、山水画立意高古。

明代初期的典型纹饰――海浪仙山，是道家思想影响下的吉祥寓意题材，寓意“万寿无疆”。 画面中大面积的如意纹作装饰，并没有文人意境；明代晚期，虽然这一时期表现有吉祥寓意的纹饰依然很多，但瓷器纹饰中却出现了具有文人逸趣的书画装饰。 “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陶瓷上的书画装饰，特别讲究阴阳变化，充分运用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如釉上、釉下、雕、刻、堆等，处理好书法风格与绘画题材、陶瓷工艺的关系，使书法、绘画、材质三者高度统一。

嘉靖时期的青花寿字盖罐，底足有楷书“大明嘉靖年制”款，是御用瓷器无疑。用寿字作为瓷器文饰在民间器用中较为常见，该器型大面积使用寿字并与缠枝纹交融在一起，显示了极强的民俗气息，表达了“万寿”的寓意。表明宫廷用瓷也开始崇尚民间世俗生活。

明末，陶瓷装饰的意境表达开始由吉祥寓意向文人逸趣转变。“其画染，则有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1]瓷器上的书法绘画是在瓷胎上作画，与传统绘画在宣纸上的效果不同，由于瓷胎上作书画，在材料上的约束比较大，人们对于这两种书画媒介在认识观念上有所不同，据朱琰在有关瓷器上作画的说法，瓷器作画与文人书画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瓷器书画高手，也必须遵循画制，由于绘画的规范要求，不能随意性的创作。当时的瓷窑生产瓷器的数量规模较大，数量至千上万，瓷器的绘画风格要保持一致，否则会显得参差不齐。

注释：

[1]清朱琰：《陶说》卷1，《说今》，“饶州窑”，《续四库全书》子部1111册，乾隆三十九年鲍廷博刻本。

参考文献：

[1]冯先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鉴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叶民《中国古陶瓷与书法艺术》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04-02

作者简介：潘小敏（1986.1-），女，湖北襄阳人，郑州大学美术学院2010级研究生，艺术学专业，研究方向：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