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的利益诉求:基于对陕北L村调研的思考

【摘 要】随着我国农村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开始享有相对较多的经济和政治权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必然会产生独立的不依附于他人的政治人格和利益诉求。构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特别是解决农民的政治信息资源问题，就成为实现农民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转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关键词】农民；利益诉求；利益表达

【中图分类号】D422/F3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6―0078―05 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归结起来实质就是农民利益问题，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是围绕农民利益问题展开的。随着时代的巨大变革和农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农民开始享有相对较多的经济和政治权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越来越注重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依靠农民的团结协作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当前农民利益表达的新趋势及构建农村政治信息机制的关系。所以选择调研的地方最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地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非具有现代气息的乡村，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乡村；二是当地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并对该地产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影响与冲击，带动了农民利益诉求方式的变化。我们所选择的调研地区――陕北L村基本上满足研究所需要的两个条件。该村深受石油开采的巨大影响，新的经济利益因素的刺激加剧了该村原有社会资本的解体，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同时农民围绕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反映了农民强烈的利益表达倾向。

一、L村农民利益诉求现状

L村位于陕西省北部的G县西北，洛河南岸，海拔1100米左右。耕地面积300多亩，山地800多亩。辖2个自然村，总人口300多人，78户，常住59户。截至2009年，人均纯收入约2969元。该村长期以单一的粮食生产为主。改革以来，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在实施“一村一品”的规划中，根据本村以运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村成为当地的运输专业村。辖区内有较为丰富的石油储存，石油开发已成为该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没有开采石油以前，村民基本以耕种农作物和种植烤烟为主，自钻采石油以来，由于石油开发中的利益分配不透明，财务不公开，多次引发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村民对村小组（长）的不信任加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利益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82）而哈贝马斯笔下的现代社会行为则明显地表现为“用利益导向的行为取代了价值导向的行为”，［2］（P29）即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导向，影响、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利益导向的因素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以陕北为例，随着当地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发进程的加快，带来当地农村在利益分配方面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们为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协作现象。

利益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成员通过社会途径进行的自我实现。在利益受损或产生特定利益期待的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体会产生强烈的利益表达要求。所谓利益表达，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这样描述：“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P199）即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人员提出利益诉求，希求得到维护和保证的过程。

利益表达是政治决策过程的开端，是保证政治决策正确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利益表达同把他们成功地转换为权威性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3］（P199）现实中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不断催化着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在一次次的利益博弈中，人们发现自身利益的实现不能消极地依靠地方政府的安排。以L村为例，随着石油开发引起的利益分配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不仅引发了新的问题，也带来了一些规则的改变，对农村政治建设也产生了影响。

在油田开发初期，一批村干部或村中有经济眼光的人士，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或者通过承包油田开发的相关工程，或者通过为打井队提供生产、生活用水成为当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由此引起了其他农民的关注，一方面对集体所得财富去向的质疑，另一方面纷纷购买运输工具，加入到运输的行列，形成了无序竞争的局面。个别农民多次试图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挤进送水的行列，均因势单力薄未获成功，于是农民团结起来，“抱成团”，一起去争取该行为可观的利润，最终达成了农民可以接受的协议，即全村人集体参与将送水的活承揽下来，每口井抽出一定数额的收入归村小组分给无车户，送水的活承包给运输户，各户按照日期抽号为打井队送水，所得利益归运输户。

当地的村委会基本上是一个空壳，各村人财物的支配权完全掌握在农民小组手中，在该地真正起作用的是当地人称为队干的农民小组长而不是村委会干部。由于石油开发中利益分配的不透明，财务的不公开，多次引发组内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民对农民小组长的不信任加剧。以往队干的产生往往在乡政府的参与下进行选举，由于当地石油开采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得具有政府支持背景的力量很容易担任队干，并加剧为己牟利，利用手中权力肆意侵吞公共利润。因此有时在前任队干任期未满时，农民一致主张将其罢免，改选了一位憨厚、为人公道者担任队干。

利益是人们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4］。特定利益的实现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和资源。改革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培育了农民权益意识，表现为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角色意识的崛起，使得农民在自我利益受到侵害时，会采取各种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正是出于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动机，农民关注自由，希望政府少干预，要求在村治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渴望影响本村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意识到通过各种途径，借助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或者通过农民的力量影响村干部针对具体利益的决策过程，或者形成村规民约，以约束村干部，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运用国家的政策、方针进行游说，或者团结起来以协作的方式争取个体利益的最大化。L村属于弱社区记忆、经济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类型，从而为农民团结提供了必要条件，石油开采带来的利益分享则成为焦点，使L村出现了与一般乡村不同的特点，农民的个体意识和个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逐渐增强，农民对自己到底以何种方式获利多以自己的判断为主，对于乡政府的引导、要求往往采取观望或不合作的态度，在他们认为利益分配对自己不利时会采取联合行为使队干接受农民的建议，对于不信任的队干强烈要求其公开账目，因队干利用权力为己谋利而不愿配合农民利益诉求时，农民则采取直接罢免队干的方式。

二、L村农民利益诉求方式的行为根源

近年来，执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民自治组织以及、司法制度等多种渠道，让农民利益与主张尽可能在制度范围内得以表达，但是体制的不完善性，又致使这种制度设计仍存在不少漏洞与缺失。L村村民利益表达方式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行为根源。

1．市场经济对利益追求和自主参与政治的推动。当前中国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进入大规模分化并走向多元化、多层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自然性结果。这样一种发展战略诱发了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许久的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利益动机。这种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重。在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制度作为一种变量，它的变迁在影响利益内容和利益实现手段的社会条件中起着关键作用。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一种新的利益分化。改革中的社会总要求有一定的途径和机制来表达和满足利益主体的诉求，使利益主体在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动中能够协调利益分歧，谋求自身利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家庭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农民内心对财富的追求，对权利的向往，获得了极大的释放。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也促使广大农民民意表达行为更为理性化。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法则就在于，“追求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是一种求利的经济”。［5］马克思说过：“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上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6］（P297）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平等、自由意识与行为，必然要求在政治生活中以自主性参与表现出来。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每个利益单元而言，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人们并不是天生地要参与政治，而仅仅是参与政治能给人们带来事实上的利益，或是使人们能够避免一种更大的祸害时，人们才去参与政治。”［7］（P68）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民的自扩大，作为利益表达主体的农民，个体意识和个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农民的利益表达愿望更加迫切。

2.村委会职能扭曲和体制内渠道错位。在现阶段农村，农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除自行协商或由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解决外，主要是由村级组织解决。村级组织处于农村社区利益结构的中心，是各种利益主体展开较量的重要场所。但现实中，村级组织的作用往往不尽如人意，还存在与农民利益诉求相左的现象。农民对村委会的不信任加剧。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正式颁布，以村委员直接选举为特征的农民自治制度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不是正式的政府，只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村干部是农民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当家人，不属于政府编制，其首要职责是在国家法律制度框架内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在实际运作中，村民委员会成为在政府指导下的行政性质的农民组织，是自上而下的行为，往往不能充分体现农民的利益。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职能正日益削弱村委会有限的自治权，以执行乡镇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为主要职责，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它的组织职能。村委会不仅很难履行《村组法》赋予的农民利益表达职能，而且往往还成为农民利益表达的第一层阻力，村委会的信任危机不断加剧。当前随着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逐渐地从“顺从者”向“参与者”转变，农民的利益诉求变得极为强烈，甚至会提出现行政治体系难以解决的利益诉求，而现行的村委会制度又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3.农村社区内部分化与聚合趋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成为一个户籍的或居住地域的群体概念，农民在职业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不断分化，较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各种机遇的出现，使农民的收入来源发生了根本改变。从L村的情况来看，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特别是石油开发的带动下，当地农民不再以依靠农地耕种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近年农作物种植的收入约占全年总收入的25%左右。农民利益主体身份的确立和利益要求的分化也促使了农民群众民意表达行为的激增，广大农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生活的参与中逐步积累了民意表达、政治参与的有关知识和技能，也使广大农民的自主性民意表达意识和习惯初步形成。改革以来，一方面农村社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趋势，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聚合的趋势，表现为农民利益的群体化，由此引起了利益结构出现了重组。“1990年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动的基本走向，是两种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趋势的交织，这两个趋势，一个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另一个则是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8］作为单个弱势利益主体的农民而言，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时，L村的农民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互利互惠的愿望，组成了利益共同体，通过合作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该地区的社会资本带有与其他地区农村不同的表现形式，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以血缘和姻亲为依据。特别是随着石油开采带来的新的利益分配争执，使得利益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多以是否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为划分原则。

三、政治信息与农民利益诉求机制的完善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同时让农民群众享有真正的参与权。这就是说，必须从制度建设方面保障农民有充分的参与和自主治理的权利，表明国家和政府已从全局与战略高度重视农民的权益问题。但是如何落实中央的政策与措施，仍然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维护农民利益的难点。如何才能真正改善“农民的穷，实质上是权利的贫穷，经济权、政治权都没有保障”的现状？［9］如何认识农村中出现的农民利益表达的新趋势？关键还是让农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充分满足农民的政治信息权利，使他们明明白白地、清清楚楚地干事。

政治信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政策决策与实施等均需要必要的政治信息。“信息改变权利的分配，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识，创造一种关于权利的新共识”。［10］（P69）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等矛盾，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农村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个人的利益主体意识日益萌发并不断增强，独立的利益主体必然会产生独立的不依附于他人的政治人格和利益诉求，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对农民的生存状态彻底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化，由“依附者”向“经济人”、“政治人”，最终向有着清晰理性选择的“现代人”转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农民的政治信息资源就成为了农民利益表达的一个关键环节。

当我们提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时，社会沟通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考察一个社会系统的沟通问题，主要考察其政治沟通渠道，其基本逻辑就是政治沟通渠道的水平――决定着政治信息的流量和质量、掌握政治信息的能力――决定着社会政治参与的能力。关键是政治沟通渠道的状况。从上述案例看，很显然，农民政治信息不足，是限制着农民实现切实的社会参与的重要障碍。中国长期以来政治沟通水平低，主要是政治沟通渠道匮乏。一是沟通渠道少（如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沟通渠道、政党主导的沟通渠道等），二是沟通渠道水平较差（如沟通过程环节多、控制多，致使信息失真等）。在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当中去。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决策中枢），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即‘内输入’。”［11］（P283）在农村这样的问题就更加明显。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心不足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是在农民的权利意识上升，相对剥夺感增强时，干部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农村基层干部报喜不报忧的潜意识规则，使农民的利益表达失真，农民又远离社会政治中心，社会化程度低，缺乏社会化的信息表达渠道。在我国，各项农村政策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制定，但农民直接面对的是基层政府。改革以来，中央的各类政策是由县传到乡、乡传到村，上级文件精神到村干部，甚至到乡一级就传不下去了。农民对中央政策不甚了解，或干脆不知，导致政治信息不畅。

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往往会提高人们的期望，经济发展则会提高社会以满足人们期望的能力。如由两者所形成的差距无法缓解，会促使人们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12］（P56）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民众开始作为社会利益行为体主动行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能力进行社会政治参与的问题便提了出来。从实际经验来看，民众在政治信息不足（即政治不透明）的情况下，是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政治参与通常表现为被动的，或是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下进行参与，自主性差。因此，提高农民社会政治参与的根本问题，还是要使其掌握进行政治参与的政治资源，信息资源是其中重要方面。而公众的信息资源，有赖于多渠道获得（多渠道是保障信息质量的物质基础），不仅有自上而下的信息传达，还要有横向间的信息流动，更要有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出（如民众利益诉求的正常表达），同时必须有经常性的、制度化的信息反馈。因此，中国现有的政治沟通渠道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明显不足，造成政治不透明，牵制着中国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

四、结论通过以上典型性事例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透视农民与村级组织权威的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村级组织权威仍然对村庄进行着较为有效的管理，如果预见到可能的阻力，就会运用一定的策略来实现其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则会抓住一切机会与村干部讨价还价，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倾向。村干部的选择表现了他们不得不关注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由以往的只对上负责演变为逐渐兼顾上级要求与农民诉求的结合，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只维护本村的利益。在农民与队干部的博弈中，出现过队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己谋利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队干部由于得不到农民的认可与支持而被罢免的事例。同时由于转型期农村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冲突加剧并表面化，利益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关系，国家又没有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强势群体对于处于弱势群体地位农民的侵害和剥夺就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弱势群体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又不得不面对生存压力不断加大的现实，这就迫使农民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时达成某种共识，形成了互利互惠的愿望，组成了利益共同体，通过合作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但是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农民的新诉求――对利益表达的强烈渴望。目前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干群关系问题，需要给农民提供切实可行的表达渠道。加强基层政府对国家富民政策的执行力度，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确保信息的畅通，使农民充分了解国家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如果尽快建立农村的公众信息资源，使信息传达不仅可以自上而下，而且可以实现横向信息间的流动，以及自下而上农民利益诉求的正常表达，实现农民社会参与的经常化、制度化，从而不仅可以确保农民的利益，也可以不断推进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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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责任编辑 张海波］Contemporary Interest Claims of the Farmers: ReflectionsBased on Fieldwork in Village L of Northern ShaanxiLI Yi(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Abstract: With steady progress in democratization in rural China, farmers begin to enjoy relatively mo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becom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takeholders, who will inevitably have independent political personality and interest claims. To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for farmers to articulate their interests, especially to solve their resource problem for political information, becomes the key link to convert farmers from identity relationship to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farmers; interest claims; interest articulations

【收稿日期】2011-09-26 【作者简介】李毅（1963―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思政部主任、教授。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构建和谐新农村中的社会资本与信任供给重建研究”（09JK182）阶段性成果之一。