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文化建构

20世纪末以来,“80后”作为一个社会热点名词闯入了公众的认知视野。这是一个拥有2.8亿人口的庞大群体①,截至目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30岁,才刚刚步入而立之年。过去的十年中,围绕这一群体所引发的争议声不绝于耳,其形象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好”、“坏”两种极端。以2008年为界,80后的媒介形象由“堕落的一代”向“希望的一代”嬗变,这一突兀的逆转,让人不得不质疑在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各种80后形象中,到底孰是孰非、孰真孰假80后媒介形象的传播又究竟遵循着怎样的逻辑和规则

一、80后负面形象引发代际危机

“80后”概念缘起于“70年代以后”概念的提出。“70年代以后”是文学评论界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专用文学术语。在它之后,“50后”、“60后”等术语相继得到承认,但还没有哪一个能像“80后”一样,在学界、社会、大众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②中国“十年一代”的社会划分在80后这里达到了一个峰值状态,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到了关于80后一代的讨论中来。而这一方面归因于80后所诞生的时代恰好处于历史的分水岭,使得该群体被烙上了特殊的、引人关注的时代气质;另一方面,则是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将80后的媒介形象植入人心,让更多的人注意并接纳了这个概念的存在。

一般而言,公众对80后最早的印象源自一群顶着少年成名的“作家”光环的年轻人。他们从当时风靡全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其在公开场合的行为言论,包括创作的青春文学作品,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一时间成为大众追捧的新宠。在陆续涌现的80后作家中,韩寒、郭敬明、春树、张悦然等人有着居高不下的媒体关注度。然而很大程度上,媒体关注的并非他们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的成绩或突破,而是其作为80后一代的代表,在与50后、60后、70后等代际人群相比较时,展示出的“标新立异”的一面。其中,韩寒的叛逆、春树的张扬、郭敬明的顾影自怜……虽然只是这些80后作家身上某处性格特征的小小碎片,但是却在大众传媒的反复挖掘、深化甚至夸大之下,替代主体本身成为了公众的认知对象。

在传播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不断以“代际”为切分点,通过特殊和极端事例,向公众展现80后作家形象与传统作家形象之间的区别,促使公众通过比较两个对立面而形成对80后这一新新群体的看法。2005年1月,《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一书出版。韩寒、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等10位当红的80后作家挨个被批,作品语言犀利,让人过目难忘。其中一篇点评春树的文章写道,“配上艳俗的封面,拿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之后还打入国际市场,在商业的奴役下,乐此不疲地练着文学的摊”。③在文学领域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带动起人们对80后的商业化写作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缺陷的关注。

一时间,有关这个群体的负面报道蜂拥而来,许多人都开始议论80后的作品是如何肤浅、低俗,进而上纲上线地指责起他们的人品和作风。同一时间,“80后富二代”、“80后女大学生”、“啃老族”、“草莓族”等新标签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媒体上充斥着诸如《网80后老总身家过亿,主播多为女大学生》《马路当跑道,80后富二代飙车撞死路人》等带有鲜明倾向性的报道,很快便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80后的风潮。而原本只是一场少数人对少数人的指责、批评,却如同一股强烈的漩涡,将越来越多与之有关的人一同拉扯下水。公众对于80后的恶劣印象也渐渐由个别上升至一般。

面对50后、60后“家长式”的苛刻审视、70后的冷眼旁观、90后的嘲弄挑衅,以及身上贴着“自私冷酷”“眼高手低”“贪图享受”“道德堕落”等一大堆标签,大部分无辜的80后深感愤怒和不安,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做,却无端成为了众矢之的。他们试图利用网络等一切能够传播和信息的媒体进行反击和自我辩护,而这种举动只是更进一步地激起了社会上的不良反应。他们与其他代人的隔阂,在错位的伦理义务、实质上的话语暴力中愈加扩大。④代际危机随之出现。

二、从“堕落的一代”到“希望的一代”

毫无疑问,80后负面形象的广泛传播是导致代际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媒体报道中,他们常常被比附为“堕落的一代”,与二战后出现于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而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08年。2008年,对80后群体来说是极具纪念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间,大众传媒一改往日对80后的苛刻态度,充分肯定并赞扬了80后群体在“奥运火炬传递”、“什锦八宝饭”、“汶川地震”等事件中的表现。尤其是在抗震救灾报道中,媒体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以渲染、铺陈80后的成长与功勋。铺天盖地的正面报道在公众中激起了良好的反响,80后也由此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正名”。

2008年5月12日,一场发生在中国西南大地上的地震在瞬间夺去了千千万万个生命,也揪紧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数以万计的家庭在这场灾难中分崩离析,无数亲人在这场噩梦中阴阳永隔。但是人们也欣慰地看到了灾难过后人心的团结,看到了死亡逼近时人性的温暖,以及80后一代在灾难与责任面前的崭新面貌。

那段时间,媒体上不停播报着令人动容的故事:某装甲旅青年突击小分队战士伍进军为了帮孩子挡住余震中掉下的木板,陷入深度昏迷,他所在的那支队伍平均年龄还不到22岁。还有忍着肠穿孔的剧痛在山路上背负伤员的战士严情勇、写下遗书从5000多米的高空一跃而下的年轻的空降兵勇士,⑤以及在救出13名学生后,自己却永远沉睡在垮塌的教学大楼下的20岁女教师袁文婷……透过这些从救灾现场传来的文字影像,公众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因以自我为中心、道德观念淡漠、缺乏责任感等形象深入人心的年轻群体,现在却正在为挽救其他生命而奉献和牺牲自己。而电视上频频闪现的献血队伍中伸出的一只只年轻的手臂,志愿者报名处站立的一个个坚定的身影,80后自发组织点燃的一根根祈祷的蜡烛,让人们最终深信自己看到了80后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升华,并认为80后已经从“堕落的一代”成长为“希望的一代”。

至此,大众传媒通过救灾热点的报道、模范典型的树立,不着痕迹地完成了对80后媒介形象的重构。80后的正面形象很快地得到了树立。毫不夸张地说,在经历了长期的否定和批判之后,全国人民首次从这一代身上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然而,80后面对这一“恩惠”却并不感到兴奋和感激,相反,他们宁愿拒绝这份从天而降的“礼遇”,以此抗议媒体和社会长期以来对80后群体所怀有的刻板成见。

李普曼曾在其《公众舆论》中提出“刻板成见”(stereotype),他认为个人既有的成见或头脑中的图像,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刻板成见是一种简化和类型化的认知方式,对某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认知忽略其个体差异,而把群体特征加诸于个体。⑥不论承认与否,大众传媒长期以来对80后群体进行各种负面报道,令其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出现了严重偏差,仿佛有80后的地方,就充斥着“丑闻”和“麻烦”。而这种有失全面、公正的刻板成见不仅影响到代际关系正常健康的发展,也使80后群体不胜其扰,促使其形成叛逆冷漠的个性。然而在汶川地震事件中,80后媒介形象与之前相比呈现出了“好”、“坏”两个极端,大众传媒为了掩饰自身态度的急剧转变,找到了许多提法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2008年正好是最后一批(即1989年出生的)“80后”跨越18岁、转变为成年人的年份,他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在整体上都趋于成熟。⑦又或者,灾难是一所学校,80后是在生命与人性的拷问中学会了坚强勇敢,学会了关爱奉献。

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一个社群的媒介表达,深刻地映射着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状况,这与新闻生产的宏观和微观实践密切相关。⑧如果该群体形象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完全颠覆,就证明它本身存在问题。那么,80后媒介形象的传播究竟遵循着怎样的逻辑和规则呢

三、80后媒介形象传播的“潜规则”

当今社会,大众传媒正越来越强有力地渗透到文化生产场内部,参与制定或改写文化生产场的合法定义或游戏规则。⑨虽然只是一个“代际符号”,但是80后概念却是大众传媒最热衷玩味的对象。它们关注80后群体“叛逆冷酷”、“特立独行”的一面,兴奋于这一群体的与众不同――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消费观、恋爱观。80后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不按理出牌的言行举动源源不断地为传媒提供可资报道、谈论的素材……而在报道80后群体时,为了将其与其他群体区分开,大众传媒会为它贴上各色各样的标签。值得商榷的是,这些附加在80后概念上的标签究竟是与生俱来、固定不变、普遍的、本质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建构起来的

长期以来,本质论和建构论是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两种对立倾向。本质论坚持了经验实证主义的传统,强调一切客观事实都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和特性,而这种规律、特性就像是被先天赋予的,使其能够与他人他物区分开来。而建构论则否认这种“边界”的存在,认为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存在于社会中的一切边界都是人为后天建构的。在分析80后群体形象及其所背负各种标签时,本质论者倾向于相信“所见即所得”,认为大众传媒不过是通过传播技术还原了80后的真实面貌;而建构论者则认为当前人们对80后群体的众多看法,事实上是大众传媒运用手中的文化权利和话语资源夸大比附而成,并非如本质论所言,是天生即有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人的形象思维总是优先于逻辑推理。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人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而当他们推理起来时,却往往只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大众传媒深谙这一道理,因此在报道群体对象时,会事先采取类型化的方式化约群体的特征,再借助晕轮效应凸出其某几个典型侧面,由此塑造出易于辨识、棱角鲜明的群体形象,以便人们对该群体的印象存储。这种简单划一的传播方式,往往能够帮助传媒使用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记忆概念。然而,它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即很容易就会犯下不完全归纳的错误,造成概念的偏差,进而形成偏见。

说到底,大众传媒关注的始终是那些物质条件优越、文化资本丰厚,或是有其他特权能够“不走寻常路”的80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80后都能做到“不走寻常路”。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那些仍然生活在传统而淳朴的农村地区的年青人,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可能占到了80后群体的60%到70%。这样一群人数庞大且充满生命活力的年青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80后群体的未来发展趋向,但大众传媒却很少谈到这个群体的状况。而仅从80后作为“代际符号”这层意义上来讲,“10年一代”的历时性划分也丝毫不具备严谨的科学性。它只是将出生于某一时间段的人笼统地划归到同一个名下,以便更好地概念化、符号化这一群体。80后这一概念同其他代际概念一样,都不是由自身命名或书写的,而是依靠大众传媒的“归类”,硬将千千万万不同个体塞入一个皮囊,造成一种仿佛其是一个单一整体的假象,供人评论。

由此可知,80后不过是一个基于想象的群体概念,它并没有严谨的、科学的界定。其身上背负的各种标签、是在媒体的选择性建构中经过一次次沉淀、巩固而成的。媒体对80后群体的反映并不能做到全知全能,更多时候,它就像是一架“探照灯”,有选择地将黑暗中的某一部分事实呈现给人们看,而更多的真实则被隐匿在它悄悄掠过的那一片黑暗之角。

综上可知,迄今为止人们所见的80后传媒形象,无论是一无是处的“堕落的一代”还是坚强成熟的“希望的一代”,都不是80后群体的全部面貌。它们是从80后身上分离出的侧面,是大众传媒根据情境和需要将其放大并建构起来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80后”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需要更多善意的理解和关注,一味的“棒杀”或“追捧”都是不可取的。大众传媒应该更加客观审慎地传播80后形象,不是通过各种典型事件给其“戴帽子”、贴标签,而是应该从事实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报道,为消弭代际冲突、建立和谐社会作出努力。■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文为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解玺璋:《漫谈“80后”认识范畴的两个误区》,《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2期

②宋伟:《“80后”的转型之痛与为人之惑》,《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③黄浩、马政:《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第2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④陈欣:《由“80后”被批判所引发的话语权力泛滥问题》,《新西部》2009年第4期

⑤尚锐:《从“5・12”看“80后”的成长》,《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⑥王芳:《主流媒体上的“80后”形象研究》,《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⑦阳欣哲、张国良:《“80后”媒体观念和行为特点》,《新闻记者》2009年第7期

⑧夏倩芳、景义新:《社会转型与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卷

⑨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第9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阎嘉:《文化研究关键词》第2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47~4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赵丰:《聚焦80后》第1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